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俄罗斯人的情缘

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几乎有30年同俄罗斯人打交道。我们之间不仅相互关系密切，而且也有曲折，还带有传奇色彩，甚至或多或少影响到两国关系。

在和俄罗斯人的接触中，有工人、司机、修理工、清洁工、教师、医生、工程师，机场场长、总调度、办票员、地面服务小姐、搬运工、海关署长，前苏联和俄罗斯驻华使馆各级外交官、外交部副部长，直到苏共中央总书记、俄罗斯总统。可以说，我和俄罗斯人有较深的感情，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多彩有趣的故事。

俄罗斯平民的几件小事

1960年8月，我顺利地结束了在外交学院五年的学习生活，被分配到外交部，直接到驻苏联使馆工作。

刚到使馆时，我被分到办公室总务科工作，办些行政上的杂事。如管理大使官邸施工工程，同俄工程师、工人联系；负责管理联系雇用的俄籍雇员，如医生、司机、清洁工、洗碗工、通讯员、打字员、修理工、花工等。他们都是下层人，但我很尊重他们的劳动，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工作都很认真，也很朴实、憨厚，按时上下班，从不偷懒。每年春节前，为感谢这些工人，使馆专门举行招待会，邀请他们的家人、孩子参加。他们都像过节似的，穿上最好的衣服出席。

记得一天下大雪，午夜，在机场送走一批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人后，我只身开车回使馆，突然车胎爆裂。我不会换轮胎，正在着急没法时，一位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主动停下来，二话没说，很快就帮我换了轮胎。我要给钱，他无论如何不肯收，说“这是应该做的”。

使馆厨师长年在厨房工作，很少有机会外出，语言又不通，很想有一位懂俄语的人带他们到城里看看。一天，领导交待我带上几位厨师乘地铁进城。不料在换车时走丢了2个人，我十分着急。万一出了事，回不来怎么办？只好中断逛街，带其余几个人回使馆报告。但万万没想到，他们已先于我们回来了，原来是一位好心苏联人将他们送回了使馆。

我的宿舍在使馆沿街的二层，人行道紧挨在窗子下面。夏天一个周末，我开着窗子在屋内打扫卫生，播放着中国民乐“喜洋洋”、“彩云追月”等广东音乐，声音较大。音乐刚停，忽然听到外面传来热烈掌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探头朝外面一看，人行道上聚集了20多位男女老少，他们齐声高喊：“再放一遍”。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可见俄罗斯普通百姓多么喜欢听中国的民族音乐啊！

我在使馆行政科迎送组工作了近二年，同机场上下关系都很好。为了称呼方便，他们给我起了俄文名字，叫“别佳”。有一年外交部召开驻外使节会议，所有驻外使节都要回国参加。大使们都很忙，一般只提前1-2天才回京参会，且飞机衔接很紧。一天晚上，一批我驻外大使从捷克布拉格于晚6：00抵莫斯科，1小时后即转机飞北京。但布拉格的飞机晚点2小时，而莫斯科飞北京的飞机应于晚上8：00起飞，怎么办？我找机场场长和总调度说明了情况。他们当即决定，莫斯科飞北京的班机等待这批使节抵达并办完转机手续后再起飞，致使航班延误了两个小时。大使们十分高兴，夸奖我工作出色。而机场领导做出这一决定是很不容易的，我后来专门送给他们使馆工艺品表示感谢。

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全体苏共党员的一封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诬蔑。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回敬。这封信对苏广播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不少苏联人想得到这封信。国内把这份文件的俄译文打成蜡纸由信使送到使馆加印，然后交给我们五个人负责分送。派送对象都是我们熟悉的苏联中层人士。我车的后备箱装满了文件，一连送了五、六天。如果送办公室不方便，就送到对方家里。使馆门口远处停了好几辆苏联克格勃的车，一直在跟踪监视我们。

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约见我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并送交照会，指责我们五人做了“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事”， 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立刻召回”。实际上，这是限期驱逐出境。为此，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抨击苏联政府这一作法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故意破坏和恶化两国关系。

我们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成了“最受欢迎的人”。7月3日，亲切接见，对我们积极负责的态度和奋斗不屈的精神进行了表扬。总理对我本人也十分关心，说我原来在使馆搞迎送、接待工作，礼宾司正合适，就到礼宾司去吧！并当即交待陪见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安排。7月7日，外交部等单位7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副总理兼外长出席并讲话。梅文岗同志代表我们五人，介绍了这次被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经过情况。

六年过后，1969年中苏两国进行边界谈判时，我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联络员，负责与苏方代表团会谈相关的礼宾工作。实际上，我的身份、经历，苏联人心知肚明。一次，乔冠华团长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宴请活动时，曾开玩笑地指着我向苏联人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苏联人回答：“我们知道是礼宾司的。”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接过来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件事（指我被赶回）是瞎胡闹，是我们的过错，鲁任何时候去苏联都欢迎。”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幽默地对我说：“鲁培新，你的护照现在带来了吗？我三分钟就给你签证。”大家听了以后，一阵哈哈大笑。

自1969年10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是马拉松式的谈判，每周1-2次，每次3个小时，谈判复杂敏感，世界也十分关注。我作为中方代表团的联络员，不但要做好联络工作，在日期、时间、地点等礼宾安排上不能出现一丝差错，而且还要负责生活接待上的事情。苏联代表团工作人员有四个人住北京饭店，我长期陪住。在会谈中间休息时，我方还为苏方代表团准备了丰富的点心、水果，有小笼包、烧饼、春卷等，春卷最受欢迎。酒类当然少不了茅台，每到休息时，伊利切夫团长总是先倒茅台喝上两杯。

叶利钦首次访华细节

如今，中俄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回顾两国关系的历程，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也堪称是一次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算起来，这既是叶利钦本人，也是俄罗斯国家元首对中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俄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文件，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参加了叶利钦访华接待的相关工作，很多细节至今难忘。

第一个细节，就是语言。按照国际礼宾接待的惯例，外国元首专机停稳后，被访问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来访国大使一同登机，迎请外国元首下飞机。但见面时必定要问候，作为登机迎接叶利钦总统的中国礼宾官，我是该说中文呢，还是俄语？最终决定“秀”一下俄语。我在外交学院读书时学的就是俄语，更应发挥这一特长，以表达对叶利钦总统这一历史性国事访问的欢迎之情。

和我同时登机的是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他向叶利钦介绍说：“鲁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已是20多年之交了。”我随后用俄语对叶利钦说：“热烈欢迎总统阁下首次访华。今天天气晴朗，天气也在欢迎您，您把莫斯科的好天气带到北京来了。我国政府陪同团长等官员正在机旁迎候，请您下机。”

果然，听到我用俄语表示欢迎，叶利钦非常高兴地说：“这是我担任总统后首次访华，踏上中国土地后，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又用流利的俄语同我交谈，天气又这样好，我十分高兴，这是访问圆满成功的先兆。”

第二个细节，则是喝酒。俄罗斯人爱酒，作为总统的叶利钦自然也不例外。抵达当晚，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在拟定菜单和用酒的问题上，我们做了特殊的考虑。随同叶利钦总统来访的人中有不少是中国通，他们长期同中国打交道，很了解中国菜肴的特点，而我们对他们在饮食上的喜好、要求也很了解。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拟出了一个适合俄国人胃口的菜单，其特点是不用海参（俄国人并不喜欢），菜量要大。至于是否上烈性酒，我有些犹豫----1987年以来，我国已实行了礼宾改革，国宴上不再用烈性酒。

考虑到俄罗斯客人有喝烈性酒的习惯，特别是叶利钦有饮酒的嗜好，此次又是担任总统后首次访华，我们决定破例在宴会上用中国的名酒茅台。杨主席对此事也很关心。宴会开始前，他在休息厅问我，俄国人喜欢喝烈性酒，今天是否考虑用些白酒？我说，已经准备了茅台。杨主席说：“这很好！”此时，罗高寿也悄悄地问我，叶利钦喜欢喝烈性酒，主桌能否上茅台？我告诉他，已经作了安排。

宴会开始后，杨主席对叶利钦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今天特别为你准备了茅台酒。叶利钦非常高兴地说：“我很喜欢，气味很香。”宴会上，叶利钦兴致很高，不断称赞茅台酒好。宴会后，我向服务员了解到，主桌宾客喝了两瓶茅台，叶利钦一人喝了足足有半斤多。回到钓鱼台国宾馆后，他还向服务员要茅台酒。

以上这些亲身经历――不同年代，不同人，不同背景，不同侧面，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十分难忘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异常温馨，深感欣慰。当前中俄关系处于两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一个直接见证人，我衷心希望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和发展，两国人民世代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