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的公平贸易?

6月25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召集了一次罕见的高级别贸易官员会议，商谈重启停滞不前的多哈回合谈判。总干事拉米宣布将邀请约40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于7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为期一周的会谈，力争在农业补贴及农产品和工业品关税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对此新一轮多哈谈判高度关注，为此本刊特别整理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对如何通过自由公平的贸易，使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真正受益的演讲，以飧读者。

编译/舒佩

“通过建立一个崭新的现实主义基本模型，处理当今世界穷国与富国间的贸易关系，其最终目的有三：在兼顾强弱经济体利益的前提下开放市场，确保世界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调整成本最小化。”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名实不符的“发展回合”

最近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是乌拉圭回合谈判，1993年结束，1994年正式签署协议。其时我在白宫任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有机会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总统们总是非常热衷于签署贸易协定，因为考虑到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总统没有办法花钱，但还是想做些事，而能做的事之一就是签订贸易协定――签订贸易协定“惠而不费”，至少不需要立刻掏钱出来。

1997年，我离开白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我来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对该组织的衮衮诸公称，如果想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那么诸君应该意识到，以往的几轮贸易谈判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公平，因此我们需要一轮“发展回合”谈判，以纠正前几轮谈判所造成的不平衡。很不幸，他们对我的这些话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到1999年12月，各国试图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地点选在西雅图。我想克林顿总统可能希望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被命名为西雅图回合，或者索性叫克林顿回合而名垂史册。但其结果大家应还记得：在西雅图，非但没有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反而爆发了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示威与骚乱。骚乱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全球化所持的态度。正是由于骚乱，全球媒体开始关注全球化到底在怎样进行，看到诸多做法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并由此引发了过去九年中关于全球化的真正有意义的探讨。

西雅图会议后各国几次试图重开贸易谈判，但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事件后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各国合作无间，直到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及各种单边主义行径破坏了合作的良好氛围。不过无论如何，区区几个月内，各国间的合作的确产生了一些成果。到2001年11月，各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达成协议，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

这一轮的贸易谈判被美其名曰“发展回合”，对此我深感欣慰，但事态发展得并不顺利，因为美国和欧盟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上一轮贸易谈判实际上使得最贫穷的48个国家变得更贫穷了，这些国家几乎囊括了整个撒拉哈以南的非洲地区。

在多哈，美国和欧盟背弃自己的承诺，导致谈判毫无进展。其后的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的一次中间会议中，由于美国和欧盟拒绝谈判的核心问题，即农业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退出，谈判再次破裂。

所谓“发展回合”其实不配被冠以“发展”之名，其实质是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

撒谎者与伪善者

虽然真正的“发展回合”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农业问题，但会谈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农业问题展开的，因为农业问题如此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美国和欧盟的伪善：他们一方面声称自己信奉自由贸易，但却为本国农业提供补贴，实际上干预了自由贸易。

有两个案例足以令我们管窥发达国家伪善的本质，一是棉花补贴，一是“除军火外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Arms，简称EBA）计划。

近来棉花补贴几乎成了贸易谈判的一个象征。棉花补贴同食品补贴不同。食品补贴通常比较复杂，因为食品补贴会降低全球食品价格，伤害食品生产者，但帮助了食品消费者，因此可以说有赢家也有输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因此受害，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还会从中获益。棉花补贴则完全不同，如果限制棉花补贴，棉花价格会上涨，棉花的生产者将会获益，而以棉花为原料的产品，如纤维、服装等，价格几乎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如果发达国家取消棉花补贴，有些发展中国家将会获益，而没有人会蒙受损失。

美国每年花费30亿美元〜40亿美元用于棉花补贴，从这些补贴中受益的美国棉农全部加起来约有2.5万名，而且绝大多数补贴落到其中约1万名棉农手上，受益人群之小令人难以置信，却导致棉花价格下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损害。如果没有棉花补贴，美国本应进口棉花，而有了补贴，美国却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国。也正因为棉花补贴，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有1000万棉农因此蒙受损失，而在印度，至少部分地因为美国的棉花补贴，诸多农民无力偿还债务，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农民自杀浪潮。这一案例堪称经典：极少数非常富有的美国农民获益，数千万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农民受害。

美国总是声称自己相信国际法，而世界贸易组织也已做出裁定，明确美国棉花补贴违法。美国本不希望巴西将有关棉花补贴的纠纷告到WTO，但巴西舍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美国声称，发展中国家没有仔细阅读条约上用小号字体写就的条款，实际上这也是令人们愤怒的一个原因，因为协议上有很多小字条款。按照美国的说法，这些条款允许美国为其棉花生产提供补贴，因为棉花的补贴不具“贸易扭曲”（trade distorting）性。

另一个故事是“除军火外全部免税”（EBA）计划。这项计划的内涵是，取消发展中国家除军火外的所有商品的进口关税，消除贸易壁垒。这不会给发达国家造成什么伤害，却能极大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试图说服美国参与到这一计划中。美国表示，100%免税尚难实现，但可以免除97%来自发展中国家商品的进口关税。这听起来很美，毕竟97%与100%相差无几。但实际上，你还是需要提防“小字条款”：美国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将EBA，即除军火外全部免税，篡改为EBP，即“除了你所生产的全部免税”（Everything but what you produce），即所谓97%免关税商品是指发展中国家理论上可以生产的，而非他们实际在生产的。举例说来，美国告诉孟加拉，后者如果向美国出口喷气发动机、飞机或高精尖电子产品，可享受免关税待遇，但事实上孟加拉根本没有能力生产这些产品。至于孟加拉能够生产的，诸如服装、纺织品之类，则根本不能享受免税待遇。实际上，美国从孟加拉60%的进口商品关税不降反升，从柬埔寨进口的全部商品关税上调。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主要关注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关注农业和纺织品。但谈判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只是空头支票：“关于纺织品问题，10年后我们会满足你们的要求。”

几轮贸易谈判的收益绝大多数，大约70%被发达国家纳入彀中，而有48个发展中国家的境况反而更糟。可以说，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比从OECD国家进口的税率高4倍。关税结构的设计尤为不合理，导致关税升级（tarriff escalation）现象，即初级产品关税相对较低，而制造产品的关税则较高，比如生番茄的进口关税低于罐头番茄，亦即对增值活动课以重税。这种关税结构实际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致人死命的“知识产权”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知识产权本不应该涵盖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内，因为知识产权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探讨应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WIPO）框架下进行。但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进入WTO？原因非常简单，美国和欧洲的若干特殊利益集团希望在贸易谈判中作出更强有力、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知识产权相关规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做贸易部长的工作相对容易取得成功，因为贸易部长也许是所有部长中最容易受政治压力影响的。

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简称OSTP）均反对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认为相关规定对美国科学不利，对全球科学不利，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利。但政策制定者们根本就没有征询科学家的意见，因为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应要怎样制订才有利于创新。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提升两个行业，即制药业和娱乐业的盈利水准。科学家们尽管反对，但不像这两个行业有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时，我们应非常小心谨慎。为什么？让我们思索一下：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输入要素是什么？毋庸置疑，是知识。因此，如果限制知识分享的无障碍性，也就等于限制了创造知识的能力。

1993年，克林顿政府的一项重大国内政策举措是关于医疗卫生的。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高，但结果却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差。竞选时，克林顿总统承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帮助穷人买得起药品。

但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谈到知识产权问题时，克林顿总统却同制药公司狼狈为奸。结果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使得穷国民众更难以享受低价药品。以治疗艾滋病的药品为例。仿制药品一年花费大概160美元，而品牌专利药一年的成本是1万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如果一年收入300美元，甚至3000美元，那么根本负担不起1万美元的药品。他们也许买得起仿制药，但乌拉圭回合谈判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在设计时就是要阻碍发展中国家购买廉价的仿制药，因为发达国家要保障制药公司盈利，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给穷国民众造成什么恶果。

WTO的诸公对这一说法自然相当不满，辩称：相关知识产权条款在设计时实际上已为发展中国家预留一定弹性，所谓“弹性”是个专业术语，比如对于一些用于“拯救生命”的药品，发展中国家有颁发“强制许可”（compulsory license）的权利。

对这种辩解，我的回应有二：首先，每当发展中国家威胁要颁发强制许可，美国即以各种报复手段相威胁，如取消援助、取消贸易优惠待遇等，而且也的确会说到做到。因此尽管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确有权利，但却往往不具备行使这一权利的政治杠杆，对特别贫穷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因此，所谓“弹性”根本无法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利。 第二点更为根本性，如果发达国家确有意愿保障穷国民众能够享有拯救生命的药品，当初就应明确规定，年人均收入低于500美元（或类似数量指标）的国家可以自由生产用于拯救生命的仿制药品。这并不复杂，但发达国家却故意将相关条款写得让人不知所云，其真实意图恐怕只能是不想让发展中国家生产拯救生命的仿制药品。

传统贸易框架批判

贸易问题之所以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诸多争议，原因之一在于，贸易全球化本来承诺让所有人受益，但却并没有产生这种预期收益，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传统理论，我姑且称之为“旧贸易框架”认为，贸易全球化将带来更多贸易，更多贸易带来更多增长，更多增长则会让全体民众都过得更好。这一主张可以说是此前约1/4世纪以来所有关于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理论基石。但现在看来，其正确性颇值得商榷，因为贸易全球化经常并未带来更多贸易。如“除军火外全部免税”的动议，其初衷很好，但依然没有说能够带来更多的贸易，其原因在于，除关税外尚存在诸多其他贸易壁垒。一个高度贫困的国家可能连“口岸”都没有，还奢谈什么“出口”？贸易的发展受制于内部壁垒与外部壁垒。对发达国家而言，惟一较为难以逾越的贸易壁垒在国门之外，而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真正的挑战则在萧墙之内，仅仅在外部壁垒上下功夫实为缘木求鱼。我们主张推动“贸易援助”计划（Aid for Trade），即着眼于应对这一问题。

所谓“更多贸易带来更多增长”，总体说来这一说法未尝不对，但也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归根结底，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技术变革、学习和知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是资源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知识上的差距。中国的经济改革高度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提高全民知识水平方面做出了可观努力。再看韩国45年前的故事。45年前，韩国像中国和亚洲众多其他国家一样，主要是一个稻米生产国。当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秉承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诉韩国，韩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稻米，韩国应坚持努力将水稻种好。对这一建议韩国的回应是：“即便我们将水稻种得更好、更多投资于稻米生产，也许我们能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稻米生产国。但即便是最富裕的稻米生产国，依然只是个穷国。我们希望实现产业升级，希望自己也能生产汽车和电脑芯片，并加入发达工业国家的俱乐部。”为此，韩国回绝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并推出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但要实现这一战略，韩国不得不构建贸易壁垒，如补贴芯片制造业、乃至补贴整个工业化进程。如今韩国已经“毕业”，不再需要补贴。但如果韩国当初就向外国竞争开放本国的市场，不为新兴产业提供补贴，这些新兴产业可能一开始就会被连根拔掉，根本没有存货机会。可以说，正确的补贴政策是韩国知识发展战略成功的原因之一。

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产业政策，鼓励某些行业的发展。美国没有官方的产业政策，在我之前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某公甚至放言，美国究竟生产电脑芯片还是马铃薯片都无所谓，应完全放手由市场来决定。但其间确有差异：一个生产马铃薯片的国家，其经济无论如何不可能像生产计算机芯片的国家那么有活力。

实际上美国的产业政策是隐形的，就“藏”在美国国防部。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大体相当于中国整个GDP的40%～50%。这笔花费不仅用于购买武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研发，而研发的成果绝不仅限于造出些高精度炸弹。以军费开支的形式扶持研发其实效率很低，但这的确是一种隐性的补贴与隐性的产业政策。

至于说更多经济增长会让大家都过得更好，好在现在总算有人开始质疑这一点。经济学家大多赞同这种说法，因此当西雅图抗议示威爆发时，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贸易本应让所有人过得更好，可为什么人们还在抱怨？其实问题的答案是，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并没有更好，而且他们自己知道。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如技术变革，以及原有社会契约被打破，CEO们拿着天价高薪，其他人则向隅而泣。而贸易也是原因之一，人们又恰恰相对容易地对贸易问题作出反应。

经济学理论其实早就指出，贸易固然可以让整个国家总体境况更好，但并不一定能使这个国家内每一个人都过得更好。我的老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Samuelson Theorem），又名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Factor Prices Equalization Theorem），该理论指出，贸易自由化会导致非熟练工人工资下降。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本身不会使每一个人都过得更好，但获益者可以补偿失利者。问题是“可以”并不意味着“将会”，而且他们也的确没有作出补偿。为此底层和中层民众大为光火。其实民众所反对的并不是全球化，而是一种使自己收入下降的制度。

当前贸易协定的不对称性的表征之一是，有诸多方面涉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却几乎避而不谈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究竟什么更能促进全球产出的增长？显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远比资本的自由流动更有效率，且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升全球平等。但在贸易谈判中，我们为何要一边倒地关注资本流动？道理很简单，因为当前的贸易安排是由发达国家来制定的，其主要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处置所谓“不公平竞争”行为时的双重标准。中国总是面临反倾销问题，但事实上美国有两套关于竞争的政策，一套对内，一套对外。近期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美国将用在中国身上的政策用在美国公司上，那么全美70％的公司都犯有反竞争行为；如果将美国国内相关政策也适用于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一桩反倾销或不公平竞争案件也不会有。这是一种刻意的双重标准。

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很多发展中国家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而我想要告诉发展中国家的是：“没错，你们的直觉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