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生灵的标本

沃尔特看起来怡然自得。这头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已经死去50年，如今安息在装满酒精溶液的40升水箱中，两米长的触手折成头足动物的睡眠姿势。它的“邻居”来自大西洋，是栖身罐中的海鞘聚落，早已褪去了蓝绿色的生物荧光。板架上绽放着珊瑚和海藻，吊钩上挂着一串串塔希提蜗牛。来自密西西比河的蚌类（它们曾是兴旺发达的贝壳纽扣产业的原材料）在玻璃板下闪着珍珠光泽。

另外还有230架密封、严控气温及湿度、特别定制的橱柜，是上千万件软体动物标本的家，其中许多是在沙克尔顿、刘易斯与克拉克、吉福 ·潘绍、威廉 ·巴特拉姆等先驱探险家的远征之旅中采集到的。

这个奇妙的宝库位于何方？我们又怎样来到这里？先长话短说，这是位于费城的美国自然科学研究院。我们经过另外两个展区到达这里：先从昆虫区开始，那里的箱屉中富集着各类金龟子甲虫，以及400万只从全球各地精选出的其他虫类；上了一段阶梯，又经过了远古藏品精华区，展示着生活在泥盆纪的有肢鱼类、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收藏过的乳齿象牙，以及来自英格兰的鱼龙骨架。

但它们的藏身之处并不只是储物柜的阵列，而简直是一座制造惊喜赞叹的工厂。当我们论及“发现”，似乎大部分荣光都被探险占去，但其实在野外搜集样品只不过是发现的第一步。剩下的工作都在这里进行，在博物馆的曲径幽深处，在精心保存的藏品之中。样品在此被描述、定名、标识、编目，其过程往往耗费数十载。这里是科学家从古老动植物中搜寻新发现的地方，每一个死体标本都独一无二，在物理、分子和同位素数据中焕发新生，这些数据反映了从进化过程到生态学、从医药学到迁徙路线的包罗万有的信息。这是揣摩地球生命的地方。

资深成员、驻院人文学者、作家、历史学家罗伯特·麦克拉肯·佩克告诉我们，研究院成立于1812年，是由一群业余博物学家发起的。这使其成为西半球最古老的自然史博物馆，也是最早促进平等追求知识的学府之一。正因如此，它也是详尽解答前文提问的完美起点。

自古以来，人类就热衷收集。无论这是祖先狩猎-采集生活的遗风，是一种乱中求序的需求，还是持有珍贵之物的单纯欲望，占有欲都是人类心智的一大特点。但落入极端是危险的：在强迫性囤积症患者眼中，一切物品都值得收揽。其他收藏者则唯独钟情于某一类事物，患上作家尼古拉斯·巴斯贝恩斯口中“文雅的魔怔”。1869年，藏书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自称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书籍各收一本”。他最后的藏书量（五万本书，以及约十万部手抄本）还算不坏，但也差得远。引用进化理论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说法，对于狂热者来说，“收集的热情犹如一份全职工作，是一种幸福的偏执”。

这份执着正是我们故事的缘起。16世纪，文艺复兴唤醒了欧洲，人们面向更加广阔的世界，注重排场的皇室和贵族成员（诸如哈普斯堡皇室和美第奇家族）以及医师、药剂师都开始留出一间屋子专门铺陈精选的物件。它们被称为“奇异仓室”，展示着大千世界的精美、怪诞和异域风情，内容有制成标本的植物和动物、科学仪器、艺术品，以及基因突变的怪胎。

“一间高级的奇异仓室应该拥有一条填充鳄鱼、一具像样的木乃伊、装在瓶中的胎儿（最好生着两个头）、宝石、矿物、化石、阿兹特克头饰或是日本武士刀、油画以及古代雕塑。”学者特里·贝朗格说，他是近期由收藏家弗洛伦丝·菲尔英顿组织的一场曼哈顿展会的目录编纂者之一。

也就是说，这些现代博物馆的前身（同时也是P. T. 巴纳姆畸形秀的始祖）推崇的只是特异事物，而非科学——直到热衷于秩序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内乌斯的出现。他写道：“获得智慧的第一步，是了解事物本身。”为了以一种“简洁、优美、启迪”的方式做到这点，他发明了为所有生物分类的体系：以两个拉丁词汇命名物种，前一个是属名，后一个是种名。自1753年以来，他这套普世通用的分类法“对于科学家来说，其重要性就好比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之于图书管理员”。古生物学者、自然科学史研究院藏品副主管特德·戴施勒如是说。

佩克则认为，林内乌斯以及启蒙运动为正确的科学收集铺平了道路，也促进了19世纪从私人收藏到公共馆藏的转变。博物学者们开始小心、严格地制作标本。但早期的保存技术有时会弊大于利：昆虫被浸泡在酒精里，蛇腹中塞满稻草，贝类被煮过再放在木屑中运输。早期的方法也可能具有毒害作用。“这是一种高砷的工作环境。”鸟类学者约翰·卡辛在184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刚为大约一半的（猫头鹰）藏品加上标签……导致肺部淤塞、极其剧烈的头痛和高烧。”

佩克说，现在不需要用烈性处理手段来除去标本中的微生物，通过冷冻即可做到。利用X射线和显微CT扫描就能窥测样品内部，且不必造成损坏。收藏机构内恒温恒湿，“18到21摄氏度的气温，40%左右的相对湿度，是保存自然史藏品的理想条件。”史密森学会鸟类专家克里斯托弗 ·米伦斯基说。

这里是“人类文明保存自然世界三维知识的地方，”史密森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及其1.26亿件藏品的主管柯克 · 约翰逊说，“人们把这里称为‘美国的杂物阁楼’，但其实它更像是诺克斯堡的金库，汇集的是财富，而非令人头疼的杂物。这是一口宝库，一座神庙。”

以及一部时光穿梭机。史密森学会的鸟类学家海伦·詹姆斯正利用化石数据寻找现已灭绝的岛屿鸟类；目前为止，仅从夏威夷就发现并描述了近40种。法医人类学专家卡琳·布鲁尔海德则在调查19世纪博物学家罗伯特·肯尼科特的离奇死亡。自从12年前打开其铁质棺材之后，卡琳的团队已推断出肯尼科特31岁时死于心脏病，在其短暂的收集蟋蟀蛙的一生中，不断受到体弱多病和牙齿坏损的困扰。

约翰逊说，诸如此类的前沿探索正越来越倾向于多方协作，这要归功于数字化的馆藏，使得博物馆能够整理标本编目，科学家得以互通有无，公众可以远程访问这些信息。他说：“现在，就连非洲马赛族的土著武士也能手持iPhone看展览。”

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拟能代替实物。“实体馆藏和数字信息都是必要的。”戴施勒说，“后者是对前者的扩充。数码标本只是“代金券”。每一个实物标本都代表那一地区、那一时代的那一个特定生物体。我们无法仅用文字和图片再现它们。”正如佩克所说，“如果我们拥有的不是1800万件展品，而仅是1800万幅标本图片，恐怕根本不会有人重视。”

约翰逊予以赞同：“达尔文的伟大见解是，所有生物都彼此关联，而博物馆中的藏品正栩栩如生地讲述这一切。其中一些生物已经灭绝，但它们的DNA还在我们手中。我们就是这个星球的知识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