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影响因素分析

时间:2022-03-25 01:38:10

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建筑业农民工作为建筑业基层施工人员,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影响我国建筑质量和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其合法权益劳动合同的签订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我国当前建筑环境下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极低的基本情况,本文运用访问调查法和文献统计分析法,分别从农民工、包工头、施工企业、建筑行业和社会五个角度对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影响因素进行论证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Abstract: As base constructing operators, the protection on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truction migrant workers refers to the quality of building and social justice and thus the labor contract gradually becomes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Considering the rate of labor contract is low in current constructing environment, applying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argues and analyzes migrant workers labor contract rate factor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migrant workers, contractor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society and puts forwards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 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影响因素

Key words: construction migrant workers;labor contract rates;influence factors

中图分类号:F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3-0005-04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劳务用工长期处于企业资质挂靠、层层分包与“关系霸权”共同构建的“三位一体”的包工制度[1]下,底层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堪忧。劳动合同是合理规范雇佣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农民工利益不受损害的重要法律手段。但是,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严重影响劳动合同法律的规范作用,不利于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表1为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揭示的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可见,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亟待提高。当然首要的问题是搞清楚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地的具体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

同时,建筑业农民工用工劳动合同签订极不规范。劳动合同多为口头协议,出现纠纷时难以起到法定效果。合同签订过程雇主与雇员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切实损害农民工利益。合同签订率地区差异大,针对北京、成都、武汉、郑州和沈阳等城市统计调查发现:北京为32%,成都为14.5%,武汉为12.1%,沈阳为14.9%,而郑州仅有6.8%[2]。各种原因产生的合同签订失败,导致农民工参保率,拖欠工资问题难以彻底解决,农民工维权艰辛,严重影响工程施工的进度、质量、安全。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建筑业农民工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研究焦点包括:①建筑业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3]、吴书安[4]等通过对四川、河南、重庆、湖北、陕西、河北、江苏等建筑工地农民工调查,从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劳动待遇、工地生活状况、工会组织情况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建筑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并提出了提高农民工待遇水平的相关对策。②包工头和包工制度理论分析研究。郭宽宇从合约性质、制度约束及利益相关者方面对“包工头”展开分析,认为它是原生态市场组织,是我国不完全城市化下的产物[5]。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从包工头制度的历史成因及制度取向分析包工制度[6]。③建筑农民工劳务企业发展探究。龙晓华、金维兴分析了农民工建筑劳务非正规就业的动因,设计建筑劳务转向正规就业的方式,并分析了障碍[7]。④农民工劳动合同问题研究。林绍珍、许晓红从农民工角度研究了福建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认为职业技能、外出务工年限、健康状况、是否了解劳动合同相关法律等因素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影响显著[8]。刘林平、陈小娟通过对珠江三角农民工调查,从市场效益机制、组织理论和社会关系三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进行了理论分析[9]。

综上所述,对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基于相关文献和访问调查的基础上,尝试从农民工、包工头、施工企业、建筑行业和社会多个角度对影响建筑业农民工劳动签订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1 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影响因素

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问题是建筑劳动合同参与者、建筑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问题。所以考量建筑业农民工劳动签订率影响因素应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探究。从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而言,可以把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对于参与劳动合同的直接相关者而言的影响因素,从农民工、包工头和施工单位三角度去分析;外部因素指建筑行业外部环境,从建筑行业和社会两个角度分析。

1.1 农民工角度

作为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建筑业农民工的特性决定了建筑业农民工合同签订率低的高低。建筑业农民工人存在具有独特性,由于工种多为技能型工种,建筑业农民工知识水平低,对于建筑法律认识能力差。并且,建筑业农民工小农本位思想意识残存,维权意识低。再有,多为流动性工人,逐利换岗。考虑建筑农民工的特点,作者在返乡农民工的调查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条列出从建筑业农民工角度导致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影响因素:①法律熟知度;②维权意识;③机会收益;④工作年限和技术水平。

1.2 包工头角度

包工头促使本该在农民工与建筑企业两方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演变为农民工、包工头和施工企业三方关系。作为当前我国建筑用工中间者角色,包工头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我国建筑业包工头多为建筑农民工人出身,对于法律的认知不够,不了解自己在建筑行业的尴尬地位,在法律地位的模糊性导致自己维护权利缺少法律手段。农民工包工头多在建筑农民工团队里有较高的信用,导致不正规组织农民工进行劳动过程。作者通过对建筑农民工调查了解,参考已存在包工头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列出包工头隐性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①包工头法律认知度;②包工头诚信度;③包工头自组织程度;④包工收益和工期。

1.3 施工企业角度

施工企业分为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施工劳务分包企业。企业作为与建筑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的签订方,严重影响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据调查资料显示,超过3/4是因为建筑施工企业不签订劳动合同[11]。施工企业进行工人招收时,肯定要考虑企业的用工成本,建筑施工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考量签订合同后的隐性成本。随着企业资质逐渐提升,由于制度和社会压力,企业倾向于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12]。作者通过研究和对前人经验归纳总结施工企业方面影响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①企业用工成本;②企业资质等级;③企业承包预期。

1.4 建筑行业环境角度

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过程从内部而言,是建筑实际劳动参与者,即建筑业农民工、包工头和施工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而从从外部而言是建筑行业环境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后,对内部参与方发生影响的过程。于整个建筑行业而言,建筑业农民工合同的签订同发包制度、施工企业整体经营状况、建筑行业工会的参与程度、建筑行业法律完善程度和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效果均有很大关系。建筑行业发包市场混乱,资质挂靠、层层发包、权利层层寻租、项目利润层层榨取。以至于,底层农民工基本工资难以维持。各利益相关方考虑保障违法利益和风险规避,降低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当前,我国政府和研究学者鼓励建筑劳务企业招收农民工,强调了劳务企业在正规化建筑农民工劳作关系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当下我国建筑环境,层层分包,权利寻租,包工头大行其道,致使劳务企业收益率太低,经营困难,以使建筑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低。国家该从建筑环境出发,完善法律机构,增强监管力度,强调建筑业工会参与。则从建筑业环境而言,影响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因素有:①违法层层发包;②劳务企业经营状态;③法律完善度和政府监管;④工会参与程度。

1.5 社会环境角度

社会关注度高,能发挥媒体对农民工维权事件的舆论影响能力,转变政府机关的职权倾向,促使建筑行业法律的完善,加大政府执法力度。事实证明,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于建筑农民工关注增大,农民工的生存条件恶劣问题,工资问题等均得到较好解决。社会关注程度提高,促使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水平提高。

综合以上各角度对于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影响,总结各个影响因素,综合见表2。

2 关键因素分析

章节1中条列出影响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因素,可以认为建筑农民工的劳动签订是以上子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更清楚了解影响因素对于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作用,对于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排序尤为重要,提取出影响劳动签订的关键因素,可以更针对性研究提升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的具体措施。

2.1 数据调查

为了更为准确地确定影响子因素的影响程度,作者根据各个影响因素设置打分表进行实证调查。发放份数为44分,收回39份,收回率88.6%。作者对调查数据进行整合,见表3。

2.2 数据分析

通过对处理后的数据观察可以发现,如果进行综合考量,数据将会受到边际数据的影响。这是由于采用主观专家调查法,每个专家对于各个影响因素的心理权重不同,造成给定的分值有较微小的偏差。为了取消边际效应的影响,作者采用统计学众数的思想,对数据进行二重众数统计分析,以此进行各个关键因素的排序。

2.2.1 二重众数统计介绍

一重众数统计:

给定n个统计量和m个统计权重,任意统计量Si的任意权重qij的统计样本数sij,求sij的最大值:

simax=(sij)

求得排序因子ai:

ai=qij×simax

进行首次排序;

二重众数统计:

对于首次排序ai相等的统计量Si′,进行二重众数统计。

统计量Si′的统计数据中去掉simax,重复操作一重众数统计步骤,得到二重统计排序因子ai′,进行第二次排序。

综合上述两重统计,可以得到统计量的众数权重排序。

2.2.2 统计数据结果与分析

运用二重众数统计的方法,可以较好的处理数据边际离散而导致的平均化,针对本调查而言可以更好地获得广泛的认识观点。本文通过运用此统计方法,首先从劳动合同的签订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建筑行业环境和社会关注方面分析,确定各角度的重要性;然后在各个角度中进行细化考虑,确定各个思考角度内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

①各思考角度评析。

进行首次众数统计,可以获得各个因素的统计排序因子ai,见表4。

为了从整体角度考量,各个角度的重要性,需要综合考虑。通过对数据综合考量,确定各个思考角度的影响程度排序为:包工头角度>施工企业角度>农民工角度>建筑行业角度>社会角度,下面具体进行说明:

1)从排序因子分析而言,农民工角度中农民工法律熟知程度值较大,综合考虑,考虑其排序次优先于前两者。实际角度而言,这样排序也是较为合理。建筑行业劳动力市场中,包工头的存在为施工企业进行市场投机和法律责任逃避提供了可能。按法理而言,劳动合同的签订者该为实际发生劳动的双方。而处于中间地位的包工头截断了两者正常信息交流的路径,提高了中间操作的可能性,而使其在建筑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影响比重较高。而施工企业影响效果高于农民工是由于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施工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而农民工由于自身法律缺失、信息严重缺乏、维权力量差等原因处于劳动签订的被动状态,以此影响劳动合同签订的结果较低。

2)建筑行业角度和社会角度属于影响建筑农民工合同签订的外部因素,主要通过作用直接参与劳动合同的利益直接相关者而发生影响。排序结果虽然建筑行业角度优先于社会角度,从数据可以看出差别不明显,也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分析可知,随着社会对于建筑业农民工的关注程度增强,会整体作用于建筑行业,有利国家和社会相关部门和成员进行建筑环境的改善,规范建筑劳动市场。

②各角度子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细化关键因素,需要对各考量角度的子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首次排序因子的ai有相同值,则可以进行二次众数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见表5。

通过表5的分析可得:农民工角度的排序为:法律熟知度>维权意识>工作年限和技术水平>机会收益,提取法律熟知度和维权意识为关键因素;包工头角度排序为:包工头自组织程度>包工头诚信>包公收益和工期>包工头法律认知度,提取包工头自组织程度和包工头诚信为关键因素;施工企业角度排序为:企业资质等级>企业用工成本>企业承包预期,抽取企业资质等级和企业用工成本为关键因素;建筑行业角度排序:工会参与程度>法律完善度和政府监管>违法层层分包>劳务企业经营状态,提取工会参与程度和法律完善度和政府监管为关键因素;社会角度关键因素为社会关注。

3 结论及建议

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是一个综合问题,是农民工、包工头、施工企业、建筑行业和社会多个重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文已经通过数据调查和处理获得影响劳动合同签订率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的主要途径建议如下:①应该着力增强建筑业农民工自身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特别是劳动合同及保险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建立提升农民工技术技能的有效途径。这是优先级的途径,是其他途径实现的基础。②应该正视“包工头”现象,合理界定“包工头”的法律地位,提高劳务包工队伍整体实力,促进包工队伍向劳务企业转型升级。这是政府和行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不可一味以“包工头”违法而忽视此问题的存在。2014年建筑企业新资质标准降低了劳务企业的门槛,是一个良好的开端。③施工企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依法与建筑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提升自己的职业资质,依法规范自己在市场行为,杜绝非法挂靠,层层分包。2014年住建部对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施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④政府应根据我国建筑行业实际情况,补充和完善建筑行业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相关法律。2015年人社部出台的建筑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全面覆盖计划,是对劳动合同的一个重要补充。

应该看到,前两条途径不畅通,后面的举措效果将不易达到。

参考文献:

[1]李大君.当包工头也遭遇欠薪[J].中国工,2014(1):37-40.

[2]潘毅.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状况调查[J].工友,2014(4):14-17.

[3]李大君.“高新”下的艰辛――建筑工人生存状态调查[J].建筑,2014(2):6-25.

[4]吴书安.建筑农民工现状与对策研究[J].建筑经济,2013(2):87-90.

[5]郭宇宽.“包工队”模式再认识:合约性质、制度约束及利益相关者[J].开放时代,2011(6):132-141.

[6]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包工头制度的历史成因及制度取向[J].中国建设信息,2007(2):50-53.

[7]龙晓华,金维兴.农民工建筑劳务正规就业问题研究[J].建筑经济,2010(6):19-21.

[8]林绍珍,许晓红.福建省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4(4):60-63.

[9]刘林平,陈小娟.制度合法性与劳动合同签订[J].中山大学学报,2010(1):151-160.

[10]陈妍.建筑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状况的调查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8(22):173-174.

[11]陕西省咸阳市总工会课题组.建筑业农民工权益维护状况调研报告[J].中国工运,2014(2):29-30.

[12]李仲达,刘璐.企业特征、农民工权利意识与雇佣关系:劳动合同是否带来工资溢价[J].经济管理,2013(7):17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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