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民族主义对中印边界争端升级的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选择了对华友好政策，但在民族主义等因素的作用下，印度政府提出历史边界论和推行单边主义边界政策，致使中印关系恶化，两国走向边界冲突。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民族心理遭受重挫，对华不信任感和仇恨心理长期存在，并成为中印达成边界协议的巨大障碍。

关键词：印度；民族主义；中印边界争端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很快予以承认并成为第二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印度在边界地区延续英国殖民政府的蚕食政策，加快对中印边境的渗透和控制步伐，中印边界纠纷由此出现并在1962年走向战争。对于中印边界争端，学者们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因素的作用，如巴杰帕伊指出，在印度从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和中国从外国控制下解放后，民族主义立刻变成中印两国关系的制约，无论印度是否给予达赖避难权，边界义务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印走向危机。但对于印度民族主义如何左右中印边界争端以及边界冲突又对印度民族心理产生何种影响，中外学术界并没有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探究印度民族主义与中印边界争端的相互作用问题。

一、尼赫鲁政府边界政策和立场的民族主义根源

1947年独立后，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是延续英印殖民政府的政策，即在边境地区推进到要求边界线，重点是控制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在新中国建立特别是解放后，尼赫鲁政府一方面力排众议确立了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另一方面加快在边界地区的抢占活动。具体而言，印度政府的边界政策是控制喜马拉雅山小国、加快对中印边境地区的渗透和控制步伐、采取中印边界已定的边界立场以及企图采取迂回方式将关于边界的单边主义主张强加于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抢占地盘的同时，尼赫鲁政府还提出了“历史边界论”，主要内容是：印度的边界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并不是英国统治印度后制造的；印度确定中印边界线只需要依据印度包括神话在内的各种记载，且通过单方面研究就可以决定中印边境的合适分界线。印度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还大力宣扬历史边界论。尼赫鲁就指出，传统、习惯以及数百年行政管理证明中印边界早已确定，英国做得更多的是开发、发现、争论和确认边界划分，而不是制造边界。而且，英国在边界发展领域的政策与选择并不总是恰当，印度在独立后需要作出某些决定。尼赫鲁的边界观显然包含两个基本主张：印度边界在英国统治前已经存在并是确定的；印度边界不是英国的殖民遗产。

对于尼赫鲁及其政府的边界观和边界政策，直到今天印度国内都存在质疑和不理解的声音。印度学者认为，尼赫鲁应该很清楚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不足，因为1951年2月8日他在印度议会谈到西姆拉会议及其协定时说：“事实上，虽然印度和一向履行该项协议，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正式签署它。事情就停留在这么个阶段。”S.斯瓦密还指出，1914年、1936年以及1954年印度政府未经对方同意确定中印边界，近代史上没有类似情况。对于1954年印度没有提出开展中印边界谈判，印度学者至今不能理解，S.辛格认为，“这仍是一个谜”。

解开尼赫鲁政府的边界观及边界政策的谜团，需要探究独立初期尼赫鲁及国大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利益。首先，印度政府的边界观及其政策是尼赫鲁及国大党的反英民族主义立场决定的。在反英斗争中，尼赫鲁秉持世俗民族主义，其根本诉求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建立独立统一的印度。然而，为了获得在印度的统治合法性，英国殖民政府一直宣扬印度是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建立的，历史上不存在统一的印度国家政权。英国南亚专家蓝姆就认为，“除了两次例外，在英国时期之前印度从未产生一个统一帝国……无疑印度教国家长期存在于次大陆并对现代印度共和国的边界结构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些国家是影响内部边界而不是外部边界……因而，可以说英国建立的将许多语言团体囊括的边界制度超越了印度教共同的文化传统，此前印度没有长期持续的政治统一史。”蓝姆特别指出，沿边界的许多山区居民是佛教徒，属于一种源于印度的文化，但他们也与处于中国势力范围的有着漫长的文化和政治联系。边境地区的某些人群从未受到印度教影响。阿萨姆提供了后一类型的许多例证⑥。印度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构建印度论”，主张印度次大陆在英国殖民前已经存在一个具有相同文化和共同历史的国家――印度。尼赫鲁就指出，文明诞生以来，在印度人思想中就有某种统一梦想，印度统一存在于文化而不是宗教之中。他还相信很久就存在一个名为“印度”的精神和文明实体，并描述了这个国家的天然边界，还将国家衰落归于多孔边界、不统一和分裂。显然，尼赫鲁是将中印边界看作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否认其为英国侵略扩张的结果。

其次，尼赫鲁的边界观及边界政策也体现了独立后印度构建统一民族国家身分的现实需要。1947年，以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巴基斯坦成立，沉重打击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也给独立后的印度带来了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问题，时任印度外交秘书的K.P.S.梅农就说：“在英国离开印度时，已经分裂的印度的统一还存在危险。大约560个土邦没有处理。他们可以加入印度、巴基斯坦或者是保持独立……印度看起来将巴尔干化。”不仅穆斯林团体寻求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建构新的民族和国家，印度国内还有众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度统治的山区部落是英国通过武力征服完成的，此前印度人从未控制过这里，双方的历史联系也比较稀少，印度本土与部落区在种族、宗教、语言以及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印度文化对这些部落的影响不大。部落民一直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1947年那加人就宣布过独立。尽管印度利用力量优势成功地合并了土邦和少数民族部落区，但因经济落后、地理分隔、文化差异以及不友好邻国支持等原因，那加人、米佐人、阿萨姆人、克什米尔人、旁遮普人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边境地区局势比较动荡。

为了打击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尼赫鲁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坚持印度国家不是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印度民族在英国人来到之前就已形成，标志之一是印度有由传统和习惯确定的边界线。在印度眼中，边界成为祖国神圣领土完整相关的问题，成为高度感情化的内容。在塑造统一的民族国家身分时，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世俗民族主义者是将领土与历史文化相连，在印度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则将领土与宗教相连，两者都是以领土来界定国家身分，都将印度的领土和边界“神圣化”，1947年分治后还将来自于内部或外来的任何领土挑战看作是对神圣领土的亵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印度政府在国内合并大大小小的土邦，在边境地区也是积极推进，“印度独立后，原来隐藏在深处的中印矛盾开始凸显，其作为独立国家的意识空前膨胀，在外交上刻意继承英帝国侵略所得的利益及边界。”为了捍卫“神圣边界”，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采纳了阿尔达一约翰逊线，其原因除了印度的克什米尔政治家游说作用、尼赫鲁总理和其他克什米尔籍高官的密切关系之外，还与印巴分治创伤及其留下的碎片化印度国家和民族意识以及印巴克什米尔之争有关。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度政府坚持非法的西姆拉协定和“麦克马洪线”，针对议员们提出的麦克马洪是想象之线和中国进行地图侵犯等问题，1950年尼赫鲁在议会强硬宣示：“我们的地图显示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线，不管有无地图，那就是我们的边界线。这是事实，我们坚持这条边界线并不让任何人跨过它。”

总之，在反英民族主义作用下，尼赫鲁政府拒绝承认中印边界是英国的殖民遗产。面对印巴分治及其后的印度民族分离主义危机，尼赫鲁政府不愿放弃任何已控领土以及与中国就边界争议问题开启谈判。

二、大众民族主义压力下的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转变

立足于“历史边界论”和单边主义边界政策，印度不断侵占中国的传统控制区，1951年中印边界纠纷即已出现。然而，在1958年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之前，两国边境地区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安宁的局面。1959年后尼赫鲁政府采取强硬的边界政策和对华政策以及中印边界问题从争端走向冲突，印度精英煽动和利用国内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独立后，印度政府的民族政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但在多元化和长期分裂的印度，只有印度文化才能成为凝聚大多数印度人的纽带，而正是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印度精英将看作是印度的天然势力范围。在近代印度的民族主义叙事中，被视为印度文明圈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精英有着强烈的情结，强调印度与在地理、经济、宗教、圣地、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等方面的联系。因难以割舍，有些印度精英还想方设法夸大对印度的重要性，他们强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世界屋顶’，但它确定是印度的屋顶。任何侵犯的强大扩张者是拿着装满子弹的枪指向印度的心脏。”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尼赫鲁政府理性地选择了对华和平共处政策，接受是中国的自治地区并同意放弃印度继承的在的殖民特权，但尼赫鲁主导下的印度对华政策并没有得到文职高层和军队高官的普遍接受。

为了迫使尼赫鲁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印度极力利用公共舆论及议会平台向政府施加压力，边界问题及与其相连的地位问题为印度精英煽动公众反华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大好机会。例如，在1957年中国《人民日报》报道了中方在阿克赛钦修路一事后，印度媒体也向国内报道了此事，印度公众一片喧哗，议员在议会作出强烈反应，要求政府作出解释，并明确反对尼赫鲁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尼赫鲁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策，1958年7月在中印边界西段派出两支巡逻队调查情况，随后就巡逻队失踪和中国公路通过印度领土之事与中国外交部进行外交交涉。中国修路事件及边界纠纷在印度继续发酵，尼赫鲁不得不亲自过问，1958年12月14日致信指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并敦促中国修改地图。

正当中印高层就边界问题进行外交交涉之时，又一场危机出现。对于1959年的问题，印度国内反应更加激烈，媒体长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十分担心出现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一些媒体还发表反华言论，指责中国侵入、占领并使之变成殖民地，还认为中国军队将会直接威胁印度的安全，要求尼赫鲁政府抗议中国在行动乃至是重估对华政策。除了印度共产党之外，印度所有团体都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的高压政策。在印度议会，反对派激烈反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政策，对中国加强对的控制和印度的不干预政策十分愤怒。如时为议员的瓦杰帕伊支持，要求政府帮助达赖和警惕新的黄色帝国主义，他还认为1954年政策错误，要求修正政策，中印友好不能牺牲，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没有意义，印度应该放弃潘查希拉。印度反对派还发动民众在印度许多城市举行游行，并到中国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还有一些团体召开支持的会议，甚至企图在1960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动员世界各国支持。

在初期，尼赫鲁政府反应相对克制，一再拒绝干预问题，尼赫鲁警告说：“议会将认识到形势是困难和微妙的，我们应当避免做可能恶化形势的任何事情。”因中国指责是以噶伦堡为基地的帝国主义与外国反动势力支持的上层叛乱，尼赫鲁还拒绝国内讨论事务，以免恶化中印关系。然而，在印度精英成功煽起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后，印度公共舆论压倒性地同情团体和严厉批评中国的压制。在国内压力下，尼赫鲁不得不在控制危机和印度总体对华政策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一方面，面对印度反对派和公众日益激烈的反应，尼赫鲁开始调整不干预政策，支持议会有争论事务的权利，他还向中国强调印度国内言论自由、印度人民同情以及希望自由等。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议会克制，别把小事变成大事。可见，尼赫鲁是在议会公众观点和避免对华不友好问题上走钢丝。然而，尼赫鲁的平衡政策难以执行，如面对不断破坏中印关系的印度媒体，尼赫鲁呼吁他们帮助阻止民众情绪化，但因担心失去与公众的联系，他不仅不敢限制媒体，还被迫保护这一破坏他调和中印争端努力的压力团体。

实际上，在达赖集团以武力对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印度同情与对华友好自相矛盾，尼赫鲁也难以在中国政府与印度民众之间保持平衡。在印度大众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尼赫鲁日益偏向国内舆论，他竭力为印度国内反华行动辩护，肯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立足于感情与人道主义原因的同情；也是源于某种来源于长期宗教和文化联系的与藏人的亲近感。这是一种自发反应。”潘达认为，尼赫鲁偏向国内是试图争取已经疏远的公共舆论，迎合并试图刺激利用公共舆论，以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印度对边界事务的感情力量。随着快速走向溃败，印度政府日益卷入问题，对国内反华舆论不作为乃至有意利用，热情地收留达赖及其追随者，纵容达赖集团在印度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甚至对实施经济制裁，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名存实亡。

然而，印度认为尼赫鲁政府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支持反对中国，他们对尼赫鲁的不满和指责有增无减，尼赫鲁政府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进一步增长。1959年9月7日，正是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印度政府中印关系白皮书，将中印两国关于边界争议的外交交涉文件公之于众。但是，印度政府这一行动反而是招致了反对派潮水般的批评，他们指责尼赫鲁政府放弃领土和隐瞒信息，要求印度改变对华政策和对外不结盟政策。为了规避舆论压力和证明自己维护印度国家利益，尼赫鲁采取了将中印外交交涉文件快速公开的政策，由此丧失了对华外交政策主导权。此后，印度对华政策为强硬的公共舆论左右，可以说，印度公开白皮书使中印敌视共存公开化。在公共舆论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下，尼赫鲁政府边界政策日益强硬化，改变阿克赛钦可以谈判的立场，要求谈判前中国军队要从所谓印度被占领土上撤出，在空喀山事件后进一步指责中国是以帝国主义方式成长和进入。

三、印度对华“受害者心理”的长期化及其对中印边界问题处理的掣肘

因边界局势趋于紧张，1959年中印两国都开始加强边界军事力量，双方互不让步使中印边界争端从冲突走向战争。中印边界冲突仅仅持续了40天，但对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印度民族心理遭受重挫。战败后印度在国际上的威信和影响力大为下降，尼赫鲁的后继者甚至不再寻求世界大国地位而只关注于在南亚地区称霸，印度的民族自豪感遭受重挫。有的秉持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学者还夸大这场冲突对印度的危害，声称“1962年战争给印度留下的伤痛比印度历史上经受的任何外来侵略、军事失败和殖民扩张都大，这一创伤至今没有愈合”。如今，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印度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再度回升和高涨，但1962年以来的对华“受害者心理”依然存在。《印度快报》总编辑谢赫・古普塔指出，印度社会一直为1962年阴影困扰，“在我们的头脑中中国从来就是我们最严重的安全威胁”，“由于避免对1962年战争进行公正的评价和理解，印度的两代半人是在对中国的担忧下长大”。

印度对华“受害者心理”长期化首先是印度政府推卸战争责任的产物。为了规避战争责任，印度政府一直是极尽可能地指责中国导致战争，出现了中国转移矛盾论、中国报复论、中国侵略论、中国打击印度以称霸亚洲论、中国意识形态作用论等等说法。直到今天，印度的主流观点还是攻击中国背叛了印度的友谊，S.辛格就认为，尼赫鲁执行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是立足于想象的他国对印度的友好，同时他也没有兴趣直接评价中苏等邻国的长期意图。尽管对世界历史的深刻了解让尼赫鲁知道中苏扩张主义基本特征的真实证据，这也是他经常提到的，但很多时候他将他们虚假的友谊当作真正的。实际上，尼赫鲁政府曾组织专家调查中印边界战争并出台了一份报告，但这份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布，也没有人因战败遭受严厉的惩罚，2012年印度一份报纸就指出，1962年的“受害者心理”实际上是印度政府制造的。

印度对华受害者心理长期化也是印方将中国视为对手甚至是敌人并不断宣传中国的结果。1962年战败后，尽管尼赫鲁认为中国再次进攻印度的可能性不大，但他将中国当作长期敌人或对手，主张需要加强力量来对付中国威胁。随着中国常规武器能力增长、在新疆地区建成公路交通网络以及在1964年获得核能力，印度的中国威胁感不断增长。尼赫鲁病逝后继任的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总理多次发表反华讲话，将中国称作印度的敌人。夏斯特里病逝后，新总理英迪拉・甘地继续敌视中国，一再指责有核武器的中国对印度构成了“威胁”和“危险”，并威胁和破坏世界和平。她还借访问之机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反华演说，指责中国实施“侵略”、破坏南亚稳定并对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构成威胁。在议会，印度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高官经常宣扬中国，指责“中国继续采取敌视态度”、“中国非法占领着大量印度土地”、“大量中国军队集结在我国北部边界上”、“中国对我国北部边界的威胁仍然没有减少”、“中国入侵不丹”、“中国入侵锡金”，等等。印度官员还抹黑印度共产党，称其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并经常指责中国支持、鼓励和训练印度那加叛乱分子和毛派游击队。印度媒体也不断炒作中国入侵威胁，如1965年印度外交部对外披露中国要求印军在规定时间撤离乃堆拉山口后，众多印度报纸都用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个所谓中国“最后通牒”事件，中印边界战争论甚嚣尘上，印度国内反华情绪再次高涨。1976年中印关系走向正常化后，中国在印度依然存在。如1998年5月，印度人民党政府在上台三天后就进行了核武器试验，为了逃避国际社会的指责和制裁，瓦杰帕伊总理致信美国总统克林顿，以“中国”作为印度寻求核武器的理由。2007年中国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后，中国内地到的交通水平大幅度提升，中国在印度再度抬头，印度媒体掀起新一轮反华浪潮。

1962年以来的对华“受害者心理”在印度长期存在，如今还成为中印达成边界妥协的障碍。一方面，印方认为自己是中印边界冲突的受害者和失利方，依然坚持尼赫鲁时期的边界主张，不能正确对待更不能接受中国的边界心理和利益诉求，1962年11月通过的所谓收复“失地”决议今天继续有效。另一方面，在受害者心理作用下，印度对华秉持不信任乃至是敌视心理，中印难以在边界地区建立互信，这增添了两国达成边界妥协的难度，也破坏了多年来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局面，近年来两国还相互指责对方侵犯本国边界甚至多次形成军事对峙态势。印度学者就指出，印方1962年心理阴影是中印达成边界协议的巨大障碍。澳大利亚学者、《印度对华政策》一书的作者内维尔・马克斯维尔还认为：“未来印度政府承认棘手的边界争端是人为的并是印度的错误和责任，同时接受北京公开邀请进入谈判，出现这样的‘戈尔巴乔夫现象’看来没有现实可能性。印度政治精英错误的受害感和反华心理看来十分深广和根深蒂固，不允许任何民主的负责任的政府执行极其不同的政策，更不用说是支持政府通过多年的谈判后走向达成协议。因而，预计未来情况是中印边界僵局像现在一样不时转向边界紧张和武力冲突，这将一直存在――唯一可能的是新德里出现一个大胆的政府推行新政策予以突破。”有的印度学者甚至认为，印度有的精英不信任中国，意味着印度仍然是谈论中国而不是与中国谈判。

总之，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独立初的印度政府对十分重视，边界政策是寸土必争、寸土不让，并将英国边界殖民遗产看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拒绝进行边界谈判。印度还利用中印两国在问题和边界争端方面的矛盾和分歧，煽动和利用印度大众民族主义，迫使尼赫鲁改变对华友好政策，而印度僵硬的边界政策最终导致中印边界争端从纠纷走向冲突。在边界冲突后，印度民族自豪感严重受挫，对华长期秉持不信任感和仇恨心理，印方1962年心理阴影还成为中印两国达成边界协议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