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散文中的社会叙事

[摘要]散文的创作大多离不开叙事，而个人叙事总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纯粹的孤立的个人表达。体现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此完全放弃了对时代与社会责任的承担，真正的个人化存在方式必然离不开对时代的关心与对现实的思考。过分强调散文的个人叙事，无视或丢弃其社会叙事功能，必然导致散文创作的萎缩和疲弱。在散文中，社会叙事中的自我确认是人的个性得以肯定和张扬的结果，要在个体丰富的个性精神中体现出人类精神、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谋求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高度。

[关键词]当代散文；社会叙事；叙事功能

[作者简介]郭毅，肇庆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广东肇庆526061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6－0127－03

散文的创作往往离不开叙事，而无论是个人境遇还是家国变迁，都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记。楼肇明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散文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结晶史。”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散文社会叙事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揭示散文的本体特征和创作的规律。

一、社会叙事与个人叙事

在本文中，个人叙事指的是在散文创作中，从自我出发，反映个体的自在生命历程，以表达个体的思想和情感为旨归；社会叙事指的是在散文创作中，表达公共的声音，反映社会的变迁。个人叙事与社会叙事的区别主要在于，个人叙事注重个性的表达，社会叙事注重共性的表达。当代散文发展的历程的起伏，正反映出个人叙事与社会叙事的兼容程度。过于强调个人叙事，散文创作虽然容易突出个性，但难以产生有分量的作品，而且容易陷入小我的无助空间。这从新生代散文的兴衰可以看到。过于强调社会叙事，又容易丧失文章的个性，没入“公共空间”而不能自拔。这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散文艺术价值不高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风云变幻，个体在政治的洪流中跌宕起伏，思想、心灵的变迁千姿百态、变化万端。个人的遭遇与时代的变动同呼吸、共命运，作为心灵记录的散文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时代最微弱的变化。个体作为群体(党派、社团、国家、民族)生动的显现，个人的命运和群体命运息息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元化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使个体生活与政治联系紧密，个人叙事往往屈服于社会叙事，个人的话语和社会宏大的话语同构。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叙事淹没和取代了个人叙事。陈思和教授认为：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处于一种共名状态。所谓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因而被掩盖起来。与共名相对立存在的，是无名状态。所谓无名，则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纵观当代文学发展史，散文创作的兴盛繁荣时期一般都伴有重大的社会变革。因为社会的变革带来众多思想观念的冲击、文化价值多元的交融以及创作氛围的相对宽松，给散文创作的自由和个性化创造了生长发育的大的环境条件。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到90年代，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给散文作者以较大的表达自由，个人叙事与社会叙事解构，个人叙事和社会叙事较好地结合，个性化叙事得以张扬，为散文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散文的创作高潮，出现了“散文热”。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文学创作不能“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个体失去了独立的叙事空间，个人叙事往往会被认为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会被认为是在反国家，受到不应有的迫害。散文作为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历来强调“真情实感”，最容易“暴露”个人的真实想法、真实感受。所以，20世纪50～60年代的散文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叙事功能和出现散文“诗化”的创作倾向，也就可以理解的了。这正如李晓宁所说：“泛政治化给现当代文学带来的负面消极影响从根本上制约了文学叙事应具有的广度、深度和厚度，限制了作品艺术审美质量的达成和提升。”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散文的衰落也是由于散文社会叙事过于强大，个人叙事不足，从而失去了新鲜的个性。这也失去了读者，造成了文化散文创作热潮的退却。

新时期散文曾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深厚的现实人生内容为其特色。无论是揭批“”的挽悼之作，还是反思历史的哲理思考，或是礼赞时代变革生活的希望之声，都写得情真意切，表现出关注现实的热情，表现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散文所反映的既是作家的心声，也是时代的旋律。但是，在逐步热闹起来的文学观念更新的讨论中，文学这种对待时代和生活的热情却被判定是一种粗糙的、浮浪的外在感情。文学和时代、生活、人民的联结也被认为是陈旧的观念。思想理论的误导逐渐消弭了散文楔人和拥抱新的现实生活的热情和活力。一些作者对如火如荼的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们关注的生活热点问题不再感兴趣，有意规避，一味地吟咏小桥流水，抒写风花雪月，流连于身边琐事，钟情于杯水风波。这些作品淡化客观的现实人生乃至脱离现实人生，夸大个性，过分膨胀“自我”，不是用“自我”去观照和浸润异彩纷呈的客观大千世界，在奏出时代的旋律中进发心灵的火花，而是离开客观世界去展示“自我”情感世界、生命世界的所谓广裹、深邃、神秘的“黑洞”，以求托出一个裸的不带多少人间烟火味的“主体”和“自我”。这正如理论家沈义贞先生所言：“质言之，构成本阶段时代特色或本质特征的主导历史事件‘社会转型’或经济体制转轨给社会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巨大而强烈的阵痛与震荡在世纪末期的中国散文中基本未有所反映。”琐屑平庸的创作倾向开始侵蚀当代散文的健康肌体，散文创作从整体上逐渐失去现代火热生活的音响、节奏、深度和力度，缺乏现代文明生活的时代氛围、时代精神。

散文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体裁。散文当然不只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单纯描摹，而同时是创作主体内在心灵世界的个性显现。强调“自我”，弘扬个性是散文创作题中的应有之义。胡玉伟先生认为：“如果说作家本真自我的表现形式较为隐晦的小说是一门关于‘他’的艺术，散文则是一门关于‘我’的艺术，它有着讲求作者主体性的传统规范。散文贵在‘有我’，能本真地把‘我之情’、‘我之志’、‘我之意’表现得淋漓尽致。”散文的“自我性”“成为评价散文创作得失的一个规约”。例如新时期以后的散文创作，“回到自我”成为散文领域中一个普遍的、也是极有价值的创作思潮。散文家们已不再传达“论道经邦”的无我之声，抒写自我的散文观成为共识。因

而90年代的散文成为20世纪继“五四”后散文创作的另一高峰。但是，过分强调散文的个人叙事，无视或丢弃其社会叙事功能，是导致新时期散文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后走向疲弱的重要原因。

二、社会叙事中的自我确认

林非先生在《中国当代散文大系・前言》中说：“中国当代的散文创作史，是一部凝结着欢乐与痛苦、交融着理想与绝望的心灵史和精神史。”张振金先生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也说：“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必然是标志着对于人性解放及其终极命运的热忱探索与追求。”沈义贞先生认为：“散文实即作家主体基于自我生命体验对自我个体生命形态或与自我相关的群体生命形态的呈视、咏叹与追问。”可以说，现当代散文的发展，映照了国人追寻和确认自我的过程。

自我意识是人的意识的一个方面，而意识则是人的一切心理和行为的最高调节器。自我意识，主要是指人对自己各方面的状况及其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感受、评价和调节控制。自我确认，是指心灵深处对自我的界定。自我意识的确认，在散文创作中，也就是散文主体性(主体意识)的确认过程。

散文主体性(主体意识)的强弱跟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艺术观念的转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肖扬帆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九十年代散文主体性探究》中概括了散文主体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境遇：五四时期散文主体性的高扬，形成了散文艺术第一个高峰；延安散文之后的政治化抒情，导致了散文的主体性的衰落，从而使得散文艺术陷入了发展的低谷；新时期思想解放，重新唤起了散文的主体意识，从而有了散文艺术的春天。而此后(大概从1985年到80年代末)，由于散文自我主体性的迷失，使得散文走向沉寂；散文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新的历史境遇出现，使得散文主体性高涨，造就了散文新的繁荣和高峰。他的论述反映了20世纪散文创作中创作主体自我意识强弱对创作的影响。

在散文中，社会叙事中的自我确认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与时代背景和艺术观念紧密相关，是人的个性得以肯定和张扬的结果。法国的萨特在《为什么写作?》里说：“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散文由于其真实表达自我的无遮蔽性，因而比起其他文学样式来更有赖于健全的民主制度和宽松的政治环境。社会叙事中的自我确认要求作者在主体人格精神追求中把精神寓于生命体验而且要高于生命体验，要在个体丰富的个性精神中体现出人类精神、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谋求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高度。郁达夫对现代散文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时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认为：“在字里行间，力求跳出小我，获得一种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准确地说，是以一己的倾吐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也就是说，在散文的创作中要把个人叙事与社会叙事很好地结合，在高扬主体性的同时，从人类、民族、国家发展的高度观照现实，从而使自我得以确认。

从“五四”启蒙运动开始，个性解放为散文的繁荣提供了思想的武器和艺术创造的灵感。20世纪50～60年代散文中个体的“我”被“社会的我”所取代；中的散文“无我”；70年代末期以后，人们追问“我”是谁，“我”之为我的立足点在哪，开始了反思和寻根，并进一步开创了文化散文的繁荣；90年代后，“我”的再探索，再确认：“我”该是谁，进一步追寻和确认“我”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林非先生所说的，中国当代的散文创作史，是一部凝结着欢乐与痛苦、交融着理想与绝望的心灵史和精神史。真的是高屋建瓴!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散文理论界对“回到自我”还缺乏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和引领性，致使20世纪90年代后的散文创作中，诸多作品中的‘我’，已然成为小写的个人，其身上的历史、文化、精神的灵光基本消失，留存的仅仅是最底限度的生存表象，或个人心理的窃窃私语。这也是自80年代以来过于强化回归自我的负面效应的表征。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是，一些散文在貌似热情地介入社会生活的时候却又空前匮乏。当前的散文大多回避了对处身时代的现实问题的观察与表现；少有对文明断裂、情感疏离、价值滑坡、意义丧失的留意与反省；缺失用平凡而彻悟的真情文字表达转型变革时期的苦痛和追求意义的那种真正写作的沉重。许多散文家不去接触大题材、表现大问题，只是耽溺于尘封往事与柴米油盐，而忽略了自我里面应有的时代社会内涵与思想深度。大量市场经济下对“小我”的迷恋、欣赏和把玩，充斥了儿女态、脂粉味、小家气，表现出对此的沉迷和庸俗，多数的文本实践是以一种习以为常、见怪不惊的经验或媚俗，或自娱。这是对“自我”的误解和无知，是对自我的反确认。

“我是谁?”这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不仅拷问着古人先贤，也拷问着当下每一个人。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自我确认(Identity)几乎成为每个现代人扪心自问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从个体反思蔓延到对整个制度和结构的反思，可以说造成人类文明社会的整体性焦虑。散文作为心灵最直接的反映的文学样式，应该承担起这个重任，并在追问的过程中创作出内容和形式兼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