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生活挤压出的小市民

武汉的公共汽车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1.2元的非空调车,一种是两元的空调车,武汉人一般看车型决定付款方式,上1.2元的,由于刷卡是同样的价格,就使用现金,鉴于找零麻烦,投一元钱也没有人管;上2元的空调车,则刷卡优惠,可以省两毛。

这种精于算计,确实少见。因此,武汉人被全国人民无情地斥为“小市民”。许多人到过一次武汉后,就自信地下了断语:“武汉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和天津可以并列”。

赵克来自福建,已经在这个县城连读书带生活,呆了8年,住在武昌的水果湖,在一家IT公司写程序,每个月2000多的工资,像武汉人一样过早(吃早饭),坐武汉的麻木(武汉早在2003年禁止麻木,现在只是作为地下状态存在),武汉的杂乱无章对他来说,是可以触摸的。他说:“没办法,武汉就是这么小市民。”似乎一说到武汉,一定要露出鄙夷的神情,连很多热情的本地人,都会因为这种被强加的长期意识,不自觉地对这个标签表达一番,但事实上他们令人惊奇地热爱这个城市,“因为到处都是小吃,到处都是生活。”

赵克半生不熟地引用作家池莉的描述,认为池莉对花楼街的描述也是对武汉的描述。“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劲儿”。

1998年的武汉,刚刚经历了7年的黄金时期,经济年均增长16%,号称中国的芝加哥。那一年,一场抗洪救灾过后,全国性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启动,这座老工业基地迅速陷入了“中部坍塌”的迷茫。大批职工下岗,省市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倒闭的不计其数。

“生活都顾不过来,还有什么文明可讲。”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居高临下的“小市民”评价只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赵克在一旁说道。

武汉曾经是一个自豪的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工人们,散居在城市每个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早起上班,然后下班,打麻将。下岗前他们的生活是清贫,下岗后他们的生活则只能用艰难来形容。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卫生,很多时候都太奢侈。

在奥运火炬来临前,汉口江汉路附近的街道上,居委会大妈提着录音机和扩音器,广播里不停提醒市民,要求大家讲文明树新风,为武汉市迎接奥运火炬做贡献。但是已经被拆掉一半的花楼街依然故我,人们把大大小小的东西晒在整条路上。在一处废墟边上,一位大爷瞪着我说,我们家就9平米,东西不让晒在外面晒哪?

对于这个城市挣扎的底层人民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过体面的生活,却被要求遵守体面的规则;他们从社会获得的回报很少,却被要求对社会尽他们的义务。在中国,基本上每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都是小市民的。武汉之所以出名,在于它本来就是一个明星城市,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中部的中心。

在武汉的夜色里,一个又一个武字头企业的门面,夹杂在市区繁华的建筑里。武汉人热心地为我解说这些曾无比辉煌的企业。

我不自觉地往汉口的老城区去,有人说,这里只代表中年人的武汉,他们建议我去武昌,看看那里的中国光谷、鲁巷广场,坐在新开的星巴克里打量过往的人群,或许他们代表了武汉的新一代,但我仍然愿意讨论小市民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人们过于强调一个城市人的性格,而忽略了生活对他们的挤压。

这个城市迎来了众多省内其它地市的寻梦者,他们在艰难中奋斗的身影,一如当年的产业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社保,没有房子,但至少还有梦。虽然,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小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