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浮名”记者眼中的李肇星

引言 “浮名”是李肇星竭力远离的东西。老老实实说话，实实在在做事，是他内心最深处的信条。

平民情结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透露，他在政治逆境中曾怯懦过，生活拮据时曾刻意低头看地，渴望捡到一两枚别人丢下的硬币。大人物也有不大之处，正是这一点，令李肇星觉得更爱这位北大老师兼山东老乡了。

李肇星坦言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至今悔恨不已的事情。“中学时代，有一次娘提着饭菜来学校看我，但我不懂事，怕在同学面前丢面子，硬把她拒之门外。娘从来没有上过学，这是她唯一一次能跨进校门的机会……”

有了中学时代的这件事，李肇星终生都把是农民的后代看作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他说给唯一的儿子起名“禾禾”，就是为了让他记住自己是庄稼人的后代，终生热爱自己的故土。

1963年12月30日，李肇星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许国璋教授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在发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肇星同志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身上有很多农民兄弟的优点……

浓重的平民情结，使李肇星在考虑问题时总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有一次他因为声带息肉住院，面对良好的医疗条件，他首先想起的是曾祖母看病的故事：他的曾祖母是一位农村妇女，92岁上还给家人缝补衣服，93岁第一次用药――是李肇星替她到离村子三里路只有一名赤脚医生的公社卫生所，花1角5分钱买的一瓶止咳糖浆。当时，曾祖母喝了后说：太甜了，太贵了，别再买了。

有一次，国内某大学研究所所长呼吁取消中医，还指责他不科学。李肇星对此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说，在农村，一大半患病农民住不起医院，不少人只靠较便宜的中草药治病，“听起来吓人的学术研究，也应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否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在外长任内，李肇星当然有自己的专车。但是，部长的专车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必要时，部长的腿也会“亲自”走路甚至骑自行车。他透露说，有一个周末临时加班，因为司机住得远，他就跟邻居的女儿借了辆自行车，骑了25分钟到外交部门口。

遗憾的是，他当时顺手把车锁在外交部围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结果自行车被偷走了。为此，他特别留意到家门口张贴的公安机关的温馨提示：千万锁好车，严打偷盗自行车的犯罪行为。他说：“这样的标语在国际上太那个了，衷心希望这种标语以后再也不需要。”

大约45年前，李肇星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翻译班进修。那段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困难，学生们吃饭都要凭饭票，有时候还吃不饱，但谁也不愿意告诉外国老师。后来一位叫克鲁克的外国老师知道后，主动教他们“粮票”的地道翻译，而且安慰大家说：英国在二战后也曾供应短缺，人们要排长队领取食物。

那时候，同班同学大都家庭经济困难，有时碰到临时任务做翻译都要到外交部行政司借西装，但行政司无皮鞋可借。有一次，一位同学到人民大会堂做翻译，一身西装，打着领带，脚上却蹬着一双球鞋。有人议论：这种打扮不伦不类，但克鲁克却为自己的学生辩护说：好皮鞋不如好翻译。

“我一直把他教给我的做人处世的话记在心上。”李肇星说。

平常心态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后，李肇星推迟了回国述职的行期，连续在美国最大的6家媒体介绍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立场，近5000名美国朋友先后写信给他表示支持。面对各方的好评，他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写道：“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国加在一起，赢得了些许骄傲。”

美国一位女教授曾评价李肇星平易近人，在美国民众中很受欢迎，“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李肇星听后颇受感动。他说，一个人最难的是平常心，在任何时候，都别以为自己是什么，有多么了不起。

据传，某部委有一次自我考评，不少干部都写上“有时有急躁情绪”的缺点，无伤大雅，甚至近似优点。李肇星说，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这样填过表，直到后来当了外交部党委书记和部长后，“才不好意思这样应付自己了”。

在很多文件里都喜欢用“圆满成功”这样的话，李肇星说，除了礼仪场合的外交辞令外，他一直反感这种过头话。“有的司在内部工作总结上写什么圆满完成任务，访问圆满成功。不送来看也罢，印了也就印了，再修改浪费纸张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但是凡是让我审批的，则统统划掉‘圆满’二字。”他说。

让李肇星比较反感的词还有“亲自”。“领导无论干什么，往往都要加上亲自、亲临，等等，这有挑拨领导和群众关系的嫌疑”。李肇星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某农民亲自听乡长报告、某士兵亲临战场打仗、某同学亲临食堂吃饭等话呢？

做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工作，李肇星却有点看不惯一些“洋词汇”，比如“拜拜”――尤其是在充斥报章的书面语言里。他说：“中文里不是没有‘再见’一词，不必莫须有地出洋相。对外国文化的无知，才需要崇洋，也才会有勇气表演自己的崇洋。”

1986年，李肇星作为新闻官访问意大利，席间看到邻座一个大胖子，领带也没有扎，很洒脱，就向他问候并询问他的大名，对方很惊讶，原来那人就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李肇星并没有因为没有认出这位大名人就感到难为情，他们真诚地交谈，很快成了朋友。帕瓦罗蒂当时正好即将到北京演出，就提出要赠票给他，李肇星想到演出的时候他正好不在北京，就拒绝了。事后很多朋友都说他“傻”。

对于“傻”，李肇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当学生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后来当了外交官却常常惊叹自己的幼稚。“一位很有些名气的外国记者曾告诉我：他第一次访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觉得学了不少东西，回国后便写了本关于中国的书。后来连续在中国住了两年，却不敢轻易下笔了。”

真话最难

一个周末，李肇星和同事一起进行羽毛球双打，对手是一位下属和他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大约是为了不让部长太丢面子，那位下属开始巧妙地喂球，假装频频失误。女儿发现后大怒，质问爸爸：你们外交官怎能这样打球？李肇星再三道歉，并做了深刻检查。

还有一次，李肇星下班后到一个老同事家，商量如何给他们合写的论文定稿。想到老同事有个可爱的小女儿，便顺路买了几个苹果。告别时，孩子的妈妈问孩子：叔叔送的苹果好吃吗？孩子说不好吃。大人们就引导孩子说：那么大的个儿，颜色又红，怎么会不好吃？孩子却仍然说：不甜。大人继续劝道：看你都4岁了，这是叔叔送的苹果……孩子抢白说：“4岁，苹果就好吃吗？叔叔的苹果就一定好吃吗？”看到这一幕，李肇星说，他自己忽然觉得没有勇气正视孩子的眼睛。仅仅为了几个叔叔的苹果，就把说真话的孩子弄得如此狼狈。

李肇星和国际友人打了多年交道，在他看来，多交外国朋友的一个好处是：个别国内朋友会当面只给你说好听的，而外国朋友一般在谈我们的缺点时会更直截了当，甚至会稍加夸张。

“比如，有一次陪克林顿总统访沪，他曾私下告诉我：上海的礼宾接待比中国其他几个城市先进一二十年。我问：包括北京吗？克林顿笑着颔首。他可能指上海陪同人员少，菜单短，不劝酒，浪费少。”李肇星说。

李肇星也注意到，很多时候一个本来有些荣耀的事实被过度包装，反而显得廉价。他拿名片举例说，一位同志的名片在“副处长”职衔后加括号，注明“正处长长期不在”；一位副局长名片在括号内注明“享受正局级待遇”……而美国人的名片更加注明突出所在机构和企业，值得玩味。

作为外交部曾经最资深的发言人之一，李肇星说，世界上最难也最受欢迎的事之一，就是说真话，把真话说清楚，说准确。“不能埋怨记者的问题偏激或刁钻。记者有提问的自由，怎么答则是你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空间太大了。”

有一次，美国记者问：听说你们国家进口的一架大型客机被装上了窃听器，你对此有何评论？李肇星压根儿没有听过这事，这时，他只能“说点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进口商品，是要付费的，我们未付款的东西，也不希望别国免费赠送。”

谈到对自己的期望，李肇星说，他希望自己不是什么官儿，不是什么诗人，而“永远是母亲和祖国的孩子，老师和知识的学生，亲人和朋友的普通亲人、普通朋友”。

（摘自科学出版社《生命无序：李肇星的家园情怀》 作者：李肇星 本文作者：聂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