手机上的中国式民主

出席“两会”间隙，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教师王东林打开手机，看到微信微博好友热议“恐怖袭击来了应该怎么办”，他由此想到昆明发生“3-01”事件后国民反恐教育是当务之急。王东林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中提出反恐教育的议题，其他委员积极补充，最后形成一份会中小组提案。

王东林并不是唯一一位通过移动互联网了解民意的代表委员，在中国较大的几个微博平台上，共有232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实名认证微博账号。

手机上的另一个亮点是：今年“两会”人大、政协还提供微信公众账号，推送最新会议信息和服务咨询。

这些事实透露出一个信号：移动互联网正在走进亿万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共有手机用户12.35亿，微信和新浪微博用户均超过5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认为，移动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去权威化”“去层级化”的交流方式。“民众谈到政治，或者谈起‘两会’等政治活动时，大多没有直观的感受，他们了解到的‘两会’信息都是经过专业人士（例如媒体记者）筛选过的，是专业人士认为值得关注、值得呈现的内容。”在这种传统传播方式中，民众与政治之间总是隔了几层。而微博和微信平台的广泛使用彻底将这些层级去除了，实现了对等的平面化交流。

陈昌凤说，微博已成为政府获取民间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它使政府和民众有了良性沟通的可能性，它为公民更好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党和政府领导力的建设。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看来，移动互联网已在不知不觉中促进政府创新治理体系和管理方法，推动社会民主进程。邵志清举例说，立法机构已从“关门立法”转变到“开门立法”，即向社会公开法律草案，征求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使法律更充分地反映民意，兼顾各方利益，更好地实现公平和正义。”

网络民意也可能直接影响公共政策。据贵阳市委书记陈刚介绍，贵阳2013年就解决城区拥堵问题与网民互动，并从收到的6万条意见里梳理、完善了一个计划，包括修轻轨、建1.5环道路和建大容量公共交通等措施。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移动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匿名性与快速传播性也成为谣言的“助推器”和“放大器”。畅通的言论通道与开放型舆论环境也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便利，产生了负面影响，加剧了群众的盲从与冲动，也使网络冲突与网络暴力现象日益突出。鉴于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的积极作用，政府应从网络上得到数据，从数据里得到智慧，在智慧里凝聚共识。同时政府要将其掌握的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大批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调动所有人的聪明才智，帮助政府在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提品和服务，更好地造福民众。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对传播不实信息、制造谣言、黑客攻击等行为进行严格管控，并依法进行严厉打击，以净化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