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乾隆谕旨中的“不收\改\删\销毁”等问题评议

摘 要: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举。然而其在编纂过程中曾经删改甚至销毁过许多书籍,对于这样的做法,学者持否定态度的比较多,然而历史的事实又是怎样呢?拟从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下达的二十五道谕旨入手,以期对这一问题给以客观的评判。

关键词:《四库全书》;乾隆谕旨;不收;改;删;销毁

中图分类号:K22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206-03

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 461种,79 309卷;存目书籍6 793种,93 551卷;合计10 254种,172 860卷 [1] 。它不仅囊括了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书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专业领域。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享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之美誉的鸿篇巨制,后人对其评价却毁誉参半,尤其是对它在编纂过程中的“不收、改、删、销毁”书籍的做法,更是大加鞭挞。

其中,比较激进的如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乾隆之鼎盛及嘉庆之中衰》讲“清廷对于明季之野史及稍涉嫌疑之诗文集,一经拟定,概付焚毁,故当时著述之消灭者,不下一万余部,致宝笈之中,减一巨观。世或比之于秦皇之焚书云。” [2]又如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序》中说:“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徒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残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架,迄不能偿其罪也。” [3]

显而易见,在上面的论述中两位学者将《四库全书》的编纂与秦始皇焚书修长城、隋炀帝开凿运河对举而言。客观地来讲,《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保存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其在编纂过程中确实存在删改书籍、销毁书籍的做法。对这样的做法,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客观评判呢,怎样的评价才更接近于当时历史的真实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下达的二十五道谕旨中得到一些体悟。

一、“不收”书籍的谕旨

乾隆皇帝在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之后,不仅采辑《永乐大典》珍本、挑选内廷各处所藏典籍、采购社会上流传书籍、下令编纂各种图书,而且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征书活动。数年之间,翰林院即“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 [4] 如此丰富的文献典籍,无疑为四库馆的采择编辑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天地。然而,面对这些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的书籍,如何进行甄别采择,却绝非易事。乾隆皇帝对于这些书籍的收录尤其是不收录的情况曾多次下达谕旨。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下达谕旨云:“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毋庸采用外。”[1]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昨阅四库馆进呈书,有朱存孝编辑《文类聚补遗一种》。内载美人八诗,诗意狎,有乖雅正。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无邪。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当原本风雅,归诸丽则。所谓兴遥深,语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台新咏》以后,唐人韩辈,务作绮丽之词,号为香奁体。渐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诗格更为卑下。今美人八内所列丽华发等诗,毫无寄,辄取俗传鄙亵之语,曲为描写,无论诗固不工,即其编造题目,不知何所证据。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以美人八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著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

以上两则谕旨明确规定了哪些书籍是不能被收进《四库全书》的,其不收录的情况如下:

1.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不收。

2.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不收。

3.意狎,有乖雅正,毫无寄者,不收。

为什么不收录上述情况的书籍呢?我认为,这与乾隆皇帝编纂的目的有关。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旨云:“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钜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故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以游艺养心之一助” [1]。由此可知,“稽古右文,聿资治理”是他的基本文化政策,亦即编纂《四库全书》的基本目的和要求,更深层则是出于其禁锢民众思想、麻痹人民的反抗情绪、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出于这样的目的,及此种狭隘的统治者心理的存在,就使得许多不合统治者胃口的优秀典籍而惨遭销毁或湮灭,由此使我国古代文献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二、关于改与删书籍的谕旨

对于收录的书籍又该怎样处理呢,是照搬全抄,还是有所选择呢?出于“聿资治理”的目的,乾隆皇帝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收录书籍的内容有的进行改动,有的则是予以删除。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呢?请看乾隆谕旨的指示: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切,乃为朝议所挠,致使身陷大辟。尝阅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二语,亲为批识云: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可见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台奏稿,弹核权奸,指陈利弊,亦为无惭骨鲠。又如叶向高为当时正人,颇负重望,及再入内阁,值逆阉弄权,调停委屈,虽不能免责贤之备,然视其论扉奏草,请补阁臣疏至七十上,几于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其朝纲脞,可不问而知也。以上诸人所言,若当时能采而用之,败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又彼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李应、周宗建、缪昌期、赵南星、倪元路等,所有书籍,并当以此类推。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从焚弃,至令湮没不彰……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实不足罪。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众。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削去数卷,或削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如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其书均不必毁。使无碍之书,原听其照旧流行[1]。

通过上述的乾隆谕旨,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的“改易违碍字句”的书籍,主要是针对明末诸人的著作,如刘宗周、熊廷弼、王允云、叶向高、左光斗等。乾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其“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的目的。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据四库馆总裁将所辑《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朕详加批阅。内宋刘《学易集》十二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规。前因题《胡宿集》见有道院青词,教坊致语之类,命删去刊行,而钞本乃存其旧。今刘所作则因己身服药交年琐事,用青词致告,尤为不经。虽钞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盖青词踪涉异端,不特周、程、张、朱诸儒所必不为,即韩、柳、欧、苏诸大家亦正集所未见。若韩愈之《送穷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拟神灵,游戏翰墨,不过借以喻言,并非实有其事。偶一为之,故属无害……况青词之尤乖典则者乎?再所进书内有拟请钞之王质《雪山集》,内如论和战守疏,及上宋孝宗书诸篇,词旨切,颇当事理,竟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至现在纂辑《四库全书》,部帙计盈数万,所采诗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体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弃瑕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帐记,语多称颂,缪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而全集或存,亦不必因此而废彼……该总裁等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古斥邪之意 [1]。

以上两则乾隆谕旨,明确了删削书籍的几种情况:

1.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须削去数卷,或削去数篇。

2.书籍中含有“道院青词,教坊致语”类内容的,删去。

3.书籍中有“缪于是非大义”内容的,删去。

在对这些含有所谓“违碍字样”书籍的处理中,也有不改不删的特例。如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昨阅《杨继盛集》内,改写亦然。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理。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1]。

又如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历代名臣奏疏,向有流传选刻之本。《四库全书》内亦经馆臣编次进呈……若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或折冲疆场,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议,切敷陈。设明之君采而用之,犹不致败亡若是之极。其事距今百十余年,殷鉴不远,尤当引为炯戒。则诸人奏疏,不可不亟为辑也。除明史本传外,所有钞入《四库全书》诸人文集,均当广为,裒集成编。即有违碍字句,只须略为节润,仍将全书录入,不可删改。此事关系明季之所以亡,与我朝之所以兴[1]。

由此可知其不改不删的情况如下:

1.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不改。

2.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事系明季之所以亡,与我朝之所以兴,不删。

这样我们对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的“改、删、削”书籍的情况,就可以给以比较客观的评判:其改删明末一些大臣的违碍字句,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并要达到其“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的目的;其删青词,出于“归雅正,古斥邪”,维护儒家传统诗教观的目的;其不改“夷狄”出于维护经典本来面目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传统文化;其不删“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事关系明季之所以亡,与我朝制所以兴”的奏疏,也是为了达到使其统治地位正大光明、名正言顺的目的。

三、关于销毁书籍的谕旨

据统计,从修书之始到乾隆四十七年的八年间,共销书二十四次,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中数几与四库收书相埒” [5]。正是鉴于此,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讲“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6] 但是查禁和销毁反对自己统治的书籍,是历代统治者共同的本性。有哪一个封建统治者能够容忍反对自己统治的书籍,并不是一概排斥,而是严加甄别,区别处理的呢?

对于这样的评价,历史的真实又是如何呢?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云: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盖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 [1]。

从上面的谕旨中,我们了解到乾隆要销毁的只是那些“腼颜苟活”而反对清朝的明末遗臣和遗民的著作,打击面是很小的。对于那些并非“腼颜苟活”的反对清朝的著作,如上面讲到“删改”书籍的谕旨中提到的像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王允成、叶向高、杨涟、左光斗、理应星、周宗建等“彼时直臣”,则只是“改易违碍字句”,或“所有触碍字样,只须削去数卷,或削去数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确实删改了一些书籍的内容,而且销毁了一些不利于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书籍。然而通过对这些谕旨的分析,我们也了解到乾隆对待这些书籍也是加以甄别,区别处理的。总之,《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其保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其在编纂的过程中又不无瑕疵。

参考文献:

[1]永,等.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56.

[2]萧一山.清代通史[K].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Z].上海:启智书局,1935.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修四库全书档案[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Z].

[6]鲁迅.鲁迅全集:卷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责任编辑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