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护航”环境基础设施社会化投资“破冰”

谁也不否认，中国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的广阔。这个领域盘子很大，需求也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变得更加旺盛。但由于缺少好的赢利模式，各投资机构只能蜻蜓点水般地投资一点的生产设备和相关服务，对于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内核还没有人触及到。

对于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资本往往闻风而逃，尤其是VC。“这个领域的投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建设周期，项目的正常运营，也需要一定比例的要素投入，如投料、维修技改等。再加上国家在价格体系和收费机制上的制约，严重阻碍了社会资本进入的路径。”中国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网总裁王世汶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

不过，这种情况正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刺激内需计划的强力推进而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以基础设施投资闻名业界的摩根士丹利基础设施基金携40亿美金大手笔进入中国环保基础投资领域，对中国本土社会资本的认知造成不小的冲击，触动最大的就是PE。

“我认为，在不稳定的经济走势下，更保险的并且可以大量投入的投资渠道，就是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因为环境基础设施都是民生的必需品，代表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现金回报，而且不容易受经济动荡的影响。不管现在股市或者房价如何，也还是需要处理污水的。”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张书铭在2009中国环境投资大会上如此表示。

“看上去”很美

谈起中国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2009中国环境投资大会”上的众多投资界人士用了一句“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很难”作为总结。

“VC本身喜欢关注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因此对环境基础设施投资还不敢轻易介入。PE则不同，他们已经进入这个领域。”一直专注环境投资的青云创投总裁叶东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谁也不否认，中国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的广阔。这个领域盘子很大，需求随着中国经济这几年持续的增长也很旺盛。但由于缺少好的赢利模式，各投资机构只能围绕环境基础设施而产生的设备和服务进行投资。”王世汶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解释。

尽管近年来中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与巨大的需求相比，其资金投入仍十分有限。例如，中国垃圾处理场的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远不能赶上垃圾增长的速度，不少城市甚至没有铺设污水管网。此外，相当数量的污水与垃圾处理厂实际上没有达到环保要求。

对此，叶东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所有有前景的行业都会受到投资界的认可，关键是看这个行业是否有一个很好的赢利模式。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看起来确实不错，但因为投资这样的项目会占有大量资金，而且投资周期长、回报速度慢。这些因素都阻碍了社会资本的介入。”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社会资本经不住“诱惑”，勇敢冲进了这个领域。其中最成功的就是摩根士丹利基础设施基金，随后的还有诸如天津泰达和方德基金这类的社会资本。“投资环境基础设施一般只有10倍的利润，这与有些PE/VC动辄20倍、30倍的回报要求相去甚远，但对摩根士丹利基础设施基金这样的机构就足够了。”王世汶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说。

投资多样化

针对投资环境基础设施方面的种种顾虑，社会资本采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以及类似于BOT的方式开始曲线介入这个领域。BOT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利用协议保证了企业投入的保值、增值和利润，最终产权交还政府。

“这种模式有效的打消了社会资本的顾虑，也直接导致民间资本大量涌入环境基础设施市场，于是，建立在BOT基础上的多样化投资开始出现。”王世汶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分析。

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大致可分为三类：可经营项目、准经营项目、不可经营项目。因此，投资也相应的分为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三类。其中，可经营性的基础设施，是企业投资主体。因为其提供的经营收益大于投资成本，并且具有明显补偿性和回收性。

对此，张书铭表示认可：“我们已经募集了40亿美元的资金，主要投资对象为包括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生产企业。而投资方式主要为出资参股，单笔投资最小额度为7亿人民币。当然40亿美金在基础设施领域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我们希望以此为开始，带动好后面的项目，再去募集更多的基金来投入国内的基础设施。”

除了摩根士丹利基础设施基金外，高盛、摩根大通都选择了设立PE基金投资环境的基础设施。“我们认为做为参与者也许会更合适。”张书铭表示。

■观察：勇敢者的“游戏”

在谈起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困难时，叶东分析：“环境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量存在扩张与收缩交替波动已是公认的事实。更重要的是，现行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投资是以地方管理为主。立项、计划等都集中在城市行政建设主管部门，因此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其他经营主体很难介入。”

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主要体现在投资项目运转后进行的强制性收入。如投资污水处理厂后，在一定的年限内（一般是20年）向污水处理单位收取每吨多少钱的费用。“这个时候政府的价格体系与收费机制成了最重要的参考因素。由于环保基础设施服务，运营价格完全由政府制定，而政府考虑更多的是社会安定，因此在价格的制定上侧重于社会福利性，这就导致了服务运营价格既不能准确反映生产成本，也不能准确反映社会需求。即便是市场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王世汶说。

而投资方的另一个顾虑是辛辛苦苦投资的环保设施可能会被无端的闲置。根据环境保护部门测算，中国的环保基础设施大约有1/3～1/2没有发挥效用。如广东省在近年的污水处理规模虽然从14.93%上升到39 .68%，但实际处理率仅从13.55上升到25.74，设备运行负荷率平均只有75%。就全国而言,平均污水处理设备运行负荷率只有6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90%。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这个领域的社会资本都是大智与大勇相结合的勇敢者。

（张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