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思考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也日趋广泛和深入，本文对关于“中国模式”的众多问题加以思考，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改革理论与发展道路的认知态度的演变中进行分析，到底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更能发展本国经济；是拉美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更能吸引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眼光；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更能概括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Summary: As Chinese economy develops rapidly, the research about “China model” become extensive and deeply with days. This article is also on the “China model” to reflect on the many issues that come to mind. Wheth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or the "Beijing Consensus" is better to develop our economy. Whether the “Latin American model” or the “Chinese model” is more attractiv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ye and world’s vision. The analysis i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ttitudes on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ath, whether the “China model” or “Chinese path”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Then we promote it.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 拉美模式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Key words: “Washington Consensus”“Beijing Consensus”Latin American model China model Chinese path

作者简介：周林玲(1988-)，女，江西吉安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模式”成为众多学者甚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有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存在许多的不足；相较之下，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经验。然而“中国模式”起源在何处？争论之焦点在何处？

一、争论之起源

拉美模式出现极大的问题，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众多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最后的结果是失败的，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共识，这就涉及到对这两者的评价问题。

（一）“华盛顿共识”

1989年，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在一篇名为《华盛顿共识》的论文中，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三点：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1]。 自此“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此为理论依据，开始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以全面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政策。但是“华盛顿共识”在实践层面上却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成功，拉美国家出现了一系列危机。由此，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在1998年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和经济紧缩政策。

（二）“北京共识”

2004年5月11日，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其作者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伯・雷默。文中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了客观公正而系统的论述。他写道：“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的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2]

缘何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的代价？

二、原理之实践

拉丁美洲是“华盛顿共识”的坚实执行者，它们力图走美国式的道路来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到1980年，人均GDP，墨西哥达1316美元，巴西1925美元，智利2057美元，阿根廷超过4000 美元，各国大体上超过1000美元。但从此就一蹶不振，经济增长乏力，其后20年中基本维持在1%～2%的低速增长，而贫困差距日益扩大，治安混乱，社会失衡，政局动荡。然而中国即使在面对大灾大难时亦能保持GDP以8%的速度增长。为何差距会如此之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主

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拉美国家都把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的范围、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党在国家中的作用作为实现市场化的一种关键，因此，“华盛顿共识”影响中的政府是小政府、弱政府，也被称为“大市场、小政府”，一句俗语“管的越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被视为金玉良言，这使得他们的政府在经济中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因此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政党危机。

与此相反，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意识到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故而采取了一种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的策略。“从国家的自主性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实际上就是通过明确自主地位、提高自主能力来推动和塑造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发展的过程。”[3]中国政府始终以一个负责任的形象存在于人民的心中，始终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因此墨西哥《每日报》2004年5月24日刊登了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二）渐进

拉美国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一直把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作为追求的目标，也把市场化和民主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这一理念贯穿拉美国家的实践，他们按“华盛顿共识”所要求，以最快的速度采用“休克疗法”改革本国的经济，企图跑步进入市场经济，进入现代化。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跨越了三十三个年头，在这三十三年中，中国采取的方针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与“休克疗法”是截然不同的。我国采取走一步退两步、稳扎稳走的方式实现经济的腾飞、国家的富强。例如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完美的体现了这一方式。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创新

“华盛顿共识”虽然一开始是针对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所作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不具有普适性，而拉美国家不切合实际的加以应用于本国一切领域，企图通过模仿美国的发展方式，以期获得与美国一样的成效，前期经济上确实有稍微的提高，但是最后局面却是政治腐败、经济呆滞。

与此相比，在中国，首先是经济特区，接着是沿海开放城市，步步推进，走向成功。这其中最为关键的该属创新的运用。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便是最好的例证。苏南模式，通常是指苏州、无锡和常州（有的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温州模式则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促进工业化。这两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远，却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致富理念，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正是看到了两者间的差别，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不一样的发展策略，这就是创新。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

这三个方面就是“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能够取得不一样效果的关键所在，也是为什么“华盛顿共识”慢慢丧失了让人相信的土壤，“北京共识”却一步步深入人心的原因。但是当人们逐渐将“北京共识”当成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原理加以总结时，雷默在其论文中提到了“中国模式”一概念又突现于人们脑海，进而也使人们在到底是把中国这三十几年来的改革经验称为“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议。

雷默于2005年3月30日在北京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区别开来。他认为“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北京共识”的范围更广一些，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经济的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在写《北京共识》的时候，目标很简单：就是试图用清楚明了的语言描述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并且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4]归根到底“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思考。但是能否用“中国模式”一词来概括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还有待商榷。

四、概念之总结

自“北京共识”提出以来，能否把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发展的道路总结为“中国模式”以用来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发展的路径以及为后现代国家提供实现现代化的选择是讨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用“中国模式”一词来概括还为时过早，它不能真正全面、客观的加以把握。因此用“中国道路”似乎更贴切也更具理性。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理之排斥

“模式”一词在字典中的解释是样式，即是可以用作范本、模本的式样。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5]但是中国在改革发展中的理念能否作为一个模本用于其它发展过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值得商榷。一直一来苏联模式的影响还未退却，只要一提到苏联模式，在人们的脑海里就会出现高压、集权、大国沙文主义的字眼，大家认为这些是伴随着苏联模式的一些特征。所以现在提“中国模式”，也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情况。更何况在过去的时间中有太多的模式出现，使得人们对模式的信赖程度减低。而“中国道路”这一提法就没有这样类似的色彩，它在字典中的含义是比喻事物经过和发展的途径，这使人更容易接受。

（二）内涵之深浅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还尚未结束，仍然会逐步继续下去，现在用“中国模式”一概念来概括在这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给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未免太超前了。“中国道路”一词也同样包括经验和教训，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更体现了国家在重要关头的决策。它并不单纯的指主干道，同样还蕴含着一些林荫小道即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偏离，更寓意着中国的改革将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进行下去。为此在这条大道上，其它发展中国家更能从本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更能找到适合本国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为此这样它国更能吸收教训掌握经验，能避免类似于拉美国家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美]诺姆・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

[2][4]雷默：《北京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1

[3] 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37

[5]俞可平、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