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失衡表现及维护机制研究

摘要：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及权益失衡的表现，从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保障等缺失的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失衡的原因，突出青年组织作用缺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处于困境，并提出进一步改善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失衡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失衡；青年组织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119-03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入政府决策关注的重要议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庞大、分布广泛，在基础行业和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少困境，市民身份缺失、就业不公正待遇、声誉偏低、住房危机、婚姻难题、上学医疗保障不足等权益的失衡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因此，研究如何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对于尊重劳动者价值、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和实现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及其权益失衡表现

（一）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特点

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进城务工的群体而言的年轻化的“新型务工者”，他们年龄多在20～30岁，和他们的“前辈”多选择于建筑业、低技术含量服务业相比，他们更多的是工作在制造业、技能服务业等领域。目前，该群体约有1亿人，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比重约60%。

有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总结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决定了其社会行为表现，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经历简单，适应性差。新生代农民工的经历多是上学、毕业或辍学，然后就是由父辈或同乡直接带进城市务工，大多数缺乏锻炼、缺少吃苦精神，不愿意从事脏活累活等低层次工作。二是离土离乡，失去务农本领。和第一代农民工“亦工亦农”的身份相比，他们已经不再热衷甚至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农民身份的认同逐渐消失，既离土又离乡，多数已失去从事农业生产的本领。三是目标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第一代农民工深知自己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的归属依然在农村，所以，他们的收入所得一般都寄回农村，等到一定年限就回乡生活。然而，新生代农民特别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摆脱农民身份，收入所得多拿出来消费、购买住房，以期达到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水平。四是心理承受能力差，容易行为过激。“80后”、“90后”有很多行为被诟病，其原因是他们小时候就缺少关注、受社会各种生活影响较大，心理承受能力较差而又彰显个性，缺少自我克制，做事容易冲动，因而做出了很多让公众难以理解的行为和表现。

（二）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失衡表现

一是身份歧视。城乡户籍制度差别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多年依然是城市“边缘人”，从称呼、上学、就业、市民待遇到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等各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处处受到歧视，游走在生活城市和家乡政府的关怀之外，生活城市不完全接纳，原乡政府又无力救助，两地的合法权利都得不到充分保障。

二是融入城市和发展机会不均等。由于学历、技能和社会资源等因素的差别，农民工收入、晋升、买房、结婚等现实问题上和城市务工群体有明显差距，城市务工人员延续了上辈的资产、资源，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遇，造成了结构性差别。

三是基本生活保障缺失。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失去务农能力，其目标多是落户城市，然而住房、医疗、就业、生育、社会保险、心理辅导等方面得不到保障，甚至打工收入不能完全到手，缺乏生活安全感等。

新生代农民工各种权益失衡是社会失范的一种表现，社会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和心理上的失衡，这种心理落差极易出现极端行为，如自杀、放纵、仇富等行为，或加入各种同乡会、社会组织甚至是违法组织等团体来维护自身利益，以求安全感。

二、原因分析

（一）制度性不平等待遇

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各种政策性制度不公是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失衡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不仅具有人口登记管理作用，还附着了与基本权利相关的特定功能，如市民待遇、教育机会、就业选择等均与户籍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各种政策的倾斜如城市最低收入保障、城市优抚政策等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无缘，出现了同样居住、工作、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却享受不到城市身份认定和平等待遇的“怪异”现象。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公众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的统称，制度的确立对于规范和约束社会中人类各种行为起到基础性作用。公共政策是制度的集中体现之一，公共政策制定追求民主与科学，也即是政策本身是否公平、公正和合理，而一旦政策制定出现偏差，或缺乏灵活性，不能随着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则会阻碍社会发展进程。中国的户籍制度即是如此，它人为的分割了社会群体，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根源，一直以来，由于公共政策和财政的严重倾斜，使得城乡发展严重不均衡，城市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优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然而农村人进城就有着户籍身份的差别并遭受着歧视的目光，同在屋檐下同工不同酬，同样的劳动却享受不到同等待遇，甚至同命不同价，归根结底在于户籍制度及相关政策性制度不公。

（二）社会结构性失衡

社会结构性失衡是因学历、技能、社交范围等社会资源性差别所引起的失衡，表现为择业、住房、婚恋、晋升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首先表现为择业机会和住房的失衡。中国青年报在4月6日发表文章“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工资1　728元，对低收入工作无兴趣”，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愿意做体面、高收入的工作，但由于教育、培训机会的不均等，农村居民获取的技能、能力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再加上户口歧视等劣势选择就业范围更是受限制，更多的只能是做低层次、低附加值的工种。住房方面，同样拥有房屋住宅，城市居民靠租房、副业就能获得不菲收入，而农民工进城却只能成为租房、消费的一部分，家乡房屋只能闲置，自己有房还得选择在城市买房，但由于级差地租的原因，他们即使是倾家荡产也无法购一套城市住房。即使是临近城市的农村转为城市社区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高额的补偿让一部分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发展的受益者，但大多数同样拥有宅基地和田地的农村人却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无法成为城市的一分子，因此，择业范围窄、从事领域狭小、住房难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大障碍。另一种社会结构性失衡是社会资源、晋升发展、婚姻选择等方面的失衡，也即是机会不均等。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被称为“外来人”，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原住居民的排斥，我们不能否认任何地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抵制“外来”的心理，然而城市“熟人社会”通过提高准入圈子门槛、对待“熟人”和“外来人”实行双重标准，排斥“外来人”进入他们的圈子从而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外来人”在各种社会关系、婚配选择、晋升发展等方面就处于弱势竞争地位，尤其是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发展、择偶成本大大增加，晋升、婚配出现难题，影响社会稳定大局。

（三）保障性失衡

保障性失衡是各种社会基本保障无法弥补社会政策性不公、现实发展不均衡等所带来的问题，也即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发展滞后于他们基本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需求。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属于弥补、补偿、救助或扶质的政策，是调控发展失衡的主要方式之一，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保障性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失组织关怀，利益诉求困难。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利益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在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人的目标是追求生活平等待遇、个人发展和落户城市，然而，现实中身份歧视、收入差距过大、发展机遇不平等、婚恋问题困扰等让他们着实无可奈何，青年组织如全国青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团委和全国总工会等并没有完全发挥青年组织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缺少组织关怀，各种利益诉求就难以实现，各类性质的组织如“兄弟会”、“同乡会”甚至是黑社会组织等就成为了他们依靠的“组织”，因收入差距大、被歧视等导致心理失衡，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呈现出逐渐上升、组织化的态势。所以，一旦正式、正常组织发挥不了作用，非常规组织就会形成并逐步恶性发展，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社会生活性保障滞后。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不到市民平等待遇又失去务农能力，各类基础性需求无法保障，住房政策、教育、择业、就医、养老保险等政策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排斥，必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归属感，始终觉得自己是游离在城乡之间的一个“边缘人”，据中国社科院妇女研究所2008年启动的《打工妹返乡后的状况》中披露，打工妹返乡生育的实质是城市“福利缺位”，更明确的说是城市化对流动人群的权利保障的不足。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保障的各类政策的落实是否有力，是否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强制力执行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因此，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最基本生活是他们向身份市民过渡时期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最值得研究的核心课题。

三、对策研究

（一）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一是在原有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平等就业制度、农民工子女教育管理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基础上，加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特色的各种权益保障。如社会认同、平等身份待遇、机会平等、个人价值实现、个性心理需求等群体性特点的权益维护，有针对性的完善各类保障制度。

二是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群体发展的特点，制定合理、平稳过渡的保障政策。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身份的转换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保障机制的完善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同步显得尤为重要。保障机制是当前政策性失衡的补充，尤其是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工资支付等生活方面的保障，必须切实执行到位，方能实现市民身份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平稳过渡。

（二）加强青年组织建设，构建利益诉求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是青年队伍主体之一，庞大的群体却缺少组织依托，全国青联、全国总工会、团委等组织并没有发挥出青年组织的作用，导致群体利益诉求处在弱势、群体心理失衡、无组织状态。加强青年组织建设，甚至是专门设立较高级别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依托在全国青联、总工会或团委组织下，成为专门机构。

一是发挥青年组织聚集作用，代言群体利益诉求。当前青年组织关怀的缺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依靠非常规组织甚至违法组织来实现利益维护与诉求，庞大的群体发展逐步恶化的情况下将严重危及到社会大局稳定，而正式的青年组织一旦发挥积极作用，汇聚民声、表达民意、维护群体利益，并通过不断加强信息沟通和完善利益诉求机制，形成群体利益诉求的正常表达渠道，最终能使群体利益诉求得到合理释放，同时又能进入政府议程，形成相关决策。

二是发挥青年组织导向能力，实现信息双向反馈。青年组织既能汇聚群体声音和利益诉求，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又能实现政府政策信息的宣传和解读，导向青年群体行为，实现双向互动反馈。通过组织平台健全信息反馈机制，实现政府与青年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的及时互动。

（三）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一是放宽准入门槛，加快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换。各地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户籍制度改革，“农转非”呈现出准入放宽态势，如深圳率先实行“暂住证”转为居住证，大胆的迈出实质性改革的一步。但是，准入门槛普遍要求偏高如学历、购买住房等还是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完成身份转换。探索新型户籍制度，结合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让大量具有职业能力、技术性、专业服务型群体转为城市户口，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城市，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是深化、落实户籍制度改革，配套相关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迟迟难以出台，首先是因为中国农业人口太多，冒进式的改革将使人口蜂拥式的涌向城市，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无力承载。其次户籍制度改革牵涉很多相关的体制改革，如教育制度、城乡差距等现实困境也阻滞了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在实施渐进式的改革中，要坚持每一步都能落到实处，也即是政策贯彻执行能够达到政策目标，户籍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同步进行，逐步解决“二元”体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平等身份待遇。

（四）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步伐

一是加快推进中小城市发展，减少公共投入过度倾斜大城市。大城市是政府公共投入的偏好，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相对优越，新生代农民工同所有群体一样偏向于进入大城市，但大城市受制于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困囿，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非常有限，如土地供应紧张，住房保障难、人口多，交通拥堵、生活难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约有7亿～8亿人要完成从农民身份到城市居民身份转换，城市化并非大城市化，而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相结合的进程，而中小城市公共投入不足导致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不足，就业岗位有限，吸纳人口数量也就非常有限，但是中小城市具有大城市所不能比拟的自然、环境、房价、生活方便等方面的优势，加快中小城市发展，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城市化目标的主要选择。

二是鼓励返乡投资创业，推动城镇化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群体中不乏事业获得成功、掌握一门专业技术的人才，一部分人采取技术、资金回流的方式投身于家乡经济发展和建设，既完成了产业转移、扩大当地就业人数，又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可谓一举三得。湖南、安徽等地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贷款、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和奖励，创建工业园区，实现就业、招商引资和可持续发展共赢的局面。

（五）完善社会救助辅助机制

一是发挥公共组织作用，完善社会救助方式。“小政府、大社会”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体制模式，社会公共组织尤其是关注青年发展的“第三部门”主动积极的结合新生代农民工切身权益和现实，发挥公共组织的协调、维权作用，通过公众舆论帮扶、经济援助、法律救助等方式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

二是探索企业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的保障机制。企业工资支付、医疗保障、文化环境、生活、发展空间等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期望不能匹配，导致一方面是就业难，数十万人处在失业半失业状态，而同时又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的局面，看似互相矛盾的背后是劳动力供求的不对称，专业性的岗位相对供求不足，而普通岗位供大于求。探索企业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双向共赢的机制，实现企业培训、各类保障和用工的长效合作，既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保障就业局面，又节约成本，实现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建立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协调、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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