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不确定环境里的确定选择

智库、外脑、智囊，是前些年很响的词儿。那时，人们开口闭口建智库、借外脑。

近些年，“智库”之名没那么热闹了，但是，很多专业人士、专业机构虽没有“智囊”、“智库”的名头，实际上是在发挥着智囊、智库的作用。在运用智库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是个典范，这些年坚持集体学习，向智者求教，授课的智者包括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当然，从报章得知，中央领导人的智库是多层次的。

要说“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学习研究，求教于智者，该算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了。

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比如新闻媒体)，改革发展开始触及到越来越多的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可以说已进入矛盾密集区、风险高发区。如何保证改革发展的方向正确、思路对头、决策科学、措施得当、运行顺畅?自己要努力，但“外脑”亦不可缺少。不借不行，原因很简单，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不确定性：承认但不屈从

先务点虚，说说“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思维”，这是谈智库的逻辑前提。

自上世纪20年代德国科学家维纳・海森堡明确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后，“不确定性”便由自然科学范畴被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中说：“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性质。”

关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思维”，有很多研究，这里只摘录中外两份资料：

一是美国人波拉克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9月版)一书中讲的：1.不确定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可能从人类生活中完全消除。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测总是模糊的，2.人们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总是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的。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再做决定，其实是对现状的默认，常常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3.预测长期的未来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人们很少能做出与实际非常接近的预言；4.不确定性绝非前进的障碍，它实际上是创造性的强烈刺激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刘尚希先生在《推进改革要有不确定性思维》(《中国改革报》，2006年12月27日)的文章中讲的：确定性只是我们认识到的这个世界的一种特例，就像直线只是曲线的特例一样，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不确定性是一个中性的范畴，不带有“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只有认识了不确定性，才能应对不确定性。他特别提醒，我国改革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改革发展的目标已经明确，但我们面对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达成目标的方式却是不确定的，发展、改革、稳定的方式实际上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传统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了，新的方式的探索会遇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摘录以上观点，目的在于换一种视角看世界、看问题，就像刘尚希先生说的，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摆脱思维惯性与传统模式，从一个更宏观、更富有创新思维的视角去探寻和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对不确定性，一要承认，承认不确定性既是尊重实际，也是相信未来；二是不屈从，不屈从于不确定性，就是尊重并努力去实现我们作为人、作为一个组织的价值。

“确定性思维”与“不确定性思维”

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单纯用传统的“确定性思维”来看问题，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确定性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我为主，按部就班，更多的是依靠经验来分析环境、判断形势、设计路径。一方面它表明人的过分自信，同时它又暗含了人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变化、竞争等实际是惧怕、远离、对抗的态度。而在一个变化、竞争为常态的环境中，单纯的“确定性思维”就是“脱离实际”，往往导致对更大的机遇、更广的空间、更多的资源视而不见，而“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反倒往往占尽先机、捡大“便宜”。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确定性无所谓“好”、“坏”，人们也常讲“挑战就是机遇”、“风险就是机遇”，但对“变化”、“挑战”、“风险”等，骨子里是敌视的，难用“平常心”来对待。这实际上是不确定环境中最大的“主观主义”、最大的“风险”。

更优的选择是，“不确定性思维”与“确定性思维”的综合运用：尊重不确定性，从不确定的实际出发，与变化、竞争为伍，利用变化甚至制造变化，利用竞争甚至制造竞争，这样才能整合更多的资源，才能不断实现自己确定的目标。

从不确定性的实际走向确定性的目标，第一步就是决策。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决策的对与错、快与慢至关重要。决策之难难在信息，信息是决策的基石。决策的过程就是信息搜集、加工的过程。决策学派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是否有信息，而在于我们能够‘加工’多少信息，我们的知识能使我们分析什么样的信息，并从中抽取有意义的部分。”

不确定视角里的中国传媒

笔者注意到，2008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主题虽是“合作创新的力量”，但焦点却是“动荡”、“不确定”和“变化”。

不确定性，并且是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也是当今中国传媒生存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全面市场化，使新闻传媒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过去，做媒体是计划，是有形的手完全操纵，现在，则主要取决于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不同，如今的市场化是更加全面的市场化、更加彻底的市场化，可以说，市场已经渗进媒体的每一个毛孔：从内容到经营，从资本到人才，从内部到外部，等等。除了少数官办媒体外，绝大多数媒体的生存发展，没有谁能说了算。市场比谁都大，市场说了算。

市场意味着竞争，为什么竞争?因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为什么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因为一切不确定，谁能发现蛋糕、发现了谁又能切到更大的那块，就看你的能力本事了。并且，能力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做到一劳永逸、高枕无忧，因为市场化造就的不确定性是在不断滋生、裂变、升级的。

世界的不确定性、改革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新闻报道的不确定性

新闻传媒的主业是新闻报道，而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复杂。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国内与全球之间，复杂性和联动性越来越强。像目前我国的环保、气候问题，既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涉及民生，也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像我国的股市、期市、金市、楼市的震荡，其背后不仅仅有国内市场的原因，还有国际资本的影响(流动性过剩)；像老百姓关心的粮油肉蛋价格飞涨，已不是过去那样因自然灾害等所致，而是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的综

合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必然伸向政治领域，世界经济论坛今年的《2008全球风险》将食品短缺问题称之为“21世纪的风险”，认为“今后几年，粮食供应安全将日益成为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还有油价波动、能源紧张等问题。

以上所举表明，媒体要报道的这个世界，不确定性远大于确定性，问题与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连环扣，都隐藏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可以说，新闻报道的对象越来越“测不准”了。新闻记者不应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而应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要素，才能离问题的真相更近些，才能做出真正有影响力的内容。

中国经济的开放性，使传媒经营的变数越来越多

开放性是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决定开放性的，一是市场化、一是全球化。市场化，意味着波动、震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全球化意味着流动、连锁反应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就像上述所讲的那样。

在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经济环境中，传媒经营的不确定性呈加速态势，以纸媒为例，目前三个方面最明显：1.报纸的收入支柱――广告，因行业、产业、企业的政策调控和市场波动而波动。近几年最突出的例子是房地产、医药医疗、通信等行业的影响；2.报纸最大的成本支出――印刷，越来越受到造纸行业的影响，其背后是“环保”、“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宏观政策的影响，以及“日废”、“美废”等原材料进口的影响。纸价波动，已成为影响报业收益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3.资本市场再次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资本运作“四两拨千斤”的奇妙效应，将越来越多地改变中国报业的区域格局。越不确定。

不是传媒人不够聪明，是这世界变化快。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传播技术，彻底打破了传媒业的发展格局，并深刻改变着传媒信息的方式和民众获取信息的习惯。媒体不管新老，做什么、怎么做、向何处去，都没有既定的路径和现成的经验可以拿来，这着实叫人头疼心慌。

传媒人尤其是传媒老总们，心态其实和金融投资家索罗斯相仿，他说：“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

人才的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也强化了传媒发展的不确定性

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对一家媒体的发展影响巨大。虽然目前传媒业还没有大量出现银行、保险、家电等行业那种“挖大牌”、“集体跳槽”的情况，但传媒人才的流动性加剧是个趋势，主要理由：

一是传媒人的职业生态在改变。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传媒人，是半计划半职业、半单位半社会的，对自己从业的媒体在房子、职级等方面多少还有依附性，媒体对他们也还有硬约束，70后，80后的人基本都是社会化、市场化的，与自己从业的媒体完全是一种契约关系，流动成本几乎为零，可以随时无所牵挂地拍屁股走人。随着这部分人成为媒体人员的主体，媒体人才的流动将会越加明显。

二是目前传媒业的竞争趋于高端，其体现集中在新闻策划、品牌营销、资本运营、市场整合上。尤其像资本运营、市场整合等，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将是新一轮媒体改革发展的关键。高端竞争取决于两类人：高级战略谋划者、专业项目操作者(高级职业经理人)。这两类人在目前媒体中都是稀缺资源，随着媒体改革加快和竞争加剧，势必成为抢夺的对象。

智库何为

新闻媒体作为影响力产业，与社会其他行业相比，在过去确实具有一些先天的优势，比如：

人才优势。与社会其他行业的人群相比，媒体人才普遍学历高，见识广，

信息优势。与社会其他行业相比，媒体靠近党委、政府，对于各项政策的制定、调整等一般能掌握得早、理解得深；

经营优势。媒体资源国家配置，作为半垄断行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整合相关资源、开展经营活动。

但是，今天，社会发展到“泛媒体”时代，新闻媒体以上的优势正在加速弱化。同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传媒业初始性改革所引发的发展惯性，也成强弩之末，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满眼都是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媒体在时代高起点上审时度势，转变观念，科学决策，二次革命。

科学决策，信息先行。信息质量决定决策质量，信息成本是决策的最大成本。那么，媒体如何保证信息搜集、加工的质量与时效?

除了媒体内部自己加强这项工作外，建立并有效运用智库是不可缺少的。

建立并有效运用智库的能力，是新形势下媒体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门办媒体”的新变化。过去开门办报办台，主要靠广大基层通讯员，目的是在媒体编制有限、人员有限的条件下解决内容材料的问题，现在开门办报办台，重点应是集中高校、科研机构、专业机构、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官员的智力资源，开拓市场、化解风险。

智库，有广义与狭义、内部与外部之分。这里，主要指狭义的外部智库，也就是所谓的外脑。就传媒业目前的情况看，以下似应普遍注意：

智库工作是媒体战略、决策工作的重要内容，战略、决策工作是媒体主要负责同志的主要工作，所以智库工作应由媒体主要负责同志直接来组织协调，使之制度化，

成立“特聘专家委员会”，由媒体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委员会主任，

选聘专家不在多，在专在质量，工作方式按具体情况可分为政策信息咨询、重大项目论证等；

做好预算，保证投资收益，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项目，采取不同的资费支付标准。

根据发展需要，“特聘专家委员会”可细化为以下分部：

战略发展顾问团

顾问职责：为媒体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政策信息，进行科学论证。

顾问组成：、新闻出版总署相关司局人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相关专家；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传媒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流专家学者；媒体所在省市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相关人士。

新闻报道顾问团

顾问职责：根据媒体报道需要，为媒体新闻报道提供政策、趋势方面的高端信息，对媒体记者编辑深入讲解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策背景和发展趋势等。

顾问组成：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尤其是政策研究室人员；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学者，尤其是中央党校等的专家学者。

传媒经营顾问团

顾问职责：为媒体经营提供相关经济政策、行业产业发展趋势方面的高端信息；为媒体的品牌运营、资本运作、市场并购整合等方面的重要方案进行会诊、论证等。比如，广告经营，召集专家和相关机构作行业产业景气分析预测，明确主攻方向，踏准行业发展的节奏，捕捉新的增长点。再如，面对纸价上涨，召集专家和相关机构分析论证，拿出相应预案，主动应对；而资本运作，更是需要专业机构提前介入，具体指导和参与。

顾问组成：政府经济部门的研究人员，行业产业协会研究人员，金融证券机构研究人员等。

传播技术顾问团

顾问职责：为媒体的采编、等方面的技术更新、手段创新提供专业信息支持，为跨媒体运作以及介入新一代媒体的探索进行会诊、论证等。

顾问组成：以信息技术方面的专家行家为主。

智库工作所及，除了以上方面，还有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等。各家媒体的情况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建立并运用智库的方式方法也不会相同。要害是不能坐而论道，要真正有用管用，见效果见效益。

有人说，超越和战胜了不确定性，企业就成功了一半。其实，不确定性就像大自然一样，是不可超越和战胜的。要想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不断达到确定的目标，需要超越和战胜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无知、我们的盲目、我们的局限。智库肯定不可能包治百病，智库的方案肯定不可能药到病除，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智库的存在。起码能让我们多一个视角、少一份狭隘，多一种思路、少一份迷茫，多一点从容、少一份躁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