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精神: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摘要：纪律精神是涂尔干提出的道德三要素中的首要要素，具有维持集体生活的有序状态和促进个体个性完善的功能。儿童的纪律精神可以通过惩罚和奖赏两种方式来培养。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而言，社会道德要恢复有序状态，纪律精神培养必须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纪律精神；道德教育；涂尔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2）06－0014－04

一、涂尔干纪律精神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的巨大转型使得整合社会秩序的法制和道德出现了断裂，整个社会道德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正如涂尔干所描述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危机的时期，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莫过于近百年的欧洲社会。传统的集体纪律已丧失其权威，这从公众良心的涣散以及由此产生的公众普遍的忧虑中即可见之。”[1]欧洲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的道德教育依附于宗教，通过宗教戒律来规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但自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巨大进步使得宗教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权威地位日渐式微，而适应工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道德规范还没有产生，致使整个法国社会处于道德失范状态：人们热衷于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个人主义盛行，蔑视公共道德，无视社会集体生活。涂尔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下思考自己的历史责任。

对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适应当时工业社会发展的道德教育的问题，涂尔干明确指出，“我们决定让我们的儿童在国立学校里接受一种纯粹世俗的道德教育。至关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一种不是从启示宗教派生出来的教育，而是一种仅仅取决于只对理性适用的那些观念、情感和实践的教育，一句话，是一种纯粹理性主义教育。”[2]要建立这样一种道德教育，就必须使道德教育从对宗教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然而，涂尔干通过分析却发现，道德和宗教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层次的，以致于“某些道德观念会因为不存在相应的宗教观念而消失，或因有相应的宗教观念而显得完善”[3]。故而，他认为要建立理性主义道德教育，就必须找到宗教观念的合理替代物。通过对宗教本质的分析，涂尔干找到的这个替代物就是社会。于是，用社会代替宗教成为涂尔干建构道德教育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二、涂尔干纪律精神思想的主要内容

涂尔干致力于建立纯粹理性主义的道德教育，认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可以说有两种存在，……一种是由仅仅适用于我们本身以及我们个人生活事件的所有心态构成的：我们称之为个体存在。另一种是一套观念、情感和实践体系，……它们是、道德信仰和实践、民族或职业传统以及各种类型的集体意见。它们的总体构成了社会存在。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形成这种社会存在”[4]。而且，“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生活领域的起点，就是集体生活的起点，换言之，只有在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的意义上，我们才是道德存在”[5]。涂尔干据此提出了道德三要素，即纪律精神、对群体的依恋和自主或自决。其中，纪律精神是首要要素。

（一）纪律精神是什么

涂尔干认为，必须把道德看作一个事实，否则就不能明白道德应该是什么。作为事实的道德属于义务领域，“是由预先决定行为表现的行动规范体系所组成的。这些规范规定着一个人在既定的情境中应该怎样行动；举止得当，就是从良知上服从。”[6]道德规范规定着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就像具有限定性边界的模具框定着人们的行为。而且，道德规范之所以能够限定人们的行为，是因为规范之中包含着权威观念，而正是这种权威观念使道德规范具有了真正的力量，当人们的欲求和需要变得过度时，这些力量能够产生对抗的作用。而这种权威观念是什么呢？涂尔干认为它是社会，“不仅社会是一种道德权威，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认为社会是所有道德权威的典型与根源。”[7]

涂尔干指出，“在道德生活的根基中，不仅有对常规性的偏好，也存在着道德权威的观念。进一步说，道德的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两者的统一性来源于一个更为复杂的、能够将两者都涵括在内的观念。这就是纪律的概念。”[8]纪律能够使行为在确定的环境条件下重复出现，而权威又是纪律出现的前提和基础，“常规意义与权威意义构成的只是一种复杂状态的两个方面而已，我们可以把这种状态称为纪律精神。这样，我们便有所有道德气质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即纪律精神。”[9]在涂尔干看来，纪律精神就是一种道德气质，是类似于道德性情的存在物，培养儿童的纪律精神是道德教育的首要目标。

（二）纪律精神有何功能

涂尔干认为，对于纪律的功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他特别批判了边沁和功利主义者只看到纪律中“恶”的方面和把纪律作为苦行主义的概念。在他看来，纪律精神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集体和社会而言的使其维持有序状态的功能，二是对个体而言的使人性完善的功能。

他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存在，它是为了社会而被制定出来的。道德的所有设计都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在此意义上，道德就是一种纪律，是一个广泛的禁忌体系，道德的目标就是限制个人行为的范围，使这些行为正常地发生，以维持社会的有序发展。这正如涂尔干自己所讲的那样，“只有当我们限制某些倾向，压制某些欲望，减弱某种趋势的时候，行为才能成为合乎道德的行为。与此同时，就像关于某种相对确定或一成不变的事物的所有规范，都凌驾于所有个人变化无常的特性之上一样，就像道德规范比其他所有规范都显得更稳定一样，学会合乎道德地行动，也就是学会有秩序的行为。”[10]所以，道德规范就是一种这样的力量，它可以对人们过度的激情、冲动和欲望产生一种反作用力，使人们正常的行为反复出现，进而使集体和社会处于有序状态。

涂尔干认为，“纪律是有用的，不仅对社会利益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没有这种工具，常规活动就不可能产生，而且对个人自身的福利来说也是有用的。”[11]在他看来，纪律是人性本身所需要的，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个人的存在不可能不顾及他人的存在而无限扩张自己的欲望，纪律能够教会人们怎样按捺个人的欲望，并为他的各种各样的渴望确定限度，而这种限制是幸福和道德健康的条件。而且，通过纪律，个人才能学会自我控制，没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个人就不可能成为他自己的主人。正因为纪律或规范可以教会我们约束和控制自己，所以规范也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涂尔干认为，规范与自由并不是两个彼此排斥和对立的概念，而且，唯有前者，后者才有可能，所有的自由都是规范的结果，通过道德规范实践，人们养成一种能够支配和规定自身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纪律精神促进个体人性完善的价值和功能才能展现出来。

（三）怎样培养纪律精神

对于怎样培养儿童的纪律精神这个问题，涂尔干是从分析儿童的心理特点着手的。他认为，儿童心理的最大特点是不稳定性。儿童心理的这个特点跟纪律精神所要求的常规性是不吻合的，他说，“在儿童的出发点与必须把他引领到的目的地之间，有多大距离啊：一方面，是心灵无休无止的运动，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变化多端、瞬息万变，是一往无前、竭而后止的情绪性的行为；另一方面，却是对常规行为和节制行为的偏好。”[12]但他又发现儿童身上有两个与生俱来的本性，即受习惯支配的特征和易受暗示的特征。正是有了这两个特征的存在，才使得儿童纪律精神的培养成为了可能。而且，学校已经预先为儿童设定了一套行为规范体系，如按时上课，必须完成功课等等，这些构成了学校纪律。正是通过对学校纪律的实践，儿童才养成习惯，学会尊重教师的权威地位，这样，我们才能够给儿童灌输纪律精神。涂尔干又指出，儿童的道德构成依然脆弱易变，不能够充分地面对义务纯粹严格的那一面。因此，把规定儿童行为的规范与道德制裁联系起来就成为必要。而作为道德制裁的手段一般有两种，即惩罚与奖赏。

涂尔干认为，“为纪律赋予权威的，并不是惩罚；而防止纪律丧失权威的，却是惩罚，如果允许违规行为不受惩罚，那么纪律的权威就会逐渐为违规行为所侵蚀。”[13]为了维护纪律的权威，就必须合理地运用惩罚。首先，涂尔干反对对儿童实施体罚。他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在儿童身上激发出一种人类的尊严感，而体罚却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会使人陷入道德混乱之中。他还通过回顾体罚在制度化学校中的发展历程，发现惩罚会随着文明水平的上升而得到增强，目的是为了追求文明传播的效率，而要消除它，学校就必须增加开放度，接受公共良知的监督。另外，涂尔干提倡指责式的惩罚，认为惩罚中包含的指责才是它存在的真正理由。其次，涂尔干认为，教师运用惩罚手段时要果断、明确，决定一旦作出就不能更改，教师的优柔寡断会使儿童对纪律权威产生怀疑；教师在运用惩罚手段时要谨慎，既不能感情用事，鲁莽冲动，也不能对儿童的过失行为无动于衷，因为这既无助于维护纪律的权威，又不能触及儿童的心灵；同时，教师要少用惩罚手段，他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倘若没有少见的例外情况，就不应该进行大剂量的惩罚；惩罚的影响只能通过人们明智地稀释惩罚而得到强化。”[14]

与惩罚不同，涂尔干认为奖赏主要是作为激励智力的手段来使用的，而不是作为激励心灵和性格方面的手段，它是智力文化的工具，而不是道德文化的工具。用酬报天才方法来酬报道德功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于道德来讲，奖赏更体现为一种情感表达，“在一种内心平静的状态中，在德性带给我们的那种尊敬感与同情心中，以及由此产生的惬意中，人们才能发现对德性的真正奖赏。”[15]教师对那些天资不高但却努力学习的学生表现出爱心和友善本身就是最好的奖赏。

三、涂尔干的纪律精神思想的道德教育启示

反思我国当前道德教育面临的现实，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进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对社会义务、社会责任、大公无私、无私奉献、道德理想、理想人生等等都讲得少了”[16]，而更注重个人的利益得失以及物质享受；另一方面，我国在经历了过分强调集体主义的历史阶段后，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尤其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国内得到了热捧。在这种社会现实背景下，传统的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道德失范现象增多，致使整体社会道德状况滑坡。为此，学校道德教育中注重培养儿童的纪律精神，重树社会良好的道德秩序，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学校教育要重视儿童纪律精神的培养

涂尔干认为，学校犹如一个小社会，各种关系都存在。在他看来，教育就是促使年轻一代社会化的过程，学校就是儿童社会化的理想场所，通过学校生活来增强儿童身上的社会存在性。在学校里，班级就是儿童生活的“小社会”，每个班级都有班级规章制度，儿童纪律精神的培养首先来自对班级纪律的遵守。儿童遵守纪律不仅维持了班级的正常运转，而且对于他们自身人格的完善有利，可以培养其自我约束能力，使其成长为自主自立的人。当前，我国教育中重知识轻能力的教育实践使得道德教育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教师往往把纪律仅仅理解为是一种从外在约束儿童的手段，而忽视了纪律本身所具有的促进儿童人格完善的功能。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必须了解纪律精神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从促进儿童社会化和促使其人格完善的双重目标出发来培养儿童的纪律精神。这“给当今学校道德教育效率低下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出路——把有限的时间花在基本道德力，即道德的基本要素纪律的培养上”[17]。

（二）恰当处理纪律精神培养和个性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下，纪律往往以维持课堂秩序的面目出现，整齐划一的教学设计抹杀了儿童的个性。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要发展儿童的个性，培养儿童的创新能力。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纪律精神培养和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呢？一方面，教师要认识到纪律精神和个性发展二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促进的：纪律精神有助于个性的完善，个性发展有助于纪律精神的养成。另一方面，纪律的制定和实施要尊重儿童的个性，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使儿童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教师要认识到，教育的目的在于个性健全的人的培养，纪律只能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已。

（三）合理使用惩罚和奖赏

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轻惩罚而重奖赏，这从目前中小学盛行的“赏识教育”“愉快教育”等中可见一斑。而当前由于个别教师对儿童实施惩罚教育过度，致使儿童身心受到伤害的极端事件频频出现，使得教育部门对教师的惩戒权作出了种种限定，以致于惩罚作为一种教育方式的功能不能得到发挥。当然，仔细考察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扬奖赏抑惩罚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其缘由和依据，但惩罚和奖赏作为教育方式，有其适用的范围和限度，使用不当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教师在教育中要慎用惩罚和奖赏，并不是惩罚越多，儿童的纪律精神就越强，也不是奖赏越多，儿童的积极性就越高，要做到当罚则罚当奖则奖，这个时机如何把握依赖于教师自身的教育体悟和教育智慧，以及对儿童个体的认识。另外，教师还要掌握惩罚和奖赏的“度”，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对不同儿童作出适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1]Emile Durkheim.Moral Education: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New York:Free Press,19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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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戚万学.冲突与整合[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78.

[16]鲁洁.德育社会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序言.

[17]张媛媛.论作为道德教育的纪律[J].中小学德育,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