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遗嘱自由原则

时间:2022-03-25 07:36:12

一、遗嘱自由原则概述

遗嘱自由是被继承人所具有的生前通过遗嘱的方式处分自己财产所有权的自由。其内容包括指定继承人的自由;指定应继承份额的自由;遗赠的自由;设定遗嘱负担、捐赠的自由;撤回、变更遗嘱的自由。按照继承法理论,所谓的遗嘱继承是法定继承的对称,它是指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进行继承的一种继承制度。遗嘱继承制度中的遗嘱自由原则就集中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遗嘱自由的具体内容包括:遗嘱人可以通过订立遗嘱变更继承人的继承顺序和应继份额,甚至可以取消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可以将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赠给国家、集体组织、用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等。之所以把遗嘱自由看作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就是因为建构在遗嘱自由基础之上的遗嘱继承制度与法定继承相比,更能直接体现财产继承人的意志。遗嘱自由原则体现了对公民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和尊重,这无疑对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及被继承人本人的利益的保护具有相同的作用。

二、遗嘱自由的限制

当今世界各国的继承制度对该原则的态度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这突出的表现在对遗嘱自由原则的不同态度和主张,分为两种形式:(1)相对遗嘱自由制。即遗嘱人只有在保留法定继承人的应继份或者扣除特留份的条件下,才能自由处分其余财产。显然,这对遗嘱自由作了较大的限制。如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要对当事人的意志进行一些限制,主要是因为害怕绝对的意志自由可能会带来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2)绝对遗嘱自由制。它偏重于强调遗嘱人的自由意志,使其享有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绝对权利。如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美国等等。

我国现行继承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公民享有遗嘱自由权,允许公民可以用遗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遗产,可以变更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和应继份额,甚至还可以取消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遗赠给国家、集体组织,用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等。但是由于遗嘱自由权具有局限性,我国的遗嘱自由也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

三、对我国遗嘱继承的立法建议

对遗嘱自由实行必要的限制是当今世界各国继承立法的总趋势。作为我国限制遗嘱自由主要方式的“必留份”制度,在保护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利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国外的特留份制度相比,无论是界定必留份主体还是划分必留份的份额,都缺乏固定、明确的标准,因而在法律运用上造成诸多困难,在司法实践中暴露了它的一些缺陷和不足,迫切需要加以完善。我国在完善遗嘱自由制度时,应借鉴外国民法典“特留份”的法律制度,扩大“特留份”的权利主体的范围;应明确规定特留份份额,确立一个便于操作的量化标准;规定遗嘱人采用赠予或遗赠方式规避“特留份”的行为无效。笔者认为,应立足于我国现有立法规定,兼吸收人类法律文化的精粹,吸收国外特留份的长处,以逐步完善我国的必留份制度。特提出具体立法建议如下:

1、借鉴外国民法典“特留份”的法律制度。“特留份”是指法律规定的遗嘱人不得以遗嘱取消的由特定的法定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意大利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六条规定:“特留份继承人是那些由法律规定为他们的利益保留一部分遗产或者其他权利的人。他们是:配偶婚生子女、私生子女以及直系尊亲属”,第五百三十七条规定:“如果父亲或母亲只留一个子女,或婚生或私生,则该子女可以获得遗产的半数,本法第五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况除外。在留有数名子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获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并且按照相同的份额平均分配给全体婚生子女和私生子女。”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均有类似的规定。以“特留份”的形式对遗嘱自由加以限制,已成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的通例。《继承法》虽然以“必留份”的形式对遗嘱人的遗嘱自由加以限制,但由于上面已述的原因,遗嘱人的遗嘱极易造成继承人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或遗嘱人以遗嘱的方式逃避本应该由其财产承担的对未成年人、配偶抚养义务,从而增加社会的负担。因此,《继承法》修正时可借鉴外国民法典“特留份”的法律制度,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之现状,可规定“遗嘱应当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至少保留二分之一的遗产份额”。规定享有特留份主体的范围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父母、子女,而不问他们是否缺乏劳动能力,有无生活来源。并对特留份设置一个固定的标准,应采用全体特留的计算方法,因按此种计算方法可以对遗嘱自由予以有力的限制,从而加强对较近法定继承人利益的保护。

2、规定遗嘱人采用赠予方式规避“特留份”的行为无效。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七)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对此,应借鉴外国民事立法限制遗嘱人在一定期限的赠与行为。如《日本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条规定:“赠与,以于继承开始前一年间所进行者为限,以前条规定算入其价额。但是,当事人双方知有害于特留份权利人而进行的赠与,虽系一年前所进行者,亦同。”《瑞士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五条规定“死者生前所作的赠与作为扣除的部分,应算在遗产份额之内。”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均大致作了上述规定。我国继承法对被继承人生前所为的赠与行为没有任何限制,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应当明文规定,遗嘱人生前采用赠与方式规避特留份的行为无效。当事人双方知道有害于特留份权利人而实行的赠与,虽系一年前所进行的,仍应计入遗产当中。

3、保留并完善我国的必留份制度。法律应当明文规定,享有必留份的主体是第一、第二顺序继承人中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人。即使必留份的主体亦是特留份权利人,也不妨碍他们享有必留份的权利。在具体操作程序上,如果享有特留份的主体,亦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则应适用特留份优先的原则,首先满足享有特留份权利主体的份额,再由立遗嘱人可自由处分的部分中划出必留份主体享有的份额,必留份的份额为立遗嘱人可自由处分部分的二分之一。

以上立法建议,可以使我国的继承法律制度在充分体现遗嘱自由的基础上,保护被继承人近亲属的利益,以维护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并切实加强对法定继承人中“双缺乏”者的保护,体现养老育幼原则。从而建立起一个真正符合我们国家国情的遗嘱继承法律制度。

(作者单位:黑龙江剑桥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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