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年农民工婚恋行为研究

1　问题的提出与数据来源

回顾目前国内关于外出打工者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对占外出打工者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现象与问题关注较少，而探讨家庭结构与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可谓凤毛麟角。

本文的实证资料来源于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四川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婚恋发展状况研究”。样本的确定采取截点整群抽样的方法，定量资料的获得以问卷调查为主，共发放问卷1800份，有效问卷1589份，有效率为88.3％。

2　理论选择、研究策略和研究假设

2.1　理论选择：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与个人行为

“在近两个世纪以来，作为社会日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反映，家庭规模变小了，孩子越来越少了，亲属关系变得不再重要”。

伴随着这种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扩展家庭里，个人的需求通常从属于大家庭的需求。在核心家庭中，虽然个人从很多责任、义务中解放出来，但是同样地，别的家庭成员也不再对他负有责任义务了。由于现在家庭单位更小了，所以感情和经济支持就更有限了，每个人可以从中获得满足、感情、陪伴、帮助的家庭成员也就更小了。”

伴随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农民社会流动过程中，农民从大家族、大家庭中分离出来，其在城市生活的家庭相比原来农村的家庭，家庭结构变小了，家庭关系变得简单甚至单一，个人行为――尤其是婚恋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流动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婚恋行为，到底是个人原因引起的，还是作为背景原因的家庭结构(通过家庭关系)引起的呢?

2.2　研究策略

本文采取控制相关变量的策略，通过控制某些变量来考察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取性别和出生年代(80前、80后)为控制变量来考查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相同性别或同一出生年代的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

2.3　主要概念和研究假设

2.3.1　主要概念及其操作化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人口的组合方式，一般从人口规模、代际构成、夫妻对数和家庭类型等不同角度进行综合探讨。本文将“家庭结构”操作化为扩展家庭、核心家庭、丁克家庭和单亲家庭。本文中婚恋行为包括婚外恋、婚外、夫妻家庭暴力、对配偶的感情和性需求的发泄等。

2.3.2　本文的研究假设　相比扩展家庭(包含了夫妻关系、双重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核心家庭(包含了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而言，单亲家庭(只有一重亲子关系)和丁克家庭(只有夫妻关系)的家庭关系更为简单和单一，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少，家庭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更小。所以，来自家庭结构更加完善的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表现出了更多的婚姻家庭责任感，而背叛和破坏婚姻的行为在来自单亲家庭和丁克家庭的青年农民工身上更多。

3　数据与论证

3.1　样本基本状况

有回答的1458人中，男的占31.65％，女的占68.45％；有回答的1175人中，已婚占49.62％，未婚占50.38％。各种家庭结构状况为：单亲家庭13.60％，丁克家庭13.43％，核心家庭33.91％，扩展家庭39.07％。性别在不同家庭结构上的分布为：超过一半的男性、超过七成的女性家庭结构属于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家庭结构为丁克家庭的男性比女性要略多。

3.2　控制“性别”变量，考查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年农民工婚恋行为

表1和表2分别考查了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年男女农民工的婚恋行为。以男农民工为例：婚外恋、夫妻家庭暴力、对配偶的感情和性需求发泄方式等行为在来自不同的家庭结构的青年农民工身上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均为P＜0.05)；而婚外和家庭结构之间没有统计相关性(P＞0.05)。来自只有一重亲子关系的单亲家庭的男青年农民工婚外恋行为比重最高，几近六成；而克制性需求的比重(38.46％)低于来自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男青年农民工比重，放纵的比重(近五成)仅低于来自丁克家庭的男青年农民工。来自只有一重夫妻关系的丁克家庭的男青年农民工的婚外恋行为、婚外比重是最小的，但是，克制的比重最小(四分之一强)，放纵的比重最高(超过七成)。可见丁克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在制约两上的局限性，虽然能有效的控制婚姻不忠行为，但是因为缺少其他家庭关系的调剂和制约，夫妻矛盾也较多，家庭暴力较多(超过四成)，配偶不在场时的放纵亦较多。考查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来自这两种家庭统结构的男青年农民工的婚外恋行为比重是最小的，而对配偶的感情深厚的比重明显高于单亲家庭和丁克家庭，放纵性需求的比重也明显低于前两者。相比扩展家庭而言，来自核心家庭的男青年农民工对配偶的感情“深厚”的比重更高，放纵性需求的比重更小。

对于女青年农民工来说，除了婚外和家庭结构之间没有统计相关性(P＞0.05)以外，婚外恋、夫妻家庭暴力、对配偶的感情和性需求发泄等行为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上呈现出的差异性更为显著(均为P=0.000)。随着单亲家庭到丁克家庭，再到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家庭结构逐渐完整，家庭关系逐渐增多，女青年农民工的婚外恋、夫妻家庭暴力、对配偶感情淡薄、放纵性需求的比重越来越小。

通过控制性别变量，我们发现，除了无法解释婚外外，家庭结构(通过家庭关系)对个人的婚恋行为如婚外恋、婚外、夫妻家庭暴力、对配偶的感情和性需求发泄方式等的影响是存在的。

3.3　控制“出生年代”变量，考查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年农民工婚恋行为

我们将16～25岁(数据是在2005年收集的)的已婚青年农民工确定为“80后”，而将26～35岁的已婚青年农民工确定为“80前”，有效样本中，“80后”占了56.9％，“80前”占了43.1％。这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年龄来考查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

表3和表4分别考查了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不同年代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以80后的青年农民工为例，婚外恋、对配偶的感情和性需求发泄等行为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上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均为P＜0.05)；而婚外、夫妻家庭暴力和家庭结构之间没有统计相关性(P＞0.05)。来自单亲家庭的有婚外恋行为的比重超过五成，来自丁克家庭和核心家庭的这一比重为五分之一强，而来自扩展家庭的同一比重最小，为18.87％。从对配偶的感情来看，来自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80后青年农民工对配偶感情“深厚”的比重远高于丁克家庭，而对配偶感情“淡薄紧张”的比重又远低于丁克家庭。从性需求发泄方式来看，压抑性需求比重最低的和放纵比重最高的皆为来自单亲家

庭，来自丁克家庭的这两个比重分居其次，而来自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这两个比重和前两者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这表明，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结构的多重家庭关系对于抑制80后青年农民工的婚姻不忠行为(放纵性需求、搞婚外恋)、增进夫妻感情有积极的作用。同时，数据也表明：80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婚外和夫妻家庭暴力则与家庭结构之间没有统计相关性(P＞0.05)。

而80前的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包括婚外)在不同家庭结构上呈现出显著性差异。随着家庭结构的完善和家庭关系的益加多重化，来自扩展家庭、核心家庭的80前青年农民工发生婚外恋、有夫妻家庭暴力、对配偶感情“淡薄紧张”以及放纵性需求等行为的比重明显低于来自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的80前青年农民工；而对配偶感情“深厚”、压抑性需求的比重又明显高于后两者。只是在发生婚外事件上，来自丁克家庭的80前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比重最低。

对于80前的青年农民工而言，家庭结构越完善，家庭关系越多，越有利于抑制个人的婚姻不忠、夫妻不和行为，越有利于增进夫妻感情，促进夫妻忠诚、婚姻维持。而对于80后的青年农民工而言，家庭结构的背景作用对个人婚恋行为如婚外恋、对配偶感情及性需求发泄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数据表明，80后的青年农民工的婚外、夫妻家庭暴力则与家庭结构之间没有统计相关性。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分析，本文的理论假设得到论证，来自不同家庭结构的青年农民工的婚恋行为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这种家庭背景导致的婚恋行为差异，可以从不同家庭结构的家庭关系找到原因。

在扩展家庭中，青年农民工与长辈、与孩子的双重亲子关系以及自身的夫妻关系，对家庭矛盾的缓和、对个人行为的约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青年农民工家庭中的老年人的存在对青年农民工的婚姻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和配偶父母关系十分融洽的青年农民工表示与配偶感情“深厚”的达81.61％；关系一般的，与配偶感情也“一般”的达43.07％；关系紧张的，与配偶感情“淡薄、紧张”的达39.58％。

“社会结构的基本三角”理论认为，夫、妻、子三方构成三角形的稳定三边，同存于一个平面，三方的情感互动可以消减矛盾，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夫妻二人的矛盾会因为孩子的存在而有了消减的可能。我们的研究发现：有孩子的青年农民工更倾向于维持婚姻；更少婚外恋／，更反对婚外；更慎重对待离婚；婚姻满意度也更高。

建立在姻缘基础上的丁克家庭，只包含一种社会关系，即夫妻关系，只是单纯的横向家庭关系。缺少孩子使夫妻少了一根感情维系的纽带，有了矛盾极易出现离婚的结局，从而影响家庭的稳定。

带着孩子在城市打工谋生的单亲家庭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面临着较多问题：照料孩子、打理家务、感情无处倾诉和求职谋生等等。单亲家庭的青年农民工在生活中的多重角色和经济困难使得他们的行为有着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大为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