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通选课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摘 要：北京大学设置通选课已经十年了。所谓“通选课”，就是“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简称。通识教育的概念显然来源于现代西方教育。关于通选课的设置，海内外各大学因有不同的设想，便有不同的侧重和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沟通论”或称“综合论”、“经典论”或称“精义论”、“进步论”或可称“前瞻论”、多元文化论。北大基本采取“沟通论”的观点，将通选课划分为5个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与艺术。通选课已经成为北大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未能主动建设,呈现自发状态；课程数量失衡,教学质量悬殊；宣传力度不够,思想障碍尚多；定期审核不严,缺乏表彰制度。因此,我们建议:尽快成立通识教育研究中心或研究小组,克服自发状态；加强通识教育的宣传,克服各种思想障碍,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拓宽思路,广开课源,适应通识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多方面的要求。

关键词：通识教育；通选课；北京大学；沟通文理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2-0096-06

北京大学设置通选课已经十年了。

2000年北大正式设置通选课的目的有二：一是顺应现代国际通识教育的潮流，从根本上克服我国高等教育所受苏联30年代狭隘专才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北大正式启动通识教育；二是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开展素质教育的决定。通选课有时被命名为“素质教育通选课。”十年来，北大的通选课由少到多，逐步稳定。

总共开设过通选课达270余门，每学期开学时总有120余门各类课程，在上万名本科生中掀起选课热潮，盛况空前，并引起社会注目。

然而，如何评估通选课的现状？通选课的连年开设存在什么问题？人们对通识教育和通选课是否达到共识？如何进一步推动通选课的建设和通识教育的开展？结合听课与调研，这里提出我们的若干认识和建议。

一、通选课的由来和意义

所谓“通选课”，就是“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简称。通识教育的概念显然来源于现代西方教育。英语本来有两个名称：general education，可译为“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现统译为“通识教育”，大致是恰当的，它基本符合原意，并与中国的某种传统教育观念相接近。我们所说通识教育，是与某种狭隘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相对立。我国高等教育解放后受苏联30年代教育模式的影响很深，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设立许多单科性的大学（学院），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综合性，把专业和教研室分得很窄很细，过分强调人才培养的专业对口。中学到高中便实行文理分科。在这种制度下，培养某些专业技术人才是可以的。但要培养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就很难。随后1958年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求突出政治；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要求突出实利。结果工具理性居上，急功近利盛行，我国的高等教育很难踏上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宽广大道。通识教育的开展，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它讲究博雅通达，重视人的人格和智力的独立发展。通识教育要求拓宽基础，沟通文理，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陶冶，为培养各类高质量人才铺垫基础。这无疑是对长期形成的教育观念和制度的一次冲击，一次有深远意义的改革。

那么，通识教育是不是单纯的舶来品，新近从西方、美国引进的东西呢？并不完全是。其实在中国和北大的教育传统中，早有通识教育的渊源。通识教育要求妥善处理两种关系：一是人的知识、智力的博与专或广与深的关系；二是学问与人格的统一，也就是智育与德育、美育的关系。孔子早有“君子不器”的说法。他所理想的人才，不是器具，不是专业性的工匠，而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谦谦君子。儒家历来重视“治学”与“做人”的完善统一。儒家经典《中庸》提到的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显然把“博学”置于首位。上世纪30年代，北大曾把这几句话用作校训。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奠基者蔡元培，特别强调顺自然、展个性，沟通文理，实行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和谐结合，要求培养一种健全的人格。曾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谈到，“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于通而不在于专”，理应加强“知类通达”的思维训练。总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老一辈中国现代教育家的理想目标，是要在中国培养一批又一批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大哲学家来的。可惜这个目标的实现在一段时间里中断了。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教育传统，与通识教育本有吻合的方面，我们不应把当前通识教育的开展看做照搬西方或美国的教育模式，而应当结合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培养出当代中国的杰出人才。

至于国内教育部门在上世纪末提出的“素质教育”，则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概念，意在强调教育不是为了应对考试，而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这是在中国教育的特殊现状下提出的概念。在优化人的素质这个目标上，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确有相同之处，但二者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来源也是不同的。

二、通选课的设想和分类

关于通选课的设置，海内外各大学因有不同的设想，便有不同的侧重和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沟通论”或称“综合论”、“均衡论”。这是比较普遍流行的看法。20世纪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为避免片面看待学科分化所造成的弊端，主张世界和科学是一个整体，应打破文科与理工科之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和间隔，做到互相沟通，让通识教育向学生提供比较综合、均衡的视野，将通识教育看做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各门学科之间的桥。

第二，“经典论”或称“精义论”。美国以赫钦斯（R.M.Hutchins，1899―1977）为代表，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芝加哥大学倡导经典教育。应当说，在20世纪之前，我们民族的经典传统教育，是历史悠久，极具盛名的，《四书》、《五经》便是儒家教育最基本的经典。人类自古至今保留了许多经典原著，它们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选择，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学术、文化之源。因此，经典论者主张通识教育以经典研读为中心。

第三，“进步论”或可称“前瞻论”。主张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以学生的未来事业为目标，注重前瞻性。日本东京大学曾将通识课中的“总合科目”分为六大类：“思想及艺术”、“国际及地域”、“社会及制度”、“人间及环境”、“物质及生命”、“数理及情报”。

第四，多元文化论。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允许多元主体的并立。强调通识教育的课程吸纳各民族、地域多元文化之内涵，倡导兼容并蓄之胸怀。以上几种主要观点和做法，都各有利弊，都曾受到不同侧面的肯定与质疑，实际运用上也多有交叉与综合。

我们认为，多元文化的主张和兼容并包的胸怀，是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前提。“综合论”与“经典论”可以相辅相成，并重视面向世界与未来。

北大基本采取“沟通论”的观点，将通选课划分为5个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与艺术。2009年后又增加“可持续发展科学”的领域，试图为学生提供一种多学科交叉、互相沟通的大平台，使学生能了解不同学术领域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思路，受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要求本科生毕业时至少修满16个学分（后改为12个学分），每个领域至少选修2学分，文学与艺术领域至少4学分。文科学生在自然科学与数学领域至少修满4学分。

北大十年来开设的通选课，若从题材形态上划分，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原理、概念类。主要阐述一类学科或一个领域的基本概念与原理。这类课程是比较重要的，理论性、综述性较强，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拓宽基础，沟通文理，促进跨学科的思考，学习科学思维方法，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并且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兴趣与天赋，重新考虑专业的选择。如《哲学概论》、《美学原理》、《汉语和汉语研究》、《艺术概论》、《小说的艺术》、《心理学概论》、《经济学原理》、《法律导论》、《数学的精神、方法与应用》、《生物进化论》、《普通生物学》（B）等，都是在全校颇受欢迎，选修率很高的课程。北大由于学科比较齐全，这类课程容易从各院、系的必修课，经过一定的提炼、调整，转化而成。因此，课源比较丰富，师资条件有优势。

第二，通史、专史类。有一般世界史或断代史，也有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科的通史或专史。与前一类课相配合，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地位。如果史料丰富、确凿，而又提炼精当，正确地总结历史和理论的经验教训，这类课程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时代感、历史感和民族感情，也有利于培养人文情怀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这类课程目前大都属于人文学科，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艺术史》、《中国电影史》、《中国美学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二十世纪世界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西方哲学史》、《西方美术史十五讲》、《印度佛教史》等，也有少量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如《科学通史》、《古今数学思想》等，都很受学生的欢迎，普遍引发兴趣。课源也比较丰富，师资力量较强。往后理工科和社会科学也可适当建设这方面的课程。

第三，原著、名著类。忽视经典原著的直接阅读，是我国当代教育领域和教学领域的一大通病。学生为了对付考试、完成学分，往往忙于读教材、看讲义，至于完整地攻读原著，则教师不引导，学生不主动。而这些原著、名著，却是经过时间洗礼和历史检验的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是各民族文化的源头，学者治学探究的依据。直接攻读原著，可以体悟时代转折的重大问题，并且可从原著中领悟先贤、大师的精神风采，增进人文与科学的素养。能对一批原著读懂、读熟、读出自己的见解、体会来，至少是文科学生的一种基本功训练，是在学术上登堂入室的必经之路。这类课程确是通选课中迫切需要的部分，也是许多学生乐于选修的课程。如《中国名著选读》、《人文经典选读》 、《〈论语〉、〈孟子〉导读》、《老庄哲学》等。这类课程目前还只限于人文学科的部分领域，为数不多，难以满足学生的要求。由于长期忽视，目前真正能开设原著讲解和导读的教师已经很少。从长计议，认真对待，努力建设这方面的课程十分必要，这对教师也是一种督促和推动。

第四，专项、专题类。这类课程多是关于科学、社会、人生特定领域或重大问题的研究，较能反映教师的研究成果。课程的内容比较富于时代感和现实感，或者有益于一生。学生可从中了解特定的研究进程和特殊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分析和研究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有特殊意义。如《自然科学中的混沌与分形》、《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中国历史重要问题评析》、《艺术与人生》、《鲁迅小说研究》、《西方文化通论》、《埃及学通论》、《印度社会与文化》、《民族与社会》、《民俗学》、《中国经济专题》等，其中一些课一直成为学生踊跃选修的热门课。这类课程在各院系尚存潜力，有待开发，但需认真选择。

第五，音乐、艺术类。加强美育，实现德、智、体、美相结合，达到知、情、意的统一，培养健全的人格，是蔡元培的一贯主张。开设多种形式的音乐、艺术赏析课，是加强美育的重要课目，是通识教育不可缺少的方面，如《西方音乐史及名曲欣赏》、《中国美术史及名作欣赏》、《基本乐理与管弦乐基础》、《影视鉴赏》、《中国书法史及名作欣赏》、《山水成因赏析》、《中国传统建筑》、《现当代建筑赏析》等，都颇受学生欢迎。但有人认为，含有“赏析”二字，似乎难登通识教育的大雅之堂。其实音乐、艺术的赏析，不单是文化的消遣，而是提高审美的情趣与能力，在艺术美的意境中体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并促进科学思维，激发创造活力，是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的。只是这类课程需要增强美学和人文的内蕴。

十年来的通选课，总起来看，教师是认真投入的，学生是积极选修的，教师讲得比较舒展，学生也学得比较主动。通选课已经成为北大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通识教育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通选课的数量在理工科与文科之间、新老院系之间很不均衡；通选课的质量也是相当参差不齐的。从质量、效果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优秀、良好、较差三类。有些课从内容到方法符合通选课要求，教学质量突出，成效显著，引发了学生较浓厚的兴趣，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比较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可以列为优秀课程一类，约占30%，这类课程应列为基本课目，作为“保留节目”稳定下来，每年滚动开设，并安排接替教师，保证长期开设下去。有些课程基本符合通选课要求，基本概念与观点的表述是清晰的，运用材料、信息较为充分，分析、讲解对学生有启发，运用教学环节或使用多媒体效果较好，得到大多数学生的肯定，可列为良好课程的，约占50%，这类课程尚有改进，提高的余地，有的课程内容比较浮泛或偏窄偏专，有的属科普知识，讲解的论理性不够充分或材料、信息欠缺，不能引发学生兴趣，课堂气氛比较沉闷者，属较差的课程，约占20%。这类课程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情绪，应改弦更张,大力革新或考虑作适当调整。

北大学科比较齐全，教学资源比较丰富，有一定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教师比较多，因而有条件设置和优化通选课。在比较简短的学时内，通选课展示学科的方面比较多，可供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开拓的思路比较宽，因而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受到学生的欢迎。每学期开学时，学生们穿梭于各教室之间，紧张而兴奋地选课、听课，还不时地奔走相告，传递信息，有时因选上“名师”、“名课”而欣喜，也因人满为患，被拒门外而惋惜。特别是刚进北大的新生，更能从这里领略大学之所以为大，和北大兼容并包的特点。通选课不仅震动了校内学生，还颇有社会效应，吸引了一批为数不少的“旁听生”，其中不但有进修教师、访问学者，还有一些来自各地而常驻北大的“专业”听课者，他们的“学历”甚至超过本科生。全校通选课的开设，和它所引起的反响，在北大校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也是北大本科教学史上的一件新事。

通选课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第一，从教学内容上看，它是为拓宽基础、沟通文理，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而设置，要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与思维方法，使学生从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比较中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且便于结合个人的志趣、天赋与能力，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专业。因此，通选课既不同于比较专门的专业课，也不是通俗的科普讲座,或因人而设、随教师专长或兴趣而开的一般公选课，就是说，它有特定的专业性，而又不能专业性太强，它只是为专业学习铺垫一般的基础，而这种基础也应夯实一点，而不能流于浅表。在阐述某一学科（一般指一二级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同时，要特别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融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第二，从教学方法上看，由于通选课学时较少，不容全面展开，就更要注重少而精，主要把最基本的东西讲得很清晰。应当把握要领，突出重点，着重于思路、方法的引导，加强问题意识和启发性，尽力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那种平铺直叙、面面俱到、满堂灌的讲课方式特别不适宜于通选课。第三，从教学效果上看，通选课一般人数多，课堂大。课堂讨论难于组织，课堂秩序不易维持。在注重讲课的科学性、严谨性的同时，还应适当注重生动性和趣味性。灵活调动教学环节，恰当使用多媒体，让学科的魅力和讲课的艺术把绝大多数学生吸引住，吸引到教师的重点阐述上，使学生与教师共同思考，并向教师质疑，与教师商讨，发挥教学相长的作用。由于一般每周只上一次课，教师便必须也有可能充分备课，甚至有利于精雕细琢、锤炼精品，可以为学生的专业选择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为学生的专业深造铺垫一种良好的基础。总之，通选课可以成为学生开拓视野、生长智慧的大课堂，也可以成为教师检验水平、锻炼队伍的大讲堂。

三、通选课的问题和建议

通选课一直存在诸多问题。

（一）未能主动建设,呈现自发状态

通选课设置后,除头三年的学校教学工作会议曾作为专题讨论以外,往后一直缺乏专门的讨论,研究,对于通选课的指导思想,合理设置,分类选修等问题,缺乏统一认识和全盘规划,缺乏长远设计和主动建设的意识,使通识教育的开展和通选课的设置,基本处于自发状态.

(二)课程数量失衡,教学质量悬殊

目前理工院系开设的通选课,大约只占总数的1/4,人文社会学科所开设的则约占3/4,并且大多集中在艺术,中文,历史,哲学等少数院系。理工科学生选修文科课程的比较多,而文科学生选修理工科课程的则很少。尤其是数学,物理方面的课程,文科学生不易听懂,选修者极少。这就难于达到沟通文理,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陶冶的效果。

通选课的质量,各种课程之间,颇相悬殊。少数课程的题目与主旨,便不符合通识教育要求;有的则是教师不够认真,经常迟到或找人代课;或内容浮泛,不得要领;或知识陈旧,了无新意;或照本宣科,索然无味。学生将这类课程称之为“水课”,有学生对话:“你看这课怎么样?”“唉,水,水得很!”就是说,真东西少,水分太多。有个别课程,属基本知识或科普讲座一类,并无理论深度和多少启发,教师却利用录像,电影剪辑或某些物质奖励,吸引学生,甚至普遍给高分,迎合学生的某些趣味和要求，这是值得认真改进的。

（三）宣传力度不够,思想障碍尚多

我国教育界受实用主义思潮和狭隘专才教育模式的影响颇深。向通识教育的转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当前对通识教育或通选课,都有心存疑虑者。多数疑虑的焦点,在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开展通识教育,会不会冲淡或削弱专业教育?会不会影响专业人才的培养?有些教师对专业教育和专业课比较驾轻就熟,对通识教育沟通文理,知类通达的要求不大适应,担心通选课挤掉专业课的学时。的确,当前大学本科学习四年,第四年又被称为“谋职就业年”,实际学习时间不多。有的家长担心通选课学多了,会学不到专长和本事,影响孩子往后的就业与谋生。过去的大学生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的大学生说:“学好外语、计算机,进入21世纪!”可见工具性的观念更强了。他们总觉得外语,计算机和专业课是硬功夫,通选课不过长长知识。为了学分,又觉新鲜,虽然愿意选修通选课,却不太认真,大都不记笔记,不看必读书;对于兴趣不大或讲得不好的课,只求对付考试,拿到学分就算了。还有些学生专门打听和选修那些学习轻松,考试不难,教师给分高,学分容易拿的课。以上的疑虑和态度,显然构成障碍,说明以往的教育模式和习惯势力对人们的影响,又受市场经济大潮中急功近利思潮的浸染,对通识教育的实质和意义不甚了解。

(四)定期审核不严,缺乏表彰制度

目前对通选课的审核,缺乏统一的程序和严格的规范,以至某些不适合通识教育的课程也列入了通选课目;某些经过检验,说明质量,效果很差的课程,也不能及时改进和调整。目前形成的全校通选课目,基本上是一个由各院系自发申报,经过简单审核,拼凑而成的一个课目,缺乏内在联系与有机组合,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而合理的基本课程结构。如此年复一年地开设下去,看不到通识教育的建设与改进,势必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和通选课的效果。许多优秀课程,有人比喻为“狗熊掰棒子”,抓住一批,又丢掉一批。由于缺乏表彰和稳定的机制,有些优秀课程便易于自动流失。有的因教师出国,退休或其他原因而停开,有的因无适当教师接替而中断或质量下降。由于优秀课程有限,或逐渐滑坡,有的学生因主动选修受到限制,便被迫选修那些兴趣不大的课。结果便是:“好课选不上,只好‘水课’上”。学生选不上中意的课,而为了学分,不得不上那些本来不愿上的课。这种现象,并非个别,有背通选课的初衷。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尽快成立通识教育研究中心或研究小组,克服自发状态,加强通识课的规划,建设与审核工作。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一是认真开展通识教育的研究,讨论和宣传工作;二是通盘研究和规划全校通选课的设置，深入研究和解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问题;三是及时讨论和审核通选课的增设,调整和评估工作;四是定期组织优秀课程,优秀教师的评定和表彰,推动通选课中基本课程的稳定开设。

其次，加强通识教育的宣传,克服各种思想障碍,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应当看到,由于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各门学科呈现大分化又大综合的趋势,许多新发现,新成果往往在学科之间的结合部或交叉点上出现。同时,现代社会的转型,需要各种德才兼备,人格健全,在知识结构与能力上能适应各种转变与转型的人才。通识教育正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与障碍,促进各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培养新型的高质量人才。所以,通识教育决不是要排斥或冲淡专业教育,而正是要处理好学问上的博与专的关系,处理好治学与做人的关系。胡适的那个比喻还是恰当的:“学问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基础宽实了,才能向高处发展,否则就会立不住。一时立住了,也容易倒塌。这种博与专的合理关系,在各门学科和各类大学中,原则上都是一致的,但由于培养目标不同,研究型的综合大学与各种职业培训学院,显然又有重大区别。通识教育的本意,正是要为优质的专业教育提供一个比较广阔的背景,铺垫一种比较宽实的基础。所以,我们既要加强通选课的建设,提高质量,注重效果;同时更要加强专业必修课,特别是“主干基础课”的建设,进行扎实的专业教育。二者应当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这些道理,我们应当加强宣传,澄清误解,克服障碍,把通识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拓宽思路,广开课源,适应通识教育的需要和学生多方面的要求。目前的通选课选题,多半属于各院系教师的专业方向或学术专长;个别属于教师的业余爱好或特殊成果,都可继续发掘。今后还可进一步注视的课源是:经典名著的讲解和导读;国内外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评介;某些退休教师的研究成果。继续发挥他们的余热和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不少通选课,是直接从专业基础课移植过来,稍加删简而已。有的教师只不过是同一门课讲两次。但是,通选课和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要求,讲授方法和重点,以及学时安排,都是不同的。应当重视这种区别,下功夫进行改建,才能适应通选课的特点和要求。

第四，通选课中还有几个特殊性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一是通选课一般只上一学期,每周两节课。这就要求主题鲜明,内容精当,重点突出。每一节课都应充分利用,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直观性的教学环节,如放映电影,录像等,只能配合原理,概念的讲解,适当安排。不能迎合学生趣味,或图教师省心,漫无节制。通选课往往课时短,而教师准备的内容多。这就容易虎头蛇尾,到最后草草收兵,使学生感到不满足。这就需要通盘计划,作合理安排,既节约时间,又保证质量。在比较短的课时内,把通选课开设得富于学术性,启发性,尽力引发学生的兴趣与思考。

二是通选课如何考试?这是学生颇为关注,教师煞费苦心的一个环节。目前的考试方式甚多。有闭卷的,有开卷的;有期中交作业,期末考试,成绩各占不同比重的;有用作业,短文或读书报告,讨论发言等代替命题考试的。都各有所长,不必拘于一式。但应作严格而合理的要求,不可松弛。教师与学生一般能正确对待考试。但也确有部分学生,为了轻松拿到学分,侥幸取得好成绩,选课时便不顾教学内容与质量,专门打听和选修那些考试容易,给分高的课。教师中也确有投其所好,并争得高选课率而降低考试要求,大放高分者。这是通选课中的某种不正之风,值得教务部门和各院系领导重视。建议对考试提出明确规范和要求,严格地加以管理。《小说的艺术》课要求学生期中交两篇心得文章,期末考试,是交一篇自己创作的小说,占成绩的大部分。其中优秀者还可集结正式出版。这种考试结合理论与实践,对教师的教学效果,是一种有效的检验,对学生也是颇为实际的锻炼和鼓励。

三是目前通选课中有“大学语文”一课,缺乏统一的教材和规范。现由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轮流讲授。内容多半依各人的研究侧重而各不相同。学生虽有一定收获,但难以达到提高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的要求,与设置这一课程的初衷不符。我们认为,大学语文一课,类似于外语、计算机一类的工具课。因此建议列入公共必修课,组织专门的教学力量,以期达到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