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农业经济论文

怀庆府地区位于豫西北，北依太行、南滨黄河，为黄河、济水、沁河等水系冲击而成，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地区自然环境优越之地，有“小江南”的美称。最初，怀庆府所辖济源（今济源市）、温县、孟县（今孟州市）、河内（今沁阳市）、武陟、修武等六县；清雍正、乾隆年间，开封府属之原武县（今原阳西南）、阳武县（今原阳）并入怀庆府管辖，共计八县，统称“怀府八县”。清代怀庆府的农业经济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类繁多，农作物有小麦、水稻、大豆、棉花等，为河南粮食高产之地；以“四大怀药”为主的中草药种植普遍，竹子生产有相当的规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

1.农作物的种植

清代怀庆府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水稻、大豆、棉花等等。麦的种植非常普遍，有大麦、小麦以及荞麦之分。小麦是主要的农产品，在人们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清顺治年间，温县就有种植麦的记载。清顺治《温县志》记载温县的“物产”，其“谷类”有大麦、小麦、荞麦等[1]（上卷《地理·物产》）。清乾隆《温县志》同样记载温县有大麦、小麦、荞麦等[2]（卷6《地理志卷下·物产》）。同样，修武在清乾隆年间就种植有小麦、大麦、荞麦[3]（卷8《物产》）。清道光九年（1829年）《武陟县志》记载：武陟“大麦、小麦（分红、白二种，三月熟者名三月黄。小麦重于他谷，故谚曰：一麦抵三秋）；荞麦（不多种）”[4]（卷11《物产志》）。道光年间，修武的麦类种植也主要有大麦和小麦。“大麦：即牟也，其粒皮有似稻，作饭滑。《后汉书》芜篓亭麦饭即此。小麦：即来也，有红白二色。”[5]（卷3《舆地志下·物产》）怀庆府其他各县均有小麦的种植，只是与温县、武陟、修武的物产相同，并无特别之处，故而略其不载。正如清乾隆《怀庆府志》记曰：“凡谷蔬、瓜果、草木、虫鱼、鸟兽之属，所在多有者，不备载。”[6]（卷8《田赋志·物产附》）清乾隆《济源县志》、清道光《河内县志》也有类似的做法。水稻也是主要的农作物之一。清顺治《温县志》以及乾隆《温县志》分别记载温县种植水稻[1]（上卷《地理·物产》）[2]（卷6《地理志卷下·物产》）。济源有传统的水利优势，多种植水田。如引济水的千仓渠，灌溉稻田6180亩，永利渠灌溉25000余亩[7]（卷6《水利》）。河内“邑有水田”[8]（卷8《疆域志》），“其并渠依井者为水田，水田十之三”[8]（卷12《田赋志》）。清乾隆年间，修武种植有水稻[3]（卷8《物产志》），道光年间，修武水稻的种植集中于五里源、东板桥、水寨村一带：“稻，《说文》：稌也，黏者为糯，可酿酒，有赤白二色，赤者酒多。不黏者为秔。五里源、东板桥、水寨人种之。”[5]（卷3《舆地志下·物产》）这里处于吴泽陂的核心地带，又有马坊泉诸泉的存在，水源充沛。武陟的水稻种植历史上规模较大，潘安仁《怀县诗》曾云“稻栽肃芊芊”，但清道光年间，“尚有水田种稻但不多耳。”[4]（卷11《物产志》）不知什么缘由，位居黄河北岸、濒临黄河的孟县却没有种植水稻。“孟之物产，五谷唯无稻，余种皆美。”[9]（卷4上《田赋·附物产》）怀庆府的豆类种植不仅普遍而且种类繁多。清顺治年间，温县就种植“黄豆、绿豆、黑豆、白豆、青豆、匾豆、菀豆、红豆”[1]（上卷《地理·物产》）。乾隆年间，温县有“黄豆、绿豆、黑豆、扁豆、豌豆、豇豆、青豆、小豆、红豆”[2]（卷6《地理志卷下·物产》）的种植，共计有八、九个品种。而修武在乾隆年间种有“绿豆、黑豆、黄豆、豇豆、扁豆、豌豆”等[3]（卷8《物产》）。道光年间，修武的豆类种植与乾隆年间所种植的种类略有差异，有绿豆、白豆、豇豆、扁豆、豌豆、豍豆等品种[5]（卷3《舆地志下·物产》）。武陟在清道光年间，种植有“黄豆、黑豆、绿豆、豇豆、红豆、豌豆、扁豆、大豆、小豆”[4]（卷11《物产志》）。清代怀庆府所属各县种植的豆类不尽相同，但黄豆、白豆、大豆等各县仅有，应该说，大豆就是指黄豆、白豆、大豆等品种。大豆是主要的油料，清末全国有18处新式制油工厂盛行之地，包括河南怀庆府清化镇（今博爱）、陈州府周家口（今周口）2地[10]（卷385《工务考》）。这说明怀庆府的大豆种植在全国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清代的怀庆府还普遍种植有黍、谷、粱、稷等农作物。温县在清顺治年间种植有黍、谷、粱[1]（上卷《地理·物产》），清乾隆年间，种植有黍、稷、粟（黄白青红黑五种）[2]（卷6《地理志卷下·物产》）。清道光年间，武陟种植有“粱（俗名谷，五色俱备，红、黑者，酿酒）；黍（有数种）；黄黍（分大小二种，亦可酿酒）；穄（黍之别种，其实黄不黏）”，还有“稷（一名秫，俗名高粱）”[4]（卷11《物产志》）。修武，清道光年间，有黍、穄、稷、梁等[5]（卷3《舆地志下·物产》）。再则，清代末年，番薯在怀庆府的种植有增无减。如河内县栽种的甘薯不仅量多，而且质美[8]（卷10《风土志·物产》）。明代，怀庆府所属武陟种植棉花[11]（卷4《田赋志·物产》），同时棉花在温县也得到广泛种植[1]（卷1《集市》）。清代棉花种植扩展到河内、修武、孟县、阳武等县，几乎遍及怀庆府地区。清初，孟县，“女红勤而木棉不产于本土”[12]（卷2《风俗》），清乾隆年间“县西高坡，颇产棉花”[9]（卷4上《田赋·附物产》）。“孟地无水田，西乡岭坡专种棉花。”[13]（卷8《社会·职业》）亩收50－80斤不等[13]（卷8《社会·物产》）。孟县所产棉花，素以产量高、质量好而倍受推崇。阳武县境内“种棉者颇多”[14]（卷7《实业·农业》）。修武、武陟、原武（今原阳西）、阳武（今原阳东）的棉花种植也颇具规模，主要用作商品交换①。只是有的地方收成有限，如原武县“棉花有白、紫二种，但今地变瘠，沙多，不甚成”[15]（卷2《物产》）。

2.“四大怀药”等农业经济中草药的种植

河南是中草药的重要产地，怀庆府大力发展中草药的种植，成为中草药的生产基地。其中，地黄、、山药、牛膝，因质地纯正、药效独到，历来在中外医药界占有重要地位，备受历代医药学家的赞誉。怀庆府“太行雄峙于后，丹河、沁河交流其中，境内诸水，皆发源于西北而归于黄河，……所领八县以河、济、温、孟四邑土膏泉沃，厥田为上上，尤以种药草之利为最优。”[16]（卷3《怀庆府总图说》）在《怀庆府志》以及所辖各县的县志中均有关于中草药种植的记载。清顺治《怀庆府志》在“物产”中记载怀庆府的中草药有：“地黄、山药、牛膝、紫菀、皂角、知母、葫芦巴、防风（俱河内出）、天门冬（河内济源出）、黄芩、荜薢、桔梗、黄精（俱济源出）、刘寄奴、兔丝子”等，而且指出：“岁贡地黄、牛膝”[17]（卷4《物产》）。这本身就说明怀庆府的中草药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较大的影响。而清乾隆《怀庆府志》在论及本府的中草药的种类时说：熊胆，出怀庆太行山；地黄，河内、武陟俱产，以北金村者为良；薯蓣，一名诸薯，唐人呼为山药，以避代宗讳故也。各府州虽皆有之，入药者河内为良；竹、紫苑、车前、百合、石斛、知母、皂角、荜薢、葫芦巴、芎?、牛膝、防风、茭白，以上河内；桔梗、天门冬、山楂、苍术，以上济源；葛根、苦参、地骨皮，以上修武；远志，温县；兔丝、刘寄奴，以上孟县[6]（卷8《田赋志·附物产》）。“济源多山，而药物产于山者为多”，主要有“天门冬、苍术、黄芩、黄精、桔梗”等[7]（卷1《土宜》）。温县的中草药主要有远志、芒硝、桑白皮、椿白皮、杏仁、桃仁、地丁、小茴香、槐花、瓜蒌、天花粉、蒲公英、益母草、蝉退、金银花、地骨皮、皂角、香附、花椒、地黄、山药、车前子、牵牛、葶苈子等等[2]（卷6《地理志下·物产》）。河内县的中药材有地黄、山药、防风、紫菀、车前子、百合、天门冬、知母、皂角、牛膝、补骨脂、葫芦巴、萆薢、芎藭、熊胆、朱膠、硫黄等等[8]（卷10《风土志》）。孟县的中草药除菟丝子外，还有“麦门冬、刘寄奴、远志、山药”[9]（卷4（上）。《田赋·附物产》）修武的中药材，清乾隆《修武县志》记载有“黄岑、薄荷、苦参、葛根、柴胡、益母草、车前子、地骨皮、南星、萹蓄、白附子”等11种[3]（卷8《物产》），而清道光《修武县志》却记载包括沙参、桔梗、黄精、知母、苍术、贯众、远志、丹参、紫草、黄芩、紫胡、前胡、防风、地黄、牛膝、蒲公英、白附子、天南星、马兜铃、牵牛子、瓜蒌、天门冬、葛根、何首乌、全蝎等57种[5]（卷3《舆地志下·物产》）。武陟“县境皆平衍膏腴之壤，禾黍繁植，珍药盈陇”[4]（卷13《田赋志》）。武陟的药材有枸杞、茴香、香附、蒺藜、桑白皮、车前子、地黄、牛膝、山药、药菊[4]（卷11《物产志》）。在这些中草药之中，地黄、山药、牛膝、等最为著名，统称“四大怀药”。清道光九年（1829年）《武陟县志》特地注明“地黄，《本草》曰：一名地髓，河南怀庆者佳……县之西南乡多种植之”；“牛膝，一名百倍，一名山苋菜，江淮闽浙皆有，以怀庆为佳。”“山药，原名薯蓣，一名玉延。《本草》云：入药以怀庆者为佳。”“药菊，《本草》注引苏颂曰：白菊，河内名……今县西间有种此者”[4]（卷11《物产志》）。“河朔地多肥美，其近于沁、济间者，尤宜于药草，骛利之徒遂舍谷稼而专植他物。武陟较少于河内、温、孟、然亦居之二三。”[4]（卷11《物产志》）而且，该志编修者从传统的“重农抑商”理念角度发出感慨：“末产不禁，而欲求百室之盈，安可得哉？”[4]（卷11《物产志》）清道光五年（1825年）《河内县志》同样记载：“药之属曰地黄，河内者佳……；曰山药，河内最著”，[8]（卷10《风土志》）而且指出，河内“有地黄、山药百种之饶，利益滋甚，垄亩之间，殆半禾黍。”[8]（卷12《田赋志》）王凤生在《河北采风录》中也记载：“河内县北倚太行，山势雄厚，……南则大川宏旷，北则群峰高峙，西绵，东揖百岩……有沁河、丹河、济河，其支流渠道各资灌溉……沁河以南，地土肥美，栽种药材，虽工本较重，而所得资利，十倍五谷，其最著者，地黄、山药、牛膝等物，获利更厚。”“四民耕读外，商贾居多贩卖药材，散处天下。”[16]（卷4《河内县水道图说》）总而言之，药材种植在怀庆府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3.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

3.1竹子的种植

历史上，怀庆府河内县是有大量竹林种植的。《山海经·北次三经》说：“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石，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18]。记述战国至西汉初，丹河流域一带，已多竹子。河内处于太行山南麓，资丹水灌溉，是竹林资源的重要分布地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怀庆府志》记载怀庆府“物产”时说，河内有“竹”[6]（卷8《田赋志·附物产》）。清道光五年（1825年）《河内县志》同样记载河内有“竹”，而且指出“木之属”[8]（卷10《风土志》），道明其用途所在。清代，河内竹林面积已发展到近万亩，主要集中在万北乡、许良镇、清化镇一带，“村村门前水，处处竹为家”[19]就是真实的写照。清化镇在府城东北三十里，“自太行下流泉交汇，最宜竹。居人以艺竹为业，有数十亩者，翠筱垂阴，旅游忘倦”[20]（卷下《九府四直隶州沿革·怀庆府沿革》），以至于“居民种竹成海，获利颇厚”[16]（卷4《河内县水道图说》）。清嘉庆二年（1797年），万北乡冯竹园竹农所立的《德政碑》记载：“万北里图，资丹水灌溉，种竹者多，虽土地所宜，寔民生攸赖。”“河内县境内竹园颇多，凡有种竹之家，日用饮食，赖此养生。”“河内县万北乡一带地方民稠地狭，全赖种竹养生。”[21]“许良镇等处居太行山下，地势稍高，居民种竹成海，获利颇厚”[16]（卷4《河内县水道图说》）。许良镇“多竹园及水田……物产收入亦因而丰富。”[22]（第三册《鲁豫晋三省志》）竹子的种植成为当地的生活来源。为适应市场需求，怀庆商人将所产竹子加工成竹篮、竹筐、竹桌、竹椅、竹帘、竹耙、竹篓等，销至华北诸省，由于竹商络绎不绝，许良集也叫“竹集”。竹器生产也成为河内著名的手工业。清代以前以及清初，河内向朝廷贡竹，影响了竹业的发展。清康熙年间裁免竹贡[8]（卷10《风土志》），竹器生产慢慢发展起来，以“清化竹货”闻名于省内外。一种竹器常常集中在一两个村镇生产，出现了“泗沟篦梳”、“许良竹桌椅”、“中道爬齿”等著名的竹器。

3.2蓝草及红花的种植

清代，蓝草在河南的种植方兴未艾，怀庆府的武陟、修武、孟县等地，蓝草的种植在特产中均占很大比重。清道光年间，武陟种植有“茜蓝”，其“靛”作为“货”来对待，说明其种植规模较大：“草之属曰茜蓝、蒿艾、芦萍”；“货之属曰靛、硝、丝、大布、棉。”[4]（卷11《物产志》）修武也有蓝草的种植，同样，其“蓝淀”作为“货类”对待[3]（卷8《物产志》）[5]（卷3《舆地志下·物产》），揭示其普遍性及其经济效益。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德国洋靛传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本土的蓝靛生产，蓝草种植量大幅度下降，一些地方几乎绝种。孟县蓝靛原为销售大宗，自从“蓝靛盛行，土靛遂无人过问，而种蓝遂绝迹矣”[13]（卷8《物产》）。武陟的蓝靛因“被各国靛粉排挤，几乎绝种”[23]（卷8《物产》）。红花的种植，在清末也受到外来染料的冲击，种植量大幅下降。修武原为遍种红花之地，清代末期因外国染料的输入，本地红花“销售不畅”而“种者渐少”[24]（卷9《物产》）。

4.余论

清代的怀庆府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农业经济繁荣，这是农业生产依然保持着优势的原因：“境内土脉腴润，饶有水竹之胜。”[25]“河朔沃野千里，产殖珍饶。”[4]（卷10《风俗志》）再则，水利的兴修，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怀庆府修复了广济渠及利稔、丰稔诸渠，“水之涓涓细流者，复滔滔汨汨如故。浸溉之利大饶，而邑用不争。”[26]（卷79《怀庆府》）水脉畅通，灌溉面积扩大，促进了经济增长。乾隆年间，“一亩之地，树谷得二石”[6]（卷31《艺文志》）。单位亩产量之高，在清代河南是不多见的。怀庆府首县河内，清道光年间“田万一千顷有奇，其并渠依井者为水田，水田十之三；远渠无井者旱田，旱田十之七。大率岁二熟，今年九月种麦，明年四月收；五月种黍、稷、高梁，八月毕收。土地膏腴，不待勤力而获丰收矣。又有地黄、山药、百穜之饶，利益滋甚……故千金之家，比屋可数，善封殖者，家累巨万，不止十数而已，曰都其富哉！”[8]（卷12《田赋志》）其富庶令人惊讶不已。在肥沃的土地上，即盛产粮食，“四大怀药”更是享誉全国的特产。道光年间的记载还说：“十载前耕种之地，今为闾屋者，不可胜记，足征繁庶。”[16]（卷4《怀庆府河内县覆禀》）乾隆皇帝曾有诗专门称赞其清化镇（今博爱县）：清化近覃怀，沟渠引丹水。顿觉风物佳，西成颇丰美。跋马路无尘，煕皥乐井里。髙树柿垂丹，疏林枫染紫。矮屋曲篱间，緑竹黄花绮。就溪翻水碓，碾出长腰米。芃芃麦被陇，饼饵明春指[27]（卷21《清化镇》）。当地人民引丹水灌溉农田，种植麦子、水稻和竹林，到处都是丰收和安乐景象。武陟“县境皆平衍膏腴之壤，禾黍繁植，珍药盈陇”[4]（卷13《田赋志》）。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药材生产也颇兴盛。属县孟县物产丰富，五谷除了稻以外，“余种皆美。”[9]（卷4上《田赋·附物产》）修武“田里生息，物产饶多。”[5]（《序》）济源有传统的水利优势，多种植水田，以至于“邑之东偏，咸莳秔稻，几无复知有凶年。”[7]（卷6《水利》）农业生产稳定，很少歉收。在怀庆府各县中，惟有孤悬东部的原武（今原阳西南）、阳武（今原阳）最为落后：原武“滨临大河，其地瘠而民贫”；“自经河患后，沙碱居十之七”[15]（柴玮《序》；卷2《风俗》）。阳武同样“地滨大河，土瘠民贫”；“滨河瘠土，产无异物……民生其间者，终寠且贫，十居八九。”[28]（卷5《风俗》；《土产》）都是黄河泛滥带来的恶果。

作者:程峰 任勤 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覃怀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