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全集》漏收李鸿章序文一则

摘要：李鸿章撰《日本史o事本末序》，散佚在外，桐城吴汝纶先生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亦称《李文忠公全集》） 及顾廷龙和戴逸新编的《李鸿章全集》两本书里均没收这篇序，笔者摘录下来，以飨读者，透过序文内容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深远，此序对研究李鸿章本人及其思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日本；国史纪事本末；李鸿章序

日本《史o事本末》一书，青山延光编，该书共有两篇序，一篇是编者自序，另一篇是李鸿章为之作序，而桐城吴汝纶先生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亦称《李文忠公全集》） 及顾廷龙和戴逸新编的《李鸿章全集》两本书里均没收这篇序，本文拟将李鸿章写这序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研究《史o事本末》中的李鸿章写的序。

一、《国史纪事本末・序》原文

国史纪事本末・序

史之作也，编年以知世，纪传以知人。所为欲知世与人者，将以治事也。一事而分诸数年或数十百年，一事而分纪与传，又分数传，观之弗能备也，其于古今是非、得失、成败之故不能以审，则亦奚以鉴诫而决然于所行？

予尝论以为：史之有编年、纪传出于《春秋》，史之有书、志出于《尚书》，若《河渠书》、《地理志》之本《禹贡》，《五行志》之本《洪范》，《百官志》之本《立政》、《周官》，皆《尚书》中之一体，其全书类乎《尚书》。

括史志之要，合纪传而会而通之者，则莫如纪事本末。纪事者以事为主，不专系乎人，不论时之远近，举凡事之散见纪传与他书者，类聚而备书之，综括而条贯之，创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宋元迄明递相纂述，学者便焉。

日本青山博士尝总裁校勘国史，复纂《纪事本末》一书，可谓勤而知要者矣。顾袁氏之书虽依《通鉴》，而事则分代为纪，其书较易。日本之纪，百王一姓，年代攸邈，其书较难。博士旁搜群籍，折衷纪传，自其国神武开基，迄于近代，二千余年，神功之武，显宗之仁，天智之中兴，大宝、元明、元正之治，以及大津、押胜、道境之变乱，出羽、虾夷之叛服，平、源臣族之专横，莫不考其治乱之迹，推其致治致乱之由。而且纪游幸则陈荒嬉之戒，纪好佛则识僧徒之乱，纪刑法则著宽弛之讥，纪外戚则述废立之祸，至于吏治、兵政盛衰，文学兴废，民政源流，纲举目张，劝戒并列。予昔观《日本史》纪传，疑其志体未备。今读是书，诚足以得纪传之贯穿，而补史志之缺略矣。

海表诸邦莫不有史，求其体裁完备而文笔粹美者，则莫如日本。盖与中华同处一洲，自通使隋、唐，崇尚儒术、推尊孔子，庠序之间经史灿列，渐摩既久，人才奋兴，故其国史记虽经苏我、虾夷之焚劫，而访之耆儒，稽之故籍，犹得藉以纂成全史，撮其精华，备纪本末，使后之治事者，如断狱之有律、令、格、式焉。观书中纪其国历朝崇文之盛，尤不禁为之神往也。

博士子勇剞劂既竣，奉其书，介公使森君贻予，因诺其请，为之序。

大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十月既望，钦差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加骑都尉世职合肥李鸿章撰。

二、序文写作背景

1875 年日本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作为“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舰队胁迫朝鲜订约通商；一面又派外务少辅森有礼使华，因为日本深知中朝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中国是日本侵略朝鲜的重大障碍。1876 年 1 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进行洽谈。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 1876年1 月 24 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 2 月 26 日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博士青山延光托当时的日本公使森有礼邀请李鸿章为他的《日本国史纪事本末》作序。作序的时间为：“大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十月既望，”即光绪朝1877年（牛年）10月写这篇序，时李鸿章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在华驻日公使是森有礼，“博士子勇剞劂既竣，奉其书，介公使森君贻予，因诺其请，为之序。”序后署名李鸿章：“钦差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加骑都尉世职合肥李鸿章撰”。

三、李鸿章《国史纪事本末序》文献价值

从序的内容看，李鸿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为《日本国史纪事本末》作序，李鸿章的史学见解由此可见一二：

1.对于史书编纂体例

李鸿章序言中首先指出编年、纪传体各有长处，编年体史书以时间经，以史事为纬，易于了解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但亦各有不足，编年体史书缺点是“一事而分诸数年或数十百年”，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纪传体史书也有弊端：“一事而分纪与传，又分数传，观之弗能备也”，分头叙述人物，历史事件则被分记到人物传之中，产生

重复矛盾的缺陷。并追溯各种史志书体裁的渊源：“史之有编年、纪传出于《春秋》，史之有书、志出于《尚书》，若《河渠书》、《地理志》之本《禹贡》，《五行志》之本《洪范》，《百官志》之本《立政》、《周官》，皆《尚书》中之一体，其全书类乎《尚书》。”同时指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势可以弥补以上两种史书体裁的不足：“括史志之要，合纪传而会而通之者，则莫如纪事本末。纪事者以事为主，不专系乎人，不论时之远近，举凡事之散见纪传与他书者，类聚而备书之，综括而条贯之，”指出纪事本末体自创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宋元迄明递相纂述，给后来的学者著书提供便利。

2.关于日本《国史纪事本末》的作者、编纂特点

李鸿章在序中对日本青山博士为总裁校勘国史著述《国史纪事本末》而访之耆儒，稽之故籍，‘勤而知要’的严谨治史态度大加赞赏，并把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与之相较，指出袁书‘事则分代为纪，其书较易’。青山延光撰的《国史纪事本末》因‘日本之纪，百王一姓，年代攸邈’，则其书较难。同时介绍了编者的编撰经过：“博士旁搜群籍，折衷纪传，自其国神武开基，迄于近代，二千余年”，“ 莫不考其治乱之迹，推其致治致乱之由”。

李鸿章赞是书“诚足以得纪传之贯穿，而补史志之缺略矣”。评价该书中所纪内容各有用处：“纪游幸则陈荒嬉之戒，纪好佛则识僧徒之乱，纪刑法则著宽弛之讥，纪外戚则述废立之祸，至于吏治、兵政盛衰，文学兴废，民政源流，纲举目张，劝戒并列“。

指出日本史书较海外诸邦体裁完备，文笔粹美的原因是其源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盖与中华同处一洲，自通使隋、唐，崇尚儒术、推尊孔子，庠序之间经史灿列，渐摩既久，人才奋兴”。 日本使用汉字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由来已久，“故其国史记虽经苏我、虾夷之焚劫”，“犹得藉以纂成全史，撮其精华，备纪本末，使后之治事者，如断狱之有律、令、格、式焉”。序中盛赞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典叠呈，在当时虽不乏夜郎自大之嫌，但今天读来亦令国人为之自豪也。

综上所述，从这篇序文中，我们一方面可以获取日本国历史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李鸿章对于史学著作的见解，所以，无论是研究日本国史，还是研究李鸿章，这篇序文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作者单位：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