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动力共促中国经济增长

运用由“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侧动力”和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三大发动机”构成的“供给侧动力”和制度因素构成的“特殊性动力”可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动力问题。其中，“三驾需求马车”是我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制度变革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结构优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要素升级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1979～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2002～201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10.7%，远超世界同期3.9%的水平。因此，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围绕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动因或动力这一话题，本文提出一个综合框架分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

经济增长的四组动力

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可将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一般性动力是不同体制或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动力，分为“需求侧动力”和“供给侧动力”，其中“需求侧动力”即“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供给侧动力”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三驾马车”

一直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更主要地是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非中长期动力和独立性动力。但“三驾马车”确是影响GDP需求侧的短期因素，因为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侧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得到很好的验证。

（二）经济增长动力之二：要素投入增加

要素投入增加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含外资）、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于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存在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也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带来产量和GDP的增加。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关系。

（三）经济增长动力之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或“三大发动机”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也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以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三大发动机”与中央强调的推进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简单说是改革、转型和创新）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因为其他两大发动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它，甚至“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赖于它。制度包括规则、组织和实施机制三个基本方面：规则又包括文化（无形规则或制度）、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组织包括党、人大或议会、政府、政协、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非正式组织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市场也是一种特殊组织；实施机制是将规则落到实处、规范各个组织责权利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司法和执法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权利分配机制、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产权确认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监督机制等。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古今中外各种社会形态和发展结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组合带来的。现实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通过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可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同样，未来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形成也依赖于制度改革。

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财富分配结构优化等。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包括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即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提高（即经济服务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也可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总的结果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提高，进而带来经济效率或生产率的提高。区域结构优化包括城镇化（其实质是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较高生产率的工商业和城市转移后，国民经济效率随之提高，同时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财富分配结构优化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从倾斜于政府向倾斜于企业和民众转变、从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向各个行业公平分配转型、从少数人暴富向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这会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不管是哪种结构优化，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都可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要素升级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要素升级指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指生产要素从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级，即质的改变或提高，后者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即量的变化。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都是理论界已深入论证、现实中都不难感受到的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四）经济增长动力之四：“特殊性动力”

“特殊性动力”包括价格机制动力、财税政策动力、金融政策动力、土地制度动力、考核制度动力等“五驾制度马车”。这些动力确实可短期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以政府干预市场、过度消耗资源环境、超发货币等为代价，不可持续。

价格机制动力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设计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动力已内含在前述一般性动力中，不能成为独立的特殊性动力。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商品和要素价格，特别是一些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如资源能源价格、土地征用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从而达到将资源等要素过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财税政策动力是通过财税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形成的动力。财税政策是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合理的财税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将经济建设支出交给市场。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可通过降低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实现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政策动力是通过金融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形成的动力。金融政策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等多重目标。如，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因为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但现实中政府可能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更多地发行货币。信贷政策本应主要规范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但政府可能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促使金融机构过度放贷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设计就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土地制度动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动力。我国有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者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城市政府和开发区可在只给农民很低补偿的情况下，将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拿来，经过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价转让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招商引资等手段滚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特色动力。考核制度动力是通过考核评价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考核评价也应全面考核这五个方面。但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本地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

应用四组动力解释“中国增长奇迹”

上述四组动力分别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一）“三驾需求马车”是中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驾需求马车”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它们是政府短期稳增长或保增长的基本手段。仅以投资这驾马车看，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不断攀升，2003年达47%，2006年达52.3%，2009年达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发达国家20%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元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短期快速反弹。

（二）“五驾制度马车”是“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

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并非根源动力，它们发挥作用依赖于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五驾制度马车”，或者说“五驾制度马车”才是拉动“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或动力。如，增加出口靠发挥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低价格优势、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资靠发挥政府主导投资体制、GDP导向考核制度、投资优惠税费政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扩大消费靠消费品低价、消费财税优惠、消费信贷等政策的作用。

（三）制度变革（“三大发动机”之一）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

之所以说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制度变革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通过四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增长：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等要素升级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从实践上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的启动和持续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增长，根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结论，1978～2005年期间相比1952～1977年期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从11.5%下降到9.5%，对GDP的贡献率从75%下降到39%；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6%下降到2.4%，对GDP的贡献率从13%下降到8%；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1%下降到2.1%，对GDP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从-0.5%上升到4.4%，对GDP的贡献率从-8%上升到46%。

（四）结构优化（“三大发动机”之二）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派智库：政经资讯专家

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可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结构优化最终依赖于制度变革。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5000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30 000元以上，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197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353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732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1938元/年；到2005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6664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49735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31195元/年。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70.5%，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17.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工业化类似。

（五）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之三）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长足进展，也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显着的作用。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200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28.6%。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对GDP的直接贡献及溢出效应，即人力资本，占GDP的2.2%。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我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1.55%～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2.45%的增长速度。

（六）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

要素投入指资金、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管是“三驾马车”，还是“三大发动机”，要想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需要利用要素投入这个中介或传输带。仅从可大致反映资金投入的M2变化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M2从1990年末的1.53万亿元增加到2014年二季度的120.96万亿元。M2/GDP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2年的1.88，34年扩大近6倍。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必须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发展是硬道理”、对外开放等战略方针和思想解放、全社会强烈的赶超意识及各级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强烈追求（“地方竞争”）、“人口红利”等，都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当我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后，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后，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国家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