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 要] 地区差异、民族差异、经济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造成我国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滞后，特别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涉农信息传播所呈现出的低效率现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地区经济、建设文化大省将产生很大影响。在信息技术的视野下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探讨提升甘肃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策略意义重大。

[关键词] 甘肃民族地区； 信息传播； 信息素养； 低效率；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剡根会（1964—），男，甘肃西和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信息与信息传播研究。E-mail：。

一、引 言

201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29号，简称《国办四十七条》，其中第三十条专门针对甘肃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指导性建设意见，“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建立基层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经费保障机制。重点建设地市级图书馆、文化馆，加强省市级博物馆、文物大县和重点遗址博物馆建设。继续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将临夏州及张家川、肃南、肃北和阿克塞等自治县纳入西新工程。加强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译制、制作播映和覆盖能力建设，改善市、县广播影视基础条件”。[1]从国家层面给予甘肃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以宏观指导。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信息资源占有率的高低以及利用程度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速度。民族地区区域信息化的发展程度将决定民族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是大势所趋。在信息时代，无论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来看，还是从解决当前社会经济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来看，社会信息化是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信息化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

甘肃是多民族交汇融合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省份，省内两个民族自治州、七个自治县、39个民族乡， 55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240余万，占全省总人口的9.3%，民族自治地方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39.8%。世居甘肃的有回、藏、东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等16个少数民族。

甘肃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瓶颈制约严重；社会事业落后、贫困问题突出；信息化建设滞后，边远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缓慢。产业发展水平低, 产业结构不合理，原有的资源比较优势相对弱化, 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总的方向来看，迅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主要途径，而信息化则是掌握知识的有力工具，而甘肃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导致信息化建设的低投入，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更为缓慢。为此国家针对甘肃民族地区的实际，《国办四十七条》提出了“将临夏州及张家川、肃南、肃北和阿克塞等自治县纳入西新工程。加强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译制、制作播映和覆盖能力建设，改善市、县广播影视基础条件”。这里《国办四十七条》给出的措施既符合民族地区的实际，同时也突出了特色。加快甘肃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步伐，快速高效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维护大局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甘肃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

现状、问题和成因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快速普及，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在匆忙间迎来了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差异、经济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文化差异等造成信息化建设滞后，制约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信息化发展整体上呈现不均衡态势，各媒体形态发展不均衡，地区内民众之间获取信息渠道、信息能力不均衡，这种现象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造成这些不均衡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发展滞后，其次是教育事业相对落后，当然，少数民族地区受众的信息素养也是制约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另外，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独特性，也是信息化发展不均衡现象的潜在原因之一。信息传播的不均衡引发的消极影响不光会影响传媒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团结形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国家正在实施的“西新工程”、“走出去”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农村电影“2131工程”、“村村通”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正是针对边远落后地区农村进行信息传播，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切实行动。

针对信息传播与应用问题，2010年、2011年，甘肃政法学院新闻学专业社会实践小分队两次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进行了田野式实地调查，调查发现，影响甘肃民族地区信息化发展的主要原因除经济欠发达、硬件投入不足之外，从信息传播信宿方面看存在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受教育的程度；二是信息素养；三是媒介的低效率。

（一）教育程度的低水平制约信息的软着陆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接受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调查显示，受过高等教育，学历在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以上的民众信息渠道广泛，主动获取有效信息，并运用最新信息决定行动的取舍；而只有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民众接受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他们接收信息总是显得较为被动。这种差异反映在信息收集渠道的选择上。由表1可以看出，在回答“媒介影响”的问题时，81.6%的民众认为媒介对个体及群体的影响很大，18.3%的民众认为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几乎所有的高学历者认为影响很大，几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民众则认为无从谈起，他们对媒介信息有认识但不熟悉，谈不上应用。

表1 媒介影响

从媒介信息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方面（见表2），53%的人认为媒介主要影响思想，“更明白国家政策”，“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36.7%的人认为获得了劳动技能；61.2%的认为了解了国家政策；51.2%的人认为通过媒介把握社会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大约12.2%的人在媒介信息面前无所适从，以前已有的认识与现有的信息无法沟通进而达成共识，这种差异依然与受教育的程度成正相关。

表2 媒介信息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二）信息素养的低层次加剧对信息传播的失衡

现阶段，在甘肃民族地区，信息传播总体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信息传播的媒介环境失衡；二是信息传播的形态失衡；三是信息能力失衡。

1.信息传播的媒介环境失衡

调查发现，当地信息传播媒介环境方面失衡，在媒介利用方面，日常接触最多的媒体首选手机，其次是电视和报纸。手机作为近年来普及范围最广的信息传播工具，使用率高于其他媒介，究其原因与信息的沟通不无关系；电视传媒依然是民众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该村的使用者寥寥无几，使用者仅仅局限于部分待业大学生用于信息的查询与沟通。与西北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这种情形大同小异，具有共性。源于地域与职业因素，广播媒介的使用率高于其他地区，这种现象与广播媒体的传播特点相关，也符合一般意义。

资料显示，传统媒介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电视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信息接收中占据绝对优势，如图1所示。

图1 媒介普及率

信息传播的媒介使用失衡，媒介使用的分化现象严重。手机媒体的使用率达94.6%，电视媒体的使用率89.3%，互联网的使用率仅为5.8%。

2.信息传播的形态失衡

从信息所依附的载体来看，在文献信息、口头信息、电子信息、生物信息等信息类型中，当地最容易接受的依然是文献信息与口头信息，诸如“馍章”（戳在烧馍上的印章，不同的印章有不同的含义）、“实物”（靴带、头帕、扫帚等代表不同的意义）、“噶尼”（意即轮流服务）、“益珂”（邮递员）等特殊的信息传播符号与信息载体原有的信息易于民众接受，而其他信息形态传达的信息不易接受。这与信息接受者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有关，当然与信息接受者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语言差异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外来信息的最有效地途径是电视媒体，电视普及率达95%以上，人们从电视上了解到的信息对其观念的改变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作用很大，原因是通过电视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时，当地政府会以地方电视节目的形式整合译制部分重要节目为双语（汉语、藏语），这种传播符号的改变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语言特点，弥补了语言缺陷，广受欢迎，信息因此实现了内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信息传播的效率提高了。问题是通过卫星天线接收到的电视节目，信息渠道极其单一，满足娱乐要求成了主要选择，节目数量、服务内容、信息形态失衡，甚至连中央台第一套节目及一些主要地方台都无法接收。况且文化、语言不合民族特点，无法真正实现落地。

3.信息能力失衡

在甘肃民族地区，民众的信息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信息的获取、理解、分析、加工、处理、传递等出现两极化，甚至部分民众对很多信息出现“模糊化”。信息能力强的民众接受信息渠道多样化，信息获取有针对性，而且能够通过思考获取有效信息，对信息的理解也更深入；信息能力弱的民众获取信息往往只能通过单一、直观的识别，对有一定深度和知识要求高的信息则很难接受，这部分受众的主观判断能力较差，媒介给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缺乏理性选择。信息能力差的民众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出现“模糊化”现象，他们对信息的理解经过简单对比，经常觉得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孰是孰非无从判断，不知所措。

调查发现，尽管人们对信息有着强烈的渴求，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信息能力的差异往往反映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上显得有些盲从与无助。

针对年收入500元以下的民众进行的随机采访发现，年收入500元以下的民众家里基本上没有电视，也很少听广播，几乎不看报纸，他们每天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亲戚、朋友、邻居的口耳相传，人际传播仍然是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当然，组织传播在他们获取信息的过程中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众们通过参加各种会议获取信息。总体来说，这部分民众信息闭塞，所接触到的信息量非常小。而年收入5000元以上的民众，接触信息的渠道比较广泛。除了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之外，还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来获取更多更实用的信息，因此他们每天所获得的信息量又多又广。经济条件较好的民众，信息的获取途径多样化，可选择的余地大，每天接触信息的频率高，受信息影响的程度也高。而经济条件较差的民众，获取信息的途径相对单一，每天接触信息的频率相对较低，因此他们在信息获取的量和受信息影响的程度上也存在局限性。

根据“马太效应”原理，经济条件好的民众，接收信息的反应时间、应用时间都明显快于经济条件差的民众。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差异愈发明显，经济发展“剪刀差”的趋势正是“马太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的真实反映。

从信息传播媒介的选择上来看，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选择手机媒体的目的首先是出于沟通的便利，主要用途是电话通信，获取媒介信息居于次要地位；选择电视媒体的主要目的与手机媒体有所区别，获取信息成了满足信息需求主要通道，电视媒体备受民众青睐，87.8%的人通过电视媒体获得新闻信息、了解国家政策、提高劳动技能；28.3%的人通过电视媒介学习科技知识（见表3），当然，电视的娱乐消遣功能依然占有很高的比例，与其他地区无异。调查显示，人们对于财经信息的关注度很低，从另一层面看少数民族地区对科技财经类信息的了解缺乏主动性，这与该地区竞争压力小，人们普遍安于现状关系密切。

表3 民众对电视内容的选择倾向

在对待信息认知的问题调查中，超过半数以上的民众对大众媒介内容的真实度将信将疑，由于缺乏必要的媒介认识能力、利用能力，媒介中的部分虚假信息导致民众对媒介信息产生抵触情绪，信息素养成为影响信息传播的障碍。这种将信将疑的态度，使得12%的民众处于对媒介内容认识的“模糊化”状态。事实上，传播学界对于大众媒介的态度，无论是对大众媒介的内容表示怀疑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妖魔化”，还是美国相信绝大多数媒介内容的经验学派的“神圣化”，这两种价值取向都大有偏颇之处。 [2]

（三）媒介传播的低效率导致信息传播与接收的被动地位

在我国，收音机是曾经普及的媒介，但伴随着光影技术的发展被全面挤压萎缩，相对于电视，收音机具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低的优势，并且在普遍交通不便的偏远民族地区，无线电的广阔覆盖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收音机的过早退出民众日常生活显然也是不合规律的。究其原因与广播质量和频道细分不足大有相干，现实广播节目中严重缺乏民族类节目，受众的流失也就在自然之中了。

电视媒体由于具有视听结合、双通道多种传播符号综合、直观形象等传播特点一度在国内成为强势媒体，电视声画结合的特点，可以向民众形象生动地表达所要传递的信息，使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弥补了民众知识水平不高的缺点。与此同时，电视的“去农村化”现象普遍，电视制作播出、经营运作，都以城市生活为背景，民众对大众媒介的需求被忽略，传播环境严重失衡，媒介经营失衡，民众不能分享信息社会的种种恩泽，电视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等种种问题普遍存在。

从内容上看，虽然通过电视能了解天下事，却不易了解身边事，无法通过电视及时了解当地政策、信息。

互联网普及率极低，极少有人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即使有，便是回乡待业的大学生进行的就业信息查询，或者部分先知先觉者的懵懂信息行为与网络游戏，信息的收集与获取呈被动状态，信息能力低下制约互联网的信息传播。

三、促进甘肃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对策

针对目前现状，就目前甘肃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而言，由于地域偏远、经济欠发达、受教育程度低下等因素，要取得信息传播的高效率，笔者以为这里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质的突破，而是量的积累。常规的做法依然行之有效，只不过量的积累还不足引起质的飞跃。在这方面，国家依然十分重视，自2003年9月起就实施的“农远工程”就是例证。2007年、2008年、2009年中央1号文件都高度关注农村的信息化问题，2007年的重点是“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2008年对农村信息化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信息化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点：“整合资源，共建平台，健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2009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信息化”。[3]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把信息化列入了十大发展目标之中，在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向农村、农民、农业倾斜，以推进大众传媒在全社会的普及，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传播机会。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专门针对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提出指导意见。解读《国办四十七条》，综合甘肃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战略定位和重点，寻求信息化发展战略是当务之急。

（一）加速信息传播双语化、本土化

在甘肃民族地区，语言文字问题是困扰信息传播的重要问题，就现行信息传播媒介而言，广播媒介最易于本土化，实现汉语、少数民族语播出，但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发展；电视虽然利用率很高，传播特点突出，但双语播出仅限于部分重要节目，传播内容水土不服，传播效率依然不高；而互联网以汉语、英语传播为主，且门槛较高，信息接受者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能力，从信息接收层面看，现阶段，似乎也不是信息传播媒介的最佳选择；手机媒体的利用率很高，同样也是以汉语、英语传播为主，同时缺少民族语言环境，适合地区特色的内容则少之又少，传播效率也不高。如此看来，信息传播的双语化与本土化势在必行，地区内适度的多语言信息传播十分必要。由此，《国办四十七条》要求“加强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译制、制作播映和覆盖能力建设”，十分必要，而且可行。

当然，就民族语言问题而言，早在2003年，西北民族大学王维兰教授就实现了Windows环境下的“藏文智能输入”，为信息传播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4]在民族地区实施多语言、多媒体、本土化的信息传播完全可以实现。目前看，主要的问题依然还是量的积累不足，必须加快信息传播的本土化、民族化的步伐。

（二）因地制宜，彰显传播媒介个性化

在民族地区，目前最有效的传播媒介是手机和电视，普及率和群众接触率都高居榜首，与电视的高普及率相比，互联网的发展正处在萌芽状态，普及率偏低。利用手机短信息传播，并考虑恢复农村广播网。手机短信息传播与有线广播在传输本土信息方面具有主动性、广泛性、及时性的特点，尤其是手机短信还具有交互性的特点，手机短信与有线广播可算是民族地区农村最便利、最廉价、最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借助手机短信平台，充分利用民族语，实现双语信息快速传播。

在甘肃民族地区，看电视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他们思想观念发挥着重大影响。[5]由此可见，在民族地区彰显电视传播媒介的特点，实现个性化信息传输简单易行。首先，积极利用电视来传播新闻信息与实用信息势在必行，电视媒体从选题到制作要日益关注人性及本土适应性；其次，加大农村新闻节目的制播，通俗地解读好惠农政策，避免发生政策盲区；第三，加大关乎农牧民发展节目的制播，必须加大涉农节目、文化思想节目的制作，创办适宜民族地区节目的制播；第四，加大属于农民自己的综艺娱乐节目的制播。

电视是当前极引人注目的文化载体, 它有责任积极倡导人文精神, 应该从每个环节上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需求, 尊重并张扬人性的价值, 从而建立更加文明进步的价值观。[6]

借鉴英特尔实施的“农村信息化”战略样板，电视应重新寻求民族区域信息化建设的农村发展战略，力求传媒与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赢。

（三）信息教育常态化，学习方式多样化

媒介素质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所传播信息的选择、理解、认识、利用、质疑和评估的能力，它是人们传统素质（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不能不承认城乡的媒介素养差距比较大，只有加大教育的比重，民众才可以自如地游走在大众媒介的信息化浪潮之中。

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教育及学习的方式方法已经不再是过去单一模式，呈现出新型化、多样化的特点。2011年，我国电化教育的奠基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南国农先生在《电化教育研究》上撰文《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指出：“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发展到新时期、新阶段”。新阶段的标志一是媒介“新型化”，主流媒体已由过去的传统媒介演化为诸如电子书包、移动无线设备等具有可移动性的新型媒介；二是新的主导理论，即混合学习理论，该理论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数字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使两者优势互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三是学习有了新热点，首先是泛在学习，主要依托移动学习终端,如智能手机等,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其次是非正式学习，学习不只仅仅局限于课堂，课堂之外的学习方式更加灵活、高效、实际, 知识技能的学习通过博客、虚拟社区、CSCL、移动学习网站、电子图书馆、电子博物馆以及教育游戏等获取。[7]

不难想象，新媒体环境为民族地区信息技术与能力的学习与掌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为了加速民众信息素养的快速提高，选择泛在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学习模式既符合时代特点，也符合甘肃民族地区的实际，通过常态化的信息教育，选择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学习根据需要随时随地进行，时效将大大提高。

总之，甘肃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一方面需要国家的资金扶持和政策的倾斜，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介入指导信息传播及信息能力在农村的普及与提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甘肃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常态化的农村信息技术教育，努力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信息素养，特别是加强民族地区的信息化建设的力度，拓宽信息传播渠道，提高信息资源的内化程度，甘肃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29号[DB/OL].www.省略/zwgk/2010-05/06/content_ 1600275.htm.

[2] [6] 林晓华.关于少数民族农村信息传播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2009年刊:24~33.

[3] 杨改学，王娟.“农远工程”建设：观念的转变比条件的改善更重要[J].电化教育研究，2011，（8）：63~67.

[4] 于洪志.西北民族大学在藏文信息处理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DB/OL].www.nsfc.省略/nsfc/20znzt/chengguo_126.htm.

[5] 方晓红.经济信息在苏南农村的传播现状调查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4）：47~55.

[7] 南国农.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J].电化教育研究，2011，（12）：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