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

乐队跑到了台湾那边去了，后来又去了瑞典。的主唱敖博的父亲是个警察，他跑台湾去的时候，他父亲都不知道。我认识敖博的时候，刚要出《庙会之旅》，我就带他去我住的地方，一起吃饭什么的。我一直是这样一个人，无论我多艰苦，朋友来了，我肯定会把你招待好。结果后来他跟人说，祖咒整天过得不错呀，生活那么好，哪像个写《苦鬼》的人啊。其实那时候大家一个样，都很穷。

敖博是个极端叛逆、很有爆发力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说话很有意思，演讲很有一套。他演出的时候毛病很大，只要是他演过的场子，全都砸得乱七八糟，设备全搞坏掉，弄得在他以后的人没法演，自私得不行，跟张洹有一拼。他跑到瑞典以后，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有意思的是，他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在酒途上，不是刚喝完，就是赶着去喝，也许在他的印象里面，我一直都是个整天吃喝玩乐的人。是的，我是个吃喝玩乐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摇滚师，我给摇滚师的定义就是：创作力足够旺盛，声音足够埋汰，生活足够糜烂，套路足够庞杂。我这话是给年轻人说的，虽然我是个摇滚师，但我的生活未必是这样，小心上当啊，我鸡贼得很。

子曰的第一张专辑是崔健制作的。录专辑的时候我也在，当时录的好像是《门前事儿》，我不大确定了，秋野弹吉他的时候，可能节奏没弹稳还是怎么的，崔健就急了，“太他妈差了”。秋野也很不高兴，就说那你来试试，崔健就接过去弹了一遍。崔健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像《一块红布》的。我认为，当制作人，首先要了解乐队里的人，了解他们的音乐属性，而不是把每个人做得像自己的音乐。子曰第一张专辑被崔健做得更加区域化了，面窄了，他们本身的音乐魅力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子曰第一张唱片的头儿没有开好，导致秋野之后的音乐越搞越深，难以自拔，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是崔健没有做好，但是子曰当时也没其他辄。

崔健不是一个坏主儿，主要是他的格局不够宽，才导致了他今天，使劲较劲也没有达到效果，中国摇滚教父嘛，面子是第一的。有一次我们一块吃饭，我逗他，说有个乐队比他好，就是舌头乐队。他说没有听过，其实他早就听过，吴吞亲自跟我说的，约半年前，在现场交给过崔健一张小样。过了一阵子，崔健又突然夸起舌头来了。他的鉴赏力是有问题的，判断力是失常的，如果说他是故意的话，那么他的私心又是什么呢，那也就是想做中国摇滚乐他爹嘛，没人说你不是中国摇滚之父，如果你牛逼就是牛逼，不要怕，没有人会在意这些。这是我真正看不起他的地方。他不敢讲真话，比如，他曾经说过瘦人这个乐队很勤奋。音乐不好就是不好，说人家很勤奋干吗，也不给人家指个正道，他给乐队指的缺点都不成之为缺点，真正得罪人的话他是不会说的。我在国外演出的时候，跟一些乐手交流，他们就很直接，U2的波诺把酷玩的主唱骂得一钱不值，说他是个“愚蠢的矮子”，因为酷玩的音乐学他的，而酷玩也很真实，我就是学U2。我很羡慕西方同行的音乐气氛，我想中国很多年轻人也向往这样的氛围。

作为一个之父，老崔在该站出来的时候不站出来，站出来的时候也不彻底，创作不行的时候也不敢承认。他搞“真唱运动”，我从头到尾都没参加，而且有一次我还直接让我的乐手下台，自己在上面放着伴奏K歌，K《方法论》。“真唱运动”之后，崔健又回头去解释，他发现这么一搞，把很多同行都给得罪了，说有时候假唱（在他看来，卡拉OK也是假唱）也是允许的。你说假唱不好，说了也就说了，做摇滚乐又不是当官，怕个球啊。后来国家说“对嘴”要吊销演出证，崔健又冒出来说，都是他的“真唱运动”起到了效果啊。

左小祖咒

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师、当代艺术家，

同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电影配乐人。

这位昔日的地下摇滚先锋、前卫艺术家群落

“北京东村”的第一批人物和缔造者，

如今已成为前卫青年、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