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301名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可分为社会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家庭幸福感、生活幸福感4个方面；物价水平、交通情况、社会尊重、社会公平显著地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食宿环境、薪水水平、技能培训和工作环境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社会幸福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存在间接的正向影响；工作幸福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幸福感与生活幸福感之间存在单项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 结构方程模型 成都市

文献综述

幸福生活涵盖的内容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反映个体和群体间的认同关系，以及个体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领悟（孙凤，2007）。林洪（2010）构建了国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并以广东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郑卫星（2011）构建了包含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归宿感、认同感等指标的国民幸福指数体系。肖立新（2012）分析了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出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人们适应现在后恢复定值。而通货膨胀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而倪鹏飞（2012）则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认为幸福感作为一种较为长期稳定的指标，受到前期条件、城市人均储蓄状况等变量影响，而城市人均GDP、城市特征等硬性指标对幸福感的空间差异几无影响。

关于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方面。钱文荣（2009）从工作-家庭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工作-家庭关系对家庭式迁移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杨春华（2010）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全面研究较少。房俊东（2012）通过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层次分析结构图，描述性地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状态。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传统的国民幸福感指标体系对幸福感的评价显得不够准确和全面。要将潜变量对幸福感的作用定量化的反映出来，就必须借助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分析方法，通过构建指标与潜变量，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反映可观察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进而反映潜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

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是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谢识予（2010）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表明，隐性因子才是影响人们幸福的主要因素。本文结合已有研究的成果（邢占军，2002；鲁元平，2010），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的因素分为7个方面：

社会幸福感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综合评价，主要包括经济发展（x1）、社会治安（x2）、物价水平（x3）、医疗卫生（x4）、交通状况（x5）、公共设施（x6）、社会公平（x7）、社会尊重（x8）和社会政策（x9）9个观测变量。

工作环境满意度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组织内进行工作中，对工作地点的自然环境和工作条件的主观感受，包括工作环境（x10）、食宿环境（x11）、工作危害性（x12）和劳动强度（x13）4个观测变量。

工作回报满意度是指农民工对工作回报的主观期望值，包括年终奖金（x14）、五险一金（x15）和工资（x16）3个观测变量。

工作发展前景满意度是指农民工对所从事工作未来的收入和自身发展水平的自我判断，包括职位升迁（x17）和技能培训（x18）2个观测变量。

工作强度感知是指农民工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劳动消耗大小的判断，包括工作时间（x19）和加班时间（x20）2个观测变量。

生活幸福感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认可程度，包括沮丧忧郁（x21）、生活态度（x22）、责任感（x23）、居住满意度（x24）3个观测变量。

家庭幸福感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家庭幸福程度的总体评价，包括家人关系（x25）、亲戚朋友关系（x26）和家人健康（x27）3个观测变量。

（二）问卷与量表设计

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后，本文将问卷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的统计分析。然后是对模型中27个可观察变量的统计分析。各个问题都是采用李克特（Likert）5分量法进行测量的。其中，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完全不同意，3表示一般同意，2表示比较不同意，4表示较为同意。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在2012年暑期社会实践中以问卷调查形式取得的。成都市作为西部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到成都市就业。因此，本文选择成都市作为研究区域，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来自于成都市4大工业区（高新区、天府新区、青羊工业区和蛟龙工业区）。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72份，有效问卷301份，问卷有效率80.91%。调查对象为16-31岁的新生代农民工。

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说

（一）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一般由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分组成。方程（1）和方程（2）为测量模型，表示隐变量和显变量之间的关系。方程（3）为结构方程模型反映了隐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误差项ξ满足：E（ξ）=0和Var（ξ）=σ2。

y=∧yη+ε （1）

x=∧xξ+δ （2）

η=Bη+Гξ+ξ （3）

通过对所有的可观察变量进行了主成分法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本文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假说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根据建立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结构方程模型，本文提出以下3种假说：假说1：社会幸福感直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存在正向作用。假说2：社会幸福感、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工作前景满意度、工作强度感知和其它感知两两之间或者相互之间存在正向作用。假说3：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工作前景满意度和工作强度感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着直接的正向作用。

实证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占样本的65.1%。在年龄的分布上，以16-25岁的青年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3.4%。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其中以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占样本总数的51.7%，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21%。由于被调查者以16-20岁和20-25岁为主体，因此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者占样本总数的81.7%。在职业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多是从事普通的工厂工作，被调查者中54.1%的农民工从事的普工工作。新生代农民工中，共青团员为总数的47.51%，剩余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群众。

（二）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利用spss16对潜变量的信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个潜变量的Alpha系数在0.62-0.86之间，总观察变量的信度达到0.84，问卷所得到的数据的信度较高。接着本文对数据进行KMO 值分析和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2，大于0.7；P值为0.0，小于0.001，通过了Bartlett 球形检验，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三）探索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提取的8个主成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的累计贡献度达到61.88%，与设定的潜变量是一致的。各个变量的系数值都大于0.5，表明选取的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较大。

本文采用lisrel软件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各个影响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我们将对各个潜变量下的数据进行验证性检验。通过验证性检验后发现，各个可观察变量与对应的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在0.4-1之间，说明路径关系是成立的。

从表2可以看出，社会幸福感的外载荷系数都较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社会公平、社会尊重、物价水平和公共设施。影响相对较小的有医疗卫生、社会政策等。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有了较大的改变。即社会对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认可度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幸福感水平的主要因素。

对于工作满意度，本文将其详细地分为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前景满意度和工作压力感知3个方面。从表2中可以看出，总体上来看，各个潜变量的外载荷系数也较大。工作环境满意度的外载荷系数都在0.6以上，只有工作强度对工作环境满意度呈现负向的0.4的影响。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地点的食宿环境和工作环境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可以看到，薪水水平对工作回报满意度的影响最大。技能培训在工作前景满意度中表现的较为突出。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时间的感知较为敏感。可见，工资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依旧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即技能培训对工作前景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发展更加的重视，不断学习的意识较强。

工作强度感知。本文选取了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两个变量来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强度感知的代表。结果显示，加班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强度感知的影响最大。可以认为，过长的加班时间会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到工作强度过大。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社会幸福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而是分别通过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和工作强度感知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间接的影响。其中，通过工作环境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产生0.9的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幸福感也产生了0.9的影响。通过工作回报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幸福感产生了0.93的正向作用；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幸福感产生了0.86的正向影响。还通过工作强度感知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幸福感产生了0.18的正向作用。

从图2中可以看出，外生潜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首先，社会幸福感与工作环境满意度（0.44）、工作环境满意度与工作回报满意度（0.87）、工作回报满意度与工作前景满意度（0.35）和工作前景满意度与工作强度感知（0.43）两两之间都存在着相互的正向影响。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影响幸福感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显著性的正向相互作用。当某一方面的条件改善都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到提升。此外，社会幸福感和工作回报满意度之间存在0.43的正向相互作用，说明农民工对于工资水平、年终奖和五险一金的满意度受社会经济发展、物价水平的影响。工作回报满意度与工作强度感知之间存在着0.42的正向作用，证明了农民工长期的薪资观点，即高强度则高回报。工作环境满意度与工作强度感知之间存在着0.69的显著性正向影响，说明构建一个优美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对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具有积极的作用。社会幸福感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强度感知也有着0.25的正向作用。

本文还发现内生潜变量之间也存在着0.243的正向作用，但这种正向作用只体现在家庭幸福感对生活幸福感的单项作用上。从图中的作用方向可以看出，社会幸福感通过作用于其它几个外生潜变量后，再通过外生潜变量作用于内生潜变量。而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和工作强度感知通过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幸福感后，再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在经过几次的间接作用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幸福感对生活幸福感的正向作用就大大的减小了，但其正向作用力不可忽视。

（五）假说检验

从图2的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图可以得出，社会幸福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和家庭幸福感不存在直接的正向作用，而存在显著性的间接影响。即社会幸福感通过作用于工作满意度后，间接作用于生活幸福感和家庭幸福感。假说1不成立。而社会幸福感、工作回报满意度、工作前景满意度和工作压力感知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同时，不相邻的外生潜变量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正向相互作用。假说2成立。而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和工作压力感知与生活幸福感和家庭幸福感之间直接的正向作用，假说3成立。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通过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后，建立了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结构模型，得出了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可分为生活幸福感、家庭幸福感、工作幸福感、社会幸福感4个方面。其中，社会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向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幸福感对生活幸福感和家庭幸福感不存在直接的正向作用，而存在间接影响。并且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幸福感与生活幸福感之间存在单项的正向作用。因此，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应该从全局出发，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社会公平等多方面同时入手，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到较大的提高。

工作幸福感可细分为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工作强度感知和工作发展前景满意度等多个方面。其中，工作环境满意度和工作回报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和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工作强度感知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工作发展前景满意度对生活幸福感和家庭幸福感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提升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首先应考虑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回报。积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提高工作能力，从而实现工作回报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林洪，温拓.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广东21地市为例[J].当代财经，2010（5）

2.孙凤.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J].统计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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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文荣，张黎莉.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家庭式迁移至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农民工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9（5）

6.立新.影响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因素[J].城市问题，2012（7）

7.郑卫星.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中国统计，2011（12）

8.鲁元平，王韬.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