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

摘 要：基于部门利益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研究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通过对1 39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企关系与环境信息披露成负向相关关系;在政企关系作用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但没有起到相应的规制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与时间性，但是对于量化性并没有起到削弱作用。

关键词：政企关系;环境规制;信息披露;选择性

中图分类号：F123.15;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1-0074-08

一、引言

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低碳环保概念之后，绿色经济发展要求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为满足高涨的环境意识及社会对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化的要求，企业披露更加完整的环境信息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环境信息披露被认为是继命令与控制监管和市场环境监管之后的第三种环境监管模式（Tietenberg，1998[1]）。按照我国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环境信息披露并不是被强制披露的部分，企业在被动地遵守相关法规的前提下并不情愿披露企业更多的环境信息，这就导致了企业有选择地披露环境信息，对于一些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信息延迟披露甚至不披露。我国现阶段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比例不高，差异性较大，主要集中在重污染行业（毕茜 等，2012[2]）。二是披露的内容多为描述性和历史性信息，信息不全面，可比性差（胡静 等，2011[3]）。三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不规范。披露的显著性、数量性与时间性方面在企业间差异很大（李余晓璐，2011[4]），对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分析，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压力、行业差异、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等方面，未充分考虑到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际上，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一般是一个地方的支柱性企业，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资源稀缺的现状下，企业更倾向于寻求政治庇护。而地方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的增长，可能会放松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也可能同样存在放松管制的情况。本文拟就政企关系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的影响进行分析，进而对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情况展开研究。该研究可以为国家制定相关的法规制度、提高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与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一）政企关系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

政企关系是不同的制度环境在企业及高管行为方面的最终体现，在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Faccio et al，2006[5];Fisman，2001[6]）。企业通过这种特殊的“政治暧昧”关系，可以在政府补助、环境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获得诸多额外的收益与竞争优势（Agrawal et al，2001[7]），使企业与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达到某种程度的谅解或共识（邹国庆 等，2010[8]）。Khanna et al（1997）研究表明，在政府监管严格且影响较大的地区，企业通过市场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就会较高，企业更倾向于建立一种紧密的政企关系使其在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中获得更多优惠[9]。对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监管部门虽然要求其披露环境信息，但披露多少以及在什么时间进行披露具有自主性，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执行力上掌握了很大的变动空间，也成为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动机所在（姚圣，2011[10]）。而对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主要集中于外部因素与企业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舆论压力、公众压力、社会声誉等（肖华 等，2008[11];王霞 等，2013[12]），而企业的内部影响因素则主要包括企业的规模（Gray et al，2001[13];Zeng et al，2010[14]）、所处行业类型及公司治理（De Villiers et al，2011[15]）等方面。对于政企关系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影响研究较少。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经济背景，政企关系对于地方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将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将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产生怎样的作用值得研究。

（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

会计信息作为社会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具有很多特性，会计信息质量、信息不对称性等可能会导致信息披露内容低效甚至无效，政府有必要对信息披露进行监管。荣敬本（1998）将中国政治分为“三层”，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16]，该分类方法突出了地方政府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方力量的重要意义（周黎安，2008[17]）。2008年5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于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责任进一步明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6条规定，政府应监督本辖区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工作。地方政府提高对环境信息工作的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会有所提升（沈洪涛 等，2012[18]）。另外，来自于中央政府日益严格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促使地方政府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工作。2007年环保部制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办法被期望能有效地改进过去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加快从传统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模式向多方参与的开放式环境共管模式的转变（李富贵 等，2010[19]）。一些学者（Jaggi et al，2000[20]）认为，转型经济国家多是政府主导型的，如马来西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增加归功于地方政府的努力（Yusoff et al，2009[21]）。国家监管措施在进一步完善，但对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经济背景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抉择。对地方政府而言，重污染行业乃是一个地区的支柱型企业，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政府在面对环境监管措施时往往对企业妥协。在这场利益与正义的角逐中，更多地方政府把天平倾向了利益的一方。

现阶段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对环境信息披露及选择性披露的影响研究较少，特别是在企业倾向于利用这种政企关系以获取自身利益的作用之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的执行动机、执行力度、执行方式等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也显得尤为重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部门利益理论

政府规制俘获理论是部门利益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政府规制是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被规制者通过游说、收买等方式来俘获政府规制（李项峰，2007[22]）。部门或政府官员，在利益的操纵下使得政府规制政策效率低下，成为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但是对于政府的环境规制，一些学者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明显。在政府规制环境领域，即使存在一些利益集团，但是相关的规制机构也很少被俘获。在这场利益倾向中污染者、环保者及社会公众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部门利益理论本质上是各个角色的博弈均衡。实际上，在面对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同时，政府环境规制往往会产生选择倾向性。外部环境的不同及内部规制的差异都会对这种倾向性产生影响。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外部环境来影响政府环境规制的实施（姚圣，2011[10]）。地方经济发展是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因素（张光，2013[23]），而地方发展经济需求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实施之间的选择倾向性会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与被规制企业之间就可能形成了一种隐性均衡，双方通过建立一定的政企关系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但是这种隐性均衡的后果会使企业延迟披露甚至不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特别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的攻坚时期，各种法律法规上不完整，地方企业为了实现环境规制的最小化，往往通过建立相应的政企关系来俘获地方政府。而上市公司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会对其进行大规模规制。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2。

假设1：政企关系会对环境信息披露产生影响，并成负相关关系。

假设2：企业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制作用，使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负相关关系。

（二）印象管理理论

Erving Goffman在1959年提出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理论。该理论提出无论外界环境如何，人们总是尝试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在他人面前尽可能留下好的印象。Leary et al（1990）的研究表明，恰当的印象管理会对理想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24]。企业信息的选择性披露在不同的动机下对披露的时间、内容及方式都会产生影响。Healy et al（1993）总结了六个公司选择性披露动机：降低资本成本、经理人获取公司控制权、提高风险补偿、降低法律诉讼成本、传达管理层能力信号以及降低所有权成本[25]。但这种行为违背了市场的基本法则，侵犯了投资者公平获取信息的权利，严重降低了市场效率（宋炳华，2007[26]）。选择性信息披露在环境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实际上，我国企业在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方面存在着更大的“操作”空间。当前我国的环境规定一般倾向于引导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强制性不高，这就导致在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周威 等，2013[27]）。沈洪涛 等（2012）对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的界定除了在总量上确定之外，还将环境信息披露分为三种披露倾向：披露显著性、披露数量性与披露时间性[18]。对企业而言，在选择性披露环境信息的时候，除了在总量上选择，还可以在显著性、数量性与时间性上进行选择。当然在每一种选择类型上都有两种披露倾向：一是正向环境信息披露。主要体现在环境信息披露总量比要求的多，并在显著性位置披露，以数量性披露为主，披露也较为及时。另一种倾向是负向环境信息披露。主要表现为披露总体数量偏少，一般是按照最低要求披露，并且不在显著位置披露，以文字描述为主，披露信息也多数是过去的信息。环境信息披露的选择性与环境信息披露在影响因素上会有所差异，为获取稀缺资源，企业更会有选择地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政企关系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企业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中建立了良好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桥梁作用到底是怎样对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产生影响有待于研究。环境信息有选择的披露方式受到自身环境绩效、外部环境状况以及上市公司战略或战术目标的影响，现有文献对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而且并没有从政企关系的角度分析地方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选择性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性、量化性、时间性的规制作用。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界定

变量的选择与界定如表1所示。

（二）数据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剔除ST、SST等财务异常的公司，共1 391家观测样本①。样本公司年报从巨潮咨询、深证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手工收集计算得到，其他数据来源于CCER、CSMAR数据库等。

（三）描述性统计

1. 总体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1）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波动性大、分布离散，且明显偏低;选择性信息披露指标也相对偏低，波动性较大。说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偏低，自愿性披露意识薄弱。（2）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力度相对偏低而且分布比较离散，差异性较大。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对于环境规制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执行力度尚有欠缺。（3）政企关系的平均水平是0.77，说明我国重污染行业中大部分上市企业有政企关系。（4）样本企业市场化指数波动性较大，说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盈利能力、公司规模等相对比较稳定。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过渡时期，各种制度法规尚不完善，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上不能够正确显现。对于环境信息披露还处于自愿性披露阶段，企业往往延迟甚至不愿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政企关系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分组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从表3分组描述性统计得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较低的地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较高，而政府环境规制较高的地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对于选择性信息披露指标，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较低的地区显然比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较高的地区水平要高。并且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较高的地区政企关系度比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低的地区稍高，并且表4中，从秩均值和U统计量的精确显著性可知，在低政府环境规制与高政府环境规制中，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政企关系、市场化指数等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3. 相关性分析。表5中可以看出从Spearman相关系数和Pearson相关系数的角度，政企关系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负相关关系，并在0.01水平上显著性相关。验证了假设1“政企关系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负相关关系”。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的选择性上具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企业更倾向于披露对企业有利的环境信息，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时间性，企业更加倾向于披露已发生的环境信息，对于正在发生的或者将要发生的环境信息会延迟披露甚至不披露，这就导致了环境信息披露的选择性，更加不利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另外，对于企业内部监管、企业本身的性质可以看出，企业内部监管力度、企业的规模等将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起到促进作用。

（四）回归分析

本文建立了以下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市场化指数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及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之间的关系。

模型1：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从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政企关系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负相关关系，并在0.01的水平内显著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对较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属于自愿性信息披露，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政企关系来延迟相关的环境信息披露，特别是在企业发生重大环境事件时，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政企关系来降低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害社会的利益。在没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地方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产生影响但是并不显著，而在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负相关关系，并在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在政企关系作用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验证了假设2。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在外部环境与企业本身利益的影响下表现出不同的环境规制力度。而政企关系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的重要因素。在资源稀缺的现状下，企业更加趋向于寻求政治帮助，通过政企关系获得利于企业更长远发展的政策。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地方政府的支柱型企业，对于地方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利益的快速增长，对地方支柱型企业的环境监管相对较低，而支柱型企业本身往往也倾向于通过建立一种政企关系而获得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与被规制企业之间就可能形成了一种隐性均衡，双方通过建立一定的政企关系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但是这种隐性均衡的后果会使企业延迟披露甚至不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使得政企关系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负相关关系，在政企关系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使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负相关关系。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攻坚阶段，各种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企业为了实现环境规制的最小化，倾向于通过建立相应的政企关系来俘获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满足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的规制将会有所放松，在这场利益追逐中，企业通过政企关系获得利益，地方政府则通过宽松的规制力度满足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损害国家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模型2：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回归分析。

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在没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地方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性产生影响但是并不显著，而在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性成负相关关系，并在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与企业总体环境信息披露结论相一致。（2）在没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地方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量化性产生影响但是并不显著;而在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量化性产生影响却不显著。说明在环境信息量化性的披露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3）在没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地方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时间性有促进作用并在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而在有政企关系的企业，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时间性成负相关关系，并在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政企关系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时间性。选择性信息披露在信息披露的时间、方式等方面具有自愿性特征，而为降低企业资本成本、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等目的，企业在信息披露的选择性上具有很大的操纵空间。企业通常延迟披露甚至不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由于环境信息披露的选择性，企业会更倾向于与地方政府建立政企关系，企业所处的市场化程度、企业的性质、企业自身的财务业绩以及控制权比例等因素都会对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产生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于能源效率是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地区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能够反映政府对于地方资源的有效监管，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因此，用能源效率（ER）指标来替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LOCAL）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部门利益理论与心理学的印象管理理论，研究企业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政治关系是否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制作用，以及对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的影响。通过对1 39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更加倾向于利用政企关系来降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延迟披露甚至不披露相关环境信息。（2）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多为所在地区的支柱型企业，决定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在这场利益均衡的追逐中，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维护企业。政企关系明显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制作用。（3）政企关系作用下的地方政府规制对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的显著性、量化性、时间性的影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政企关系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与时间性，但是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量化性并没有起到削弱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及企业自身的财务业绩等因素也会对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产生影响。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引起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在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法规时，应更加注重对环境规制的执行效率与效果。制定相应实施细则来督促实施，把环境规制落实到基层。对于环境规制的执行，应定期进行检查，到地方及地方企业进行走访，及时收集反馈信息，及时完善环境规制，做到与时俱进，使环境规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第二，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更加注重地方经济多元化发展，合理化分布，减少对污染型企业的依赖程度。提高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发挥环境规制的作用。对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高管人员进行相关的限制性约束，严厉打击企业利用政企关系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的执行。对于地方政府管辖区域的重污染企业要严格发挥地方政府的规制作用，严格把关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从根本上杜绝企业通过政治关系违反法制法规，最终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

第三，从企业自身环境信息披露的角度，企业应提高自身环境信息披露的自觉性，及时准确地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避免只披露促进企业发展的环境信息，延迟甚至不披露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信息。在发生重大环境事故时，做到不隐瞒事故事实、不推卸事故责任、不损害社会利益，做好企业自身内部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对于企业高管的任职要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严格把关，建立起良好的内部监管制度，规避高管政治关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产生的影响。

注释：

①2010年9月14日，环保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中指出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16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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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e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fferen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Selective Disclosur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Heavy Pollution Listing Corporation

Cheng Na1， Yao Sheng1，2， Liu Xuemei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2.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partment interests theory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 the author researche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e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rough the 1391 heavily polluting industries listing Corporation from 2010 to 2011 data empirical study， which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and the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under the a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t did not play a regulatory role of the corresponding， but reduce the enterpris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weakens the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terpris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imeliness， but not to weaken the role of quantify.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el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