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医家类》与四库学研究

摘要：“医家类”位居《四库全书》子部十四家的第五位，相对于“旧史多归之末简”的历史事实，医家类地位已经获得极大提高。有鉴于此，对“医家类”全面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弥补宏观笼统研究《四库全书》之遗漏，补充、细化、甚至改写宏观四库学的某些结论。

关键词：四库全书 医家类 四库学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14-17

在《四库全书》中，“医家类”从属于子部。就《四库全书》自身而言，这是不太重要的部分。《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就言“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四库全书》中的“医家类”还是创了记录：位居子部十四家的第五位。馆臣，特别是总纂官纪昀对“医家类”又比较重视。纪昀在《济众新编序》中曾言：“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上也。”由此可见，馆臣对“医家类”之重视，亦可见“医家类”之独特价值。

当前对四库学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出现了一大批厚重的学术著作。要想使研究得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入，必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按类别研究是未来的途径之一。《四库全书》给“医家类”以前所未有的地位，“医家类”也相应地为《四库全书》及其研究回报了丰厚的资源。笔者不揣荒陋，列例如下：

弥补宏观研究之遗漏补充相关研究成果

《四库全书》编纂人员众多，《总目・卷首》共列三百六十人。学术界也主要对这三百六十人进行探讨。实际上，还有很多编纂人员并没有列入其中，而他们对于《四库全书》的贡献也不可轻视，如帮助纪昀编纂“医家类”的劳树棠（镜浦）。

劳树棠，臧励稣《中国人名大辞典》、李云《中医人名辞典》等都未加著录。笔者利用民国十五年（1926）《阳信县志》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资料，对其生平勾勒如下。

劳树棠原名瑾，字宝琳，号镜浦，山东阳信人。乾隆四年（1739）生，嘉庆二十一年（1816）卒，寿78岁。乾隆癸卯（1783年）中举，第二年殿试以第三甲第七名的身份中进士，在录取的112人中名列50。当年会试的副主考官是纪昀，故纪昀在《重刻活人辨证序》云：“侍御劳镜浦，余甲辰春闱所得士也。”由进士授兵部车驾司主事，转职司员外郎、武选司郎中，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南河库道、直隶通永河道、江苏督粮巡道，嘉庆戊辰科江南文闱监试。其为官政尚简清、兴利剔弊，所在有声。性廉洁，疏食敝衣，在任与寒儒无异。

劳树棠的家庭可谓世代书香，科第不绝。其曾祖劳可式，字敬仪。为康熙乙酉举人，官至绍兴太守。其叔伯曾祖劳可嘉，劳可式之兄，为邑庠生，“子十一人，三列士林”。其叔伯祖劳天宠，字勿斋，劳可式之季子，为雍正丙午举人，“乙酉充江南房考，所取皆知名士”。其叔伯劳凤翥，字云麓，晚号劳山逸民，劳可式之孙，“为经艺恣肆，学使金台于公有韩潮苏海之目”，为邑诸生。其父劳风翔“少工举业……性好读书”，为监生。其家与其他书香世家颇有交谊，如纪晓岚家。纪氏《重刻活人辨证序》云：“镜浦家阳信，去余家仅四百里耳，戚谊相连者甚多。”这种书香传家的风气一直延续很久。劳树棠的儿子长龄任江宁布政司仓大使，曾孙承庆、乃宽俱考中举人。其中承庆历任直隶大名府同知、上海货捐司总办。乃宽考中进士，仕至学部副大臣、江宁提学使。

劳树棠的医学思想深受其父劳凤翔影响。劳凤翔少工举业，但功名不利，以监生终身。在此情况下，他把眼光转向了医药，即劳树棠所言的“经史而外，百家之书，无不窥寻，而于《千金》、《肘后》之秘，尤所究心。”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清人陈尧道所著的《伤寒辨证》。纪晓岚《重刻活人辨证序》云：“询其所传，则以《活人辨证》一书封公所最得力者。”陈尧道在自序中表明《伤寒辨证》一书“将伤寒与温热病异治及疑似杂证与古人之未及详辩者，一一标出”。劳氏父子在吸取这种伤寒与温病分治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王刘二家为宗”的学术思想。劳树棠在《重刻伤寒活人辩证序》中所记载其父的告诫就表明了这点，其父言：“……惟三原陈素中先生所著《活人辨证》，汇宋元以来诸家之说，而以王刘二家为宗。补其所未备，衍其所未畅，条分缕析，使读者一目了然，随证施治，可无岐惑。此能窥长沙之奥，而为王刘二家之功臣，吾欲刻之而力不逮也。汝其识之。”

刘河间力倡寒凉治温热。王履为朱震亨弟子。震亨之学出于宋内官罗知悌，知悌之学距河间刘完素仅隔一传，也喜用知母类寒凉药。故劳树棠的“以王刘二家为宗”也就是倾向寒凉。由于张景岳主张“阳常不足，阴本无余”，注重温补，反对刘河间、朱丹溪等人，故劳树棠对他评价不高。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以纪晓岚为总纂官，《四库全书》正式编纂。这时劳树棠已经三十四岁，还没有获得举人功名，并无机会参与四库医书的编纂。但纪晓岚家与劳树棠家“戚谊相连”，这就使劳树棠以亲朋身份帮助纪晓岚从事此项工作，即纪晓岚所说的“余每阅四库所收名医方论诸书，延侍御参校。”当然，这也导致四库医书详校官、总校官、纂修官等名单中没有劳树棠的名字。

在帮助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医家类》过程中，劳树棠向其介绍父亲的医学主张，即纪昀《重刻活人辩证序》所言的“述其封公平日论议，剧有名理。”这就使自称“余不知医”的纪昀深受其影响，进而影响到《四库全书・医家类》。对此，笔者已专文撰述，这里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劳树棠在《四库全书・医家类》的编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直至现在学术界还没有认识到其价值，这不能不说是当前宏观研究《四库全书》之遗漏。

弥补宏观研究之笼统细化某些研究结论

誊录生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人员中数量最多的群体之一。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指出：“总计七分《全书》及二分《荟要》，陆续所用誊录，共为三千八百二十六人。”现有的四库学研究已关注到了这个群体，但笼统言之，只是探讨了誊录的选拔标准及人员构成等等。但很少进行誊录生个案研究，如该人是个怎么样的人，誊录《四库全书》对其影响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资料的匮乏。而“医家类”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个案。例如温病四大家之一的吴鞠通（1758-1836）就是誊录生之一。

吴氏与《四库全书》的结缘出于无奈。朱士彦《吴鞠通传》言：“君十九岁而孤，家贫，弃举子业，走京师，时四库馆开，佣书以自给。”朱为吴鞠通好友，他明确指出吴鞠通检校《四库全书》是“佣书以自给”，是生活所迫。但这段话有一个地方容易造成误解，即吴鞠通“走京师……佣书以自给”时的年龄。实际上，吴氏虽然十九岁而孤，但到京师检校《四库全书》时已经26岁。对此，吴氏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表述的比较明确：“瑭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又越三载，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

吴鞠通得以誊录《四库全书》有一背景。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因包罗宏富，卷帙浩瀚，故无法全部刊刻，只能找人抄录。前四部（即“北四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誊录人员通过保举考试选拔，誊录完成后议叙授官。吴鞠通19岁已经放弃追求功名，且家庭困窘根本无法“自备资斧效力”，完全不符合前四部对誊录生的要求，故没机会参与到《四库全书》工作之中。但在前四部《四库全书》誊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选拔过程容易舞弊、议叙授官影响铨选、官缺不够等等。于是，后三部（即“南三阁”）《四库全书》的誊录则“改保举考取为雇觅给值”。正是这种予值觅书手的改革，无功名无财富的吴鞠通才得以参与《四库全书》的誊录工作，得以“佣书以自给”。

吴鞠通作为《四库全书》的誊录生除了获得生活必须的报酬之外，还有更大的收获。其《温病条辨，自序》言：“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这对于其温病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公认。除此之外，“医家类”编纂人员劳树棠等人的医学观点，也对吴鞠通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这方面，学术界还未关注，笔者试阐述一二。

初到北京做誊录生时，吴鞠通虽已学医多年，但仍处在极度困惑之中。家庭的苦难与医学界的各起异说，既让其痛苦也让其无从下手，而这时，吴鞠通在誊录《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接触到医家类编纂者寒温分治的学术观点，这对“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的吴氏而言不啻为一盏明灯。特别是“以王刘二家为宗”观点又使他得以深入地学习研究温病。翻检吴氏及其友人的论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先看王履对于吴氏的意义。王履，朱丹溪弟子，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唯有《医经溯洄集》行于世。在《四库全书总目・医经溯洄集》中，馆臣指出王履的学术贡献之一就在于阐明了伤寒与温暑的不同，并特意指出其《伤寒立法考》一文特别重要，为温病学派的产生扫清了迷雾。吴鞠通对于王履的这些贡献多次表示了敬意。《温病条辨・凡例》云：“奈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温病条辨・卷首-原病篇》云：“细考宋元以来，诸名家，皆不知温病伤寒之辨。……王安道《溯洄集》中辨之最详，兹不再辩。”《温病条辨》卷一《上焦篇》“辛凉平剂银翘散方”方论云：“王安道《溯洄集》，亦有温暑当用辛凉不当用辛温之论，谓仲景之书，为即病之伤寒而设，并未尝为不即病之温暑而设。……皆先得我心者。”这些表示敬意的话，明确表明了吴氏对于温病的认识及其温病治疗组方用药等方面深受王履的影响。

刘河间也对吴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氏及友人对此都有阐述。《温病条辨》卷一《上焦篇》云：“温病由口鼻而人，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又云：“本论详加考核，准古酌今，细立治法，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未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瑭得以善其后也。”吴氏好友汪廷珍《温病条辨序》云：“惟金源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而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朱士彦《吴鞠通传》云：“六气为病，今惟存《伤寒论》，后人遂以伤寒之法遍治外感不效，又谓辛温不可用，而各立方法，然无能出《伤寒论》之范。元人刘守真、明吴又可，始知其非。”这些论述明确表明了刘氏在三焦辨证、温病的认识及用药方面对吴鞠通的影响。

由此可见，誊录《四库全书》影响了吴鞠通一生，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而通过对吴鞠通的个案研究，深化了四库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使其更加具体明晰。

弥补宏观研究之武断 改写某些所谓定论

清廷编纂《四库全书》并不是完全出于“稽古右文”的文化考虑，实有“寓禁于征”的政治打量，所以查禁、删改、销毁了大量书籍，被称为文化的浩劫。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云：“书籍厄运，自秦政而后，实以此次为最甚。不特焚书浩劫，乃与四库开馆相始终，其后《四库》书成，高宗仍复断续有切责各省查禁不力之谕，是其抑遏残害之心不啻若自其口出，稽古右文，岂若是乎？”于是，吕留良等人的著作成为了清廷关注的对象。《禁书总目・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云：“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所自著之书，俱应毁除外，如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选及其诗词者，原系他人所采录，与伊等自著之书不同，应遵照原奉谕旨，将书内所引各条签明抽毁，于原版内铲除，仍各存其原书，以示公允。”

政治高压之下，吕留良的诸多著作被禁，包括其医学著作《吕注医贯》。《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贯》云：“《医贯》六卷，吕留良评本。明赵献可撰。……后来徐大椿撰《医贯砭》一书，于其附会武断之处，抉发无遗，排献可并诋留良，《四库》著之存目，而是书原本，未经列入，但云献可说不能多验，其书已不甚行，不必如是诟争。盖留良被罪后，其评本亦有禁书之嫌，故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今传本于卷首留良名字皆经墨涂，可见当时情事，不可不存其目以备医家一重公案。”

在此情况下，学术界都认为《四库全书》中吕留良的著作都被签明抽毁，没有任何痕迹了。实际上不然，四库全书本《续名医类案》采掇了大量医籍，其中就包含了《医贯》和高斗魁的《医宗己任编》。《医贯》与吕留良的关系前已论述。高斗魁为吕留良好友，《医宗己任编》不但保留了他和吕留良交谊的很多内容，而且保留了吕留良的二十多则医案。这样，《续名医类案》也就完整地保留了吕留良的二十多则医案，分别见于卷四、卷六、卷八、卷十四、卷十六、卷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三十一、卷三十四、卷四十二、卷四十五。

更为奇怪的是，馆臣中曾经有人发现了这种现象，那就是邵晋涵。在其撰写的提要分纂稿中，曾经提醒了这点。其撰提要云：“《续名医类案》六十卷，国朝魏之撰。之字玉横，钱塘人。……然就其所采诸书而论之，如赵献可《医贯》，多割裂《素问》，不顾上下文义以自伸其偏见，而此书仍存其医案。又如高斗魁《己任编》所载诸医案，当时已讥其以医贸贩，无异于世俗庸医而点缀医案以欺人，今此书仍次第分载。盖意主于夸多炫博，不暇持择也。”

这里虽然从学理角度指出它引用的赵献可《医贯》、高斗魁《己任编》之不足，但实际上邵晋涵考量的是政治。因为《医贯》已经被禁，而《己任编》保留了很多吕留良的医案。不过值得玩味的是，邵氏的指责并没有引起反应。除了《四库全书》本继续保留了赵献可、高斗魁的医案外，纪昀等人修订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续名医类案》提要不再强调这些问题，而是关注于其编次潦草等问题。

秦始皇焚书坑儒，独独保留医籍。《四库全书》的删书是否针对的也是经史著作，故对医学著作很少删改？不然，则邵晋涵之提议不被重视这一现象难以解释。倘若此种猜测成立，则必将改写四库学的某些结论。

上文以三个例子初步阐述了具体研究“医家类”对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学研究的意义。实际上，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学研究的意义可能还不限于上文所提到的那些。故对“医家类”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