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与法律的稳定性

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主张再度调整个税起征点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人认为，目前，2000元的起征点仍显偏低，国家应尽快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上调起征点。作为工薪阶层，笔者自然欢迎这一建议，相信很多人也企盼个人所得税法的再次修改。不过，如果从立法角度而言，一部法律在短时间内频频修改，这的确是值得商榷的事情。

众所周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于2005年10月进行修改，将纳税起征点（按照税法理论，规范的说法应该叫做免征额）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接着，2007年12月再次修改法律，将起征点上调到2000元，这中间间隔只有两年。倘若近期再度“修法”，调整相关标准，那么，单就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频次和时间而言可能已大大突破了其他法律。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法律频频修改，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首先应明确一点，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它也必须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一部法律如果不适应现实的需要或者执法效果存在问题，那么通过法定程序对其予以修订（这里面也包括废止）当然是必要的，世界上没有亘古不变的法律。不如此，法律就失去了生命力。而另一方面，法律还具有稳定性，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要保持稳定。因此，我们谈到法律的“缺点”时，是应该默许这种“滞后性”（稳定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存在的。试想，如果法律颁布后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自然让人无从把握，执法者也会无所适从。而就我们从事的立法工作而言，法律出台后修改过多，频次过密，应是当前法制建设中尤应引起注意的一个倾向。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其一，频频“修法”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法律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颁布后就要不折不扣地施行。而不必要的修改过多，甚至修改的内容前后相向两端，反差过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法律的权威性，甚至使公众失去对法律的敬畏。这种影响不一定马上表露出来，但却是潜移默化的。

其二，频频“修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执法效果。一般而言，一部法律的执法主体相对是不变的，如果执法内容、执法标准时常发生变化，对执法者而言，刚刚适应的执法手段和执法规则马上就要修改，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程序和要求，这无疑会使执法效果打上折扣。

其三，频频“修法”耗费立法资源，增加立法成本。一部法律，无论是制定、修改或是废止，都需要经过完备的法定程序，都需要立法工作者的劳动，而这里的成本都是由公共财政支付的。所以，节约成本，合理使用立法资源也是立法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

那么，如何尽可能地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少一些无谓的“修法”呢？笔者认为，从立法环节而言，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做好立法的论证工作。这一工作的着力点在于判定什么内容和事项需要立法，什么内容和事项根本无需启动立法程序，这其实相当重要，这是把好法律“入口”的关键。试想，为什么需要修改的法律那么多呢，源头在于立得过多，当然如果这些立法都有必要性和急迫性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其中一部分法规是不是都需要“立”，这完全有进一步讨论和商量的必要，这时候，论证工作就不可或缺了。

第二，做好立法的调研工作。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其实真正做好调研并不容易，这项工作做好了，立法才有针对性和现实可行性，执法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如果在调研方面多花些气力，工作做得更扎实些，将来出台的法律才会更有生命力，从而也就大大压缩了未来需要“修改”的空间。

第三，立法工作者应具有前瞻性的谋划和思考。毋庸讳言，法律需要适时修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过程中的前瞻性不够，没能更多地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其实是对立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对应当下，更应关照将来，思考到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法律的贯彻和实施的情况。当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过高，但这是一个趋势，其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