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胚胎的“人格物”属性

一、案件事实与判决理由

江苏宜兴一对双独年轻夫妻在南京鼓楼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采用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繁育后代，计划在2013年3月25日进行胚胎移植手术。同年3月20日，夫妻两人不幸因车祸身亡，留下4枚冷冻胚胎。双方老人因冷冻胚胎的处置与医院产生分歧，男方父母将其儿媳父母告上法院，并追加拒绝交出胚胎的医院为第三人，要求法院将冷冻胚胎的继承和处置权判给自己。今年5月15日，宜兴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老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9月17日，这起冷冻胚胎归属纠纷案在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落槌，法院最终决定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双方老人对涉案胚胎共同享有监管权和处置权。

此案一审和二审不同判决结果的根源就在于对胚胎法律属性的不同认识。一审时，宜兴法院以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成为继承的标的，以及手术过程中留下的胚胎所享有的受限制权利不能被继承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则直接回避了对胚胎的定性，而从伦理、情感和特殊利益保护的角度，立足于确定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的归属，而不是权利的行使。因此，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的一个重要考量是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主观判定他们可能去做什么。今后他们怎么处置胚胎，这不是该次诉讼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在判决书中明确提出，权利主体在行使监管权和处置权时，应当遵守法律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损害他人之利益。从法理的角度看，“代孕”是对老人的意愿进行有罪推断。目前，在我国代孕是不被允许的，但保存冷冻胚胎并不违法。老人可以保存胚胎作为对儿女思念的一种象征和精神寄托，他们也表示愿意接受社会监督。

尽管最后法院判决四位老人们共同取得了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让我们感到一丝宽慰，但是案件本身涉及的争议胚胎属性却留给我们法律上的困惑和争议。

二、胚胎定性：人格物对传统民法二元体系的冲击

我们知道，民法体系的框架就是建立在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的基础之上，民法体系也就相应的表现为人，包括拟制的人作为主体地位所必须的人格权及人对物的支配所产生的物权、债权和其他派生权利。人法中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彰显了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而在物法关系中，通过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的保护，使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得以突出。在实体法上，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已经成为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调整的对象。因此，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胚胎的属性无非两类：人或物，抑或说，人格属性或财产属性。

（1）胚胎不属于物格

笔者首先以法教义学的分析视角出发，探究胚胎是否符合民法上物的概念。何为民法上的物？根据梁慧星教授对物的定义，物具有以下四个特性：第一，物须可为权利客体，即非人格性；第二，须为有体；第三，须为人力所能支配；第四，须独立为一体。也就是说，作为民法上的物，必须满足有体、可支配、且具有社会需求的条件。在本案中，冷冻胚胎确实具有有体性，也具有社会需求，在当前医疗条件下，其确实能够在体外实现受精，具备一定时期的独立性，但胚胎孕育成胎儿，进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却离不开母体的存在，因此，冷冻胚胎能否满足物的独立性值得商榷。更为关键的是，诚如一审法院认为的，冷冻胚胎本身是蕴含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存在，有未来生物的基因、遗传代码等等，且能够向人过渡，具备潜在的人格，因此具有一定的人格性。如此看来，冷冻胚胎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民法理论上对物的定义。第二，从常理看，冷冻胚胎具有发展成为人的潜力，如果将胚胎界定为物，那么现有的法律体系无法解释从物向人的转变，即权利客体向权利主体的转变在既有理论框架下是矛盾的。第三，从社会伦理角度考量，如果将冷冻胚胎认定为物，则意味着其可以自由转让，这会导致人类生命组织的商品化，违背了基本的伦理道德也是为当前几乎所有国家明令禁止的。

（2）胚胎不属于人格

冷冻胚胎是否属于人？对此问题，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答案。某些宗教团体如罗马天主教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起源于卵子与的结合，所以任何堕胎行为都是对生命的杀害，因此胚胎应具有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在美国，一些州通过立法明确或含蓄地将早期的胚胎归类为自然人，甚至赋予其一些法律权利。比如，新墨西哥州将胚胎定义为“受孕之时到离开子宫之间的状态”，将胚胎的保护等同于胎儿的保护，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将“人类的胚胎”定义为“在试管内培育的人的受精卵，在法律上享有特定的权利”，明确宣布胚胎为法律上的拟制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议会上院处理的美国公民里奥斯夫妇所遗胚胎案，也是直接对受精胚胎的法律属性的典型案例，两位罹难当事人的冷冻胚胎最终被植入了代孕母亲的子宫，等其出生可以被领养，这件对胚胎生命予以法律保护的判例，其基础显然是认定受精胚胎具有生命的人格属性。但是我国对生命起点有独特的认知，由于人工终止妊娠在伦理上的普遍接受和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民众对堕胎持较为宽容的态度。尽管我国继承法中将胎儿拟制为特定情况下的继承主体，但是堕胎并不被认为是在扼杀生命，从法律的角度并不会对堕胎者追求法律责任。且从民法理论上来看，人，包括拟制的人是法形成的中心，是人格承载的实体，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如康德所言：

“人是主体，他有能力承担加于他的行为，物是不能承担责任主体的东西，它是意志自由活动的对象，本身没有自由”。因此胚胎不是人，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由此看来，冷冻胚胎显然既不符合生物学上人的定义，也不具备法律人的属性，所以笔者认为，胚胎非人。

三、胚胎属于人格物

在现实生活中，人格与财产的融合比比皆是：如明星代言广告进而获取经济利益的人格商业化现象，又如结婚戒指、祖传珍宝在具有财产属性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的人格属性。这些人格权的财产化和财产权的人格化模糊了人与物的二元化绝对模式，让物格和人格之间存在了一个过渡地带，因此有学者提出“人格物”的概念：人格物不是一般的物，它是具有人格利益的、包含了人的感情的物，是人格延伸的物质体现。

目前学界认同的人格物的典型形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个人有关的人格物，如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婚戒、荣誉证书等；第二，与家庭有关的人格物，如祖传物品、祖坟、家谱等；第三，有特定社会意义的民居、文物；第四，人体器官、基因和遗体；第五，宠物在一定条件认为是人格物。由此来看，冷冻胚胎是否属于人格物的典型形态在学界还存着争议。

笔者认为，冷冻胚胎既不是一个单纯的财产，也不是一个被完全承认的自然人，它作为一种特殊物的存在，确实拥有一种人格与财产、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有机融合，但是冷冻胚胎与人格物中的结婚戒指、祖传珍宝及基因、遗体等还是存在差别。婚戒、祖传珍宝虽然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但仅仅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未包含潜在的人格，而基因、也不等同于胚胎，因为是人体的直接产出物，可以作为人体的一部分理解，但是胚胎并不是人体直接的产出物，其能够独立于人体而单独存在，两者在性质上存在差异。

将冷冻胚胎界定为人格物具有必要性。第一，胚胎作为人格物体现了立法对生命可能性的充分尊重与平衡。尽管体外胚胎发育为人的潜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并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与单纯的物相比，胚胎作为人类潜在的生命，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对人类尊严和伦理道德的维护。这往往体现在禁止胚胎的商品化上，也体现在将胚胎用于研究时，对其发育阶段及用途做出限制等方面。但是，应当给予胚胎充分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使胚胎享有与自然人一样的地位，因为胚胎发育成为人的可能性毕竟是有限的，使胚胎享有与人一样的法律和道德地位，将会带来难以预计的伦理道德风险，也会严重制约科学地进步：比如，冷冻胚胎在几十年后使用，该胚胎孕育出的孩子与他人的人伦关系和血统辈分将会变得非常混乱。因此，将胚胎作为人格物，运用人格物的特殊保护规则，符合对生命的尊重，又实现了与社会观念的平衡。第二，胚胎作为人格物的确立实践了透过物对人格的保护机制。正如笔者在上文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格权和财产权日益交融，民法的二元划分体系出现了不周延。作为一个同时拥有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的胚胎，若其迟迟得不到明确的法律定性，它将处于一个法律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其权利的保护无法得到保障。而大量司法实践表明，胚胎性质的界定不清给各国的司法裁判带来困扰，冷冻胚胎的定性影响到当事人权利的行使、胚胎本身的保护乃至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建构。第三，胚胎作为人格物的确立彰显了民法对人之精神维度的尊重。在本案中，四位失独老人遭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人生悲剧，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双方子女遗留下来的胚胎，其“作为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寄托哀思、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二审法院在法理欠缺的情况下，运用伦理与情感的补充，改变了法律的走向，并使双方老人的精神都得以安抚。如此看来，人格物的确立更能使法律的调整对象从“自然的人”向“社会的人”乃至“精神的人”转变，更加尊重他人的特殊精神感受。

四、结语

冷冻胚胎的法律地位与其归属、继承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能否被应用于科学研究息息相关，不明确胚胎的法律地位，这些问题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答。宜兴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中对胚胎定义的模糊性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民法中绝对二元划分体系的不足，进而引发了对胚胎法律属性的大讨论。笔者认为，将已经存在于学界的“人格物”的概念被运用到胚胎性质的界定具有学理的必要性，胚胎属于区别于“物格”和“人格”的“人格物”。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真正落实胚胎的保护，仅有学术上的理论建构是不够的。面对当下纷繁的胚胎纠纷案件和缺失的胚胎立法，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胚胎保护法案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