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免义务教育费用会促进农村教育发展?

摘要：利用苏北农村家庭数据，检验政府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是否会因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而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实证结果表明，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家庭消费支出，但对农民家庭教育支出和生产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意味着，在现有条件下。对农民家庭而言，家庭收入用于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的边际福利意义小于消费支出，农民家庭没有教育投资激励。农民家庭教育投资激励不足，可能是由于农村教育回报率过低所致，而农村教育回报率过低则是由一系列问题造成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村教育回报率，提高农民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关键词：义务教育费用；教育支出；生产支出；消费支出

中图分类号：F328；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4-0062-06

一、引言

微观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存在外部性，公共品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存在着偏差，所以竞争性瓦尔拉斯市场对公共品的供给总是不足的。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公共品中较重要的一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家庭。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政府在教育公共品供给中的缺位可能会导致教育供给不足，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财政资金对农村义务教育费用进行减免，应当会增加农村教育的发展资金来源，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

有关农民家庭承担教育资源供给主要责任会导致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在现有另一个系列研究中也得到了较多的讨论，这就是“信贷约束”研究。信贷约束研究认为，教育作为一种投资，付出成本在现在，而收益在未来，如果农民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或者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就可能会遇到资源约束而导致教育供给不足现象。Loury(1981)证明，资本市场不完善情况下，教育投资规模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分布，因而要实现教育规模的优化，再分配政策是重要的。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减免义务教育费用，可以缓解农民家庭的信贷约束问题，同时改变了农民教育投入的边际选择，应该会有利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但现实状况如何，我们将用数据来证实。

因为难以得到政府教育政策对农民家庭影响的具体数据，我们对苏北家庭微观调研数据进行研究以寻求替代方法。资料调查时间是2006年暑假，而政府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开始实施时间是2006年秋季。调查中，近七成(69.5％)的家庭表示知道即将实行的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而另外三成多(30.5％)家庭并不知道。我们认为，如果农民家庭预期到即将实行的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意味着他们知道未来可支配收入会增加，而未来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家庭长期收入的增长，会使得他们加大各个支出项目以使各个支出项目实现或接近最优，如果某个支出项目已经实现最优，那么就会向支出优先顺序靠后的支出项目顺延。而没有预期到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的农民家庭的行为没有发生变化，将其作为对比组，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农民家庭教育支出是否会在可支配收入增加时有所增加，这可以间接地检验我们前文的设想。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是南京大学“天健社”在唐仲英基金会资助下于2006年6月25日－7月9日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的调查。宿迁市是江苏省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均收入以及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市。来龙镇是宿迁市宿豫区的一个小镇，在2005年宿豫区乡镇经济排名中位列最后一名。来龙镇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当地农民主要种植一年一季的水稻和小麦。由于人多地少，很多农家子弟选择外出务工。这一数据采集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根据随机抽样原则调查得到了418户91个项目的具体资料，主要包括收入、支出、教育和医疗情况。本文利用的主要是收入、支出和教育资料。样本家庭的平均家庭总收入为12109.46元，家庭人均收入为2568.40元，每个家庭平均有4.68口人。作为文章研究的因变量的是农民家庭支出结构。调研资料中，家庭支出包括八个部分：教育支出、生产性支出、社会人情支出、医疗支出、生活基本支出、食品支出、房屋支出和家具支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家庭支出存在着很多角点选择，而并非如理论预测的大都为偏好多样化的内点解。418个家庭中，只有2个家庭八种支出都不为0。支出不为0且没有缺失的最多的支出项目是生产性支出、社会人情支出、医疗支出，分别有387、388和387个家庭。有307个家庭有非0教育支出且没有缺失，家庭生活基本支出有175个家庭没有缺失且不为0，食品支出为106个家庭，房屋支出和家具支出各有58个家庭。

如前述，很多支出项目存在着缺失项或为0，我们对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缺失项较多的支出数据大都不符合正态性要求，这将使得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检验变得无效。取对数可以使数据趋向正态分布，但会损失大量为0的观测数据。出于以上考虑，同时为了消除角点选择的处理困难，我们将支出分为三类：教育支出、生产支出和消费支出。生产支出为生产性支出和社会人情支出之和。人情支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变量，具有非常显著的生产效应(时磊，2009)。消费支出是其余五种支出之和。这种分类方法的依据是：其一，教育支出是我们关注的变量；其二，生产性支出、社会人情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高度显著的相关关系，或者说内生性，而其余五种支出没有这种关系。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分解合并以后，包括收入变量取对数以后，数据都通过了正态性检验，然后我们根据一般规则处理了异常值和杠杆效应明显的观测值。

本文要考察的是，预期到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的家庭会不会增加教育支出、生产支出或消费支出。为此，设置教育政策虚拟变量，调查问卷中“您是否知道减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政策”是一个直接询问农民家庭的问题，如果农民回答“是”，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有家庭可能不知道教育政策变迁是由于家庭没有教育支出，统计发现样本中只有13个家庭属于此类，在不知晓教育政策家庭中占较小的比例(13.1％)，变量取对数后就会消除教育支出为0样本。

然后就是控制变量的设置。教育支出估计主要的控制变量有：学校质量虚拟变量、辍学虚拟变量、影响家庭支出偏好的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根据数据可得性，学校质量虚拟变量是用农民家庭对子女就读学校的满意度来测量，如果农民家庭对子女就读学校质量表示满意，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家庭是否有辍学人口也是调查问卷中一个直接询问农民家庭的问题，如果农民家庭回答“是”，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理论研究一般假设家庭偏好类似，但偏好的非同质性会导致家庭支出结构的预测偏误。根据资料可得性，同时结合文献，我们主要考虑两个控制家庭偏好结构的因素：户主年龄虚拟变量和家庭负债消费虚拟变量。我们认为，样本家庭户主年龄较大与户主年龄较小，可能存在不同的支出模式，我们取45岁为虚拟变量设置分界点，若样本家庭户主年龄大于45岁，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家庭负债消费偏好虚拟变量的构造是，比较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

支出，如果家庭总支出高于家庭总收入，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总收入、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配偶受教育年限、家中是否有小孩读小学虚拟变量、家中是否有小孩读初中虚拟变量、家庭子女数目。

生产支出估计的控制变量主要有：辍学虚拟变量、家庭总收入、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虚拟变量和家庭负债消费虚拟变量。消费支出估计的控制变量主要有：辍学虚拟变量、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口数目、户主年龄虚拟变量和家庭负债消费虚拟变量。这里使用的计量经济方法主要是最小二乘估计，但是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个是估计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合一，家庭某些支出可能会影响家庭总收入，所以用家庭总收入作为控制变量需要审慎；另外一个就是异方差问题。在检验没有内生性的前提下，处理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模型设定等可能违反最小二乘估计经典假设的问题后，就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检验发现，只有生产支出与家庭总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我们将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处理，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和家庭劳动力数量。检验也表明消费支出估计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可应用异方差稳健最小二乘估计(RLS)、加权最小二乘估计(WLS)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等方法进行处理。

三、实证结果

表1、表2、表3回归结果表明：预期到的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民家庭教育支出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在不考虑显著性的情况下，符号是负的；生产支出的OLS估计结果显示预期到的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会增加生产支出，且结果是稳健显著的，但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就不显著了，符号是负的；消费支出估计结果显示，预期到的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会导致家庭较为显著地增加消费支出，且这一结果是稳健的。毫无疑问，这一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预期到家庭可支配收入将增加以后，农民家庭将长期收入的增加主要用在家庭消费支出，而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家庭的教育支出和生产支出。由农民家庭支出优先顺序的研究可知，如果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应当先使得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实现最优规模，然后才会顺延至消费支出，现有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家庭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可能已经达到了“贫困的最优”，可支配收入增加并不会显著影响这两种支出的增加。控制变量的解释简单总结如下：

教育支出估计控制变量的解释是：农民家庭对子女就读学校质量满意度增加会减少家庭教育支出，且结果是显著的。这可能意味着，由于对学校满意，家庭减少购买辅导材料及其他支出。存在辍学人口家庭教育支出竟然是增加的，虽然显著性不稳健，这可能意味农民家庭子女正规教育辍学后，进入了职业教育领域，从而教育支出增加。家庭总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数目显著地增加教育支出，符合理论预期。家庭有子女就读于小学，教育支出显著低于对比组，而家庭有子女就读于初中则显著高于对比组。这可能说明从小学到中学，教育支出有一个极大的增加。超过45岁的户主显然更会增加教育支出，且是显著的。负债消费的家庭教育支出比不负债消费的家庭要少得多，且结果是十分显著的。

生产支出估计控制变量的解释是：家庭有辍学人口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对生产支出没有显著的影响，辍学后的家庭子女一般都外出务工，而不参与家庭生产。家庭总收入无论OLS还是2SLS都显著地增加家庭生产支出。户主教育水平对于生产支出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可能说明教育回报率不高，户主教育没有用武之地，也可能是教育水平高的户主选择了外出务工。年老的户主与年轻的户主生产支出的差别是不显著的。负债消费的家庭生产支出比之于不负债消费的家庭是更少的，且结果是十分显著的。

消费支出控制变量的解释是：家庭有辍学人口会显著地增加消费支出，因为摆脱了教育支出。家庭总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稳健显著的。但家庭人口数量对消费支出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因为样本地区较贫穷，经济尚处于自给自足，通过消费支出反映出的消费还比较少。家庭很多消费采取自给形式，导致家庭人口数量与家庭消费支出关系不大。户主年龄虚拟变量对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负债消费的家庭消费支出比不负债消费的家庭要少得多，结果也十分显著。

四、实证结果的讨论

某种程度上讲，本文的实证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没有证实本文前面的理论推测。公共品供给不足存在一个表现形式，增加公共品的供给会导致社会边际福利效应的增加为正，这已为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Dong，2000)。但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当农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时，他们并不愿意增加教育支出，这可能是教育公共品供给增加没有得到超越消费支出增加的福利增进。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将获得的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回报率太低。我们发现农民家庭支出似乎存在着一个优先顺序，在这个优先顺序中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的排位要高于消费支出。这一优先顺序的存在可能意味着，对农民家庭而言，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在最初意义上获得的边际福利要大于消费支出，而当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得到相当程度满足后，家庭收入才会被用于边际福利意义较小的消费支出。

本文实证结果似乎表明，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已经在农民家庭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但是我们却仍然观察到农民家庭的贫困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困境。我们认为这并不矛盾，借用舒尔茨(1989)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研究来形容这种农业社会发展状态，我们称之为“贫困的最优”。并非教育公共品在社会角度上已经不存在不足或者短缺，而是相对于农民家庭的需求而言，并不存在短缺，农村教育发展的困境根源并不在于农民的贫穷，不是农民想获得教育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学费，而在于农民家庭对教育需求不足，或者说教育对农民没有太大的用处。所以，我们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并没有获得理论预测的效果，因为农民没有教育投资的激励，即使我们支付更多的资金，只是置换出了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农村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这种可悲的困境非常类似于舒尔茨(1989)所论述的传统农业社会，“促使这些人去做更多的工作的刺激是微弱的，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促使这些人进行更多储蓄的刺激同样也是微弱的，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是非常低的。”在样本地区，促使学生更多地读书的激励是微弱的，促使家长更多地督促学生学习，更多地为学生学习付出时间和金钱努力的激励也是微弱的。不幸的是，如果没有教育投资激励，即使政府大规模推动，教育发展也会更多地流于形式，教育质量低下。伊斯特利(2005)发现，“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普及基础教育并不能产生投资激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教育的质量因投资激励的不同而异。”“在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将会努力地学习，家长的督导更严格，教师的压力也更大。而在一个经济停滞、没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就不会认真学习甚至有时逃课，家长会让孩子们不上课而去地里帮忙干活，老师的工作会接近一个保育员。”如果教育质量低下，就很难推动经济增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规模的迅速膨胀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

中国农村的教育回报率之所以如此低下，现有的研究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内容大都是以升学为导向的，学校学习的知识与生产生活，尤其是与农村生产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可能就会导致教育回报率十分低下。其次，前些年较为普遍的拖欠农村教师工资，导致农村学校优秀教师流失严重，现有教师的知识结构老化，年龄偏大，这些加剧了知识质量的恶化。再次，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农村技术推广体制崩溃，没有建立必要的农民合作组织，导致农民抵御风险能力很差，这些大大限制了在农业生产生活、非农生产活动，甚至外出务工活动中知识可以增加收入作用的发挥，这也限制了教育回报率的提升。而教育回报率的低下，势必会使得农民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低下，这也是本文实证部分得出的结果与一般理论研究不符的根源所在。

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困境，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而可以改变，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村教育回报率，提高农民和农村社会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而这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教育内容的改革，对农村教师队伍选拔机制、农村教师待遇、农村教师流动和考核进行改革，以及进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农村技术推广系统，只有各方面工作相互配合，才能够系统地解决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农民和农村社会有了教育投资激励，孩子们会努力学习，家长努力督促，教师勤勉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为社会造就新的合格的劳动力。

五、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家庭消费支出，但对农民家庭教育支出和生产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并没有因为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而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本文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对农民家庭而言，在现有条件下，家庭收入用于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的边际福利小于消费支出。这并非意味着教育公共品在社会角度上已经不存在不足或者短缺，而是相对于农民家庭的需求而言，并不存在短缺，农民家庭没有教育投资激励。因此，农村教育发展困境的根源并不在于农民的贫穷，而在于农民家庭对教育需求不足，或者说教育对农民没有太大的用处。

本文认为，农民家庭教育投资激励不足可能是由于农村教育回报率过低所致。而农村教育回报率过低是由于我们的教育内容以升学为导向，学校学习的知识和生产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农村学校现有教师队伍知识结构老化，年龄偏大，教育方式方法落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技术推广体制崩溃，农民合作组织缺乏，限制了在农业生产生活、非农生产活动，甚至外出务工活动中教育与知识的作用发挥。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困境，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而可以改变，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村教育回报率，提高农民和农村社会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当然，本文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是数据的代表性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结论的可信性，未来的一个方向是进一步搜集其它地区的数据进行补充，以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和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