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随驯鹿迁徙的民族

摘 要：迟子建用心灵书写，醉心于描写东北这块，她从小熟悉并热爱的地方。用她那独特、细腻、温婉的笔法呈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额》）这一含有着家族、亲情、血泪的民族史诗。本文试图从鄂温克民族的生存方式，文化、历史的阐释中，体悟其被动改变中所蕴含的隐忧。

关键词：鄂温克；生存方式；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与驯鹿结伴而行

鄂温克人的生存方式与现代人不同，那是一种古朴、典雅的生存状态。迟子建着力营造一种浑然天成的存在形态。鄂温克人被誉为“森林之子”①，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依靠打猎为生，过一种逍遥自在的游牧生活，驯鹿是他们忠实的伴侣，驯鹿被视为吉祥、幸福、进取的象征。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一个不愿意留下名字的女人，正在讲述一个即将逝去名字的民族历史。在同一个部落里，男人负责出去捕猎，在捕猎不到大动物的季节里，也会吃些不同的食物，如：灰鼠，狍子，野鸡。捕猎大的动物，有时充满危险，动物凶猛，这一点，在迟子建的小说里不止一次体现出来，早在之前的《白银那》中，村长的女人进山采集冰块，不幸遇到熊，熊舔掉了她的下巴，在《额》中，“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加，为救别人，开枪射击母熊未果，母熊用强有力的熊掌夺取了瓦罗加的脑袋。

萨满，在鄂温克这个民族扮演着“医生”、婚礼主持等角色，从尼都萨满到妮浩萨满，都是本着延续族人的使命，去不断的救治濒临死亡边缘的人们，拯救自己的民族，不惜个人的付出。萨满救人，都是一命抵一命，尼都萨满，是“我”父亲的哥哥，为救治“我”的姐姐列娜，跳神后，列娜恢复过来，可是一头幼小的驯鹿却代替她死去，那头死去驯鹿的母亲，好多天都不再产奶。妮浩萨满每救治一个人，就要牺牲一个自己的孩子，而每一次，妮浩都在之前就知晓即将逝去的孩子，仍为着别人去跳神，以至于贝尔娜害怕她跳神，逃离了，在妮浩为大兴安岭灭火时，用尽全身力气去跳神后，终于离开人间的时候，她的孩子才回来。她逝去的孩子中，有一个男孩名为耶尔尼涅斯，为了追赶跑进河流的畸形鹿崽，而离开了她，同一时刻，妮浩感到，这个孩子是为了挽救滑落山崖的她而离去。

“我”的两任丈夫

《额》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贯穿在“我”的两任丈夫中有近百年的历史，三百年前俄国人把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驱赶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日本人的败退投降，1957年林业工人进驻大兴安岭，1959年政府为鄂温克人建立了定居点，三年自然灾害迫使汉人进山偷猎驯鹿，1965年政府为鄂温克人设立了激流乡，部分鄂温克人到激流乡定居，鄂温克孩子上学读书，鄂温克族第一位大学生，1998年大兴安岭火灾，新世纪初期绝大部分鄂温克人到布苏定居等等。②

“我”的第一任丈夫名叫拉吉达，是在伊万的妻子和儿女因惧怕日本人到来，悄无声息的逃离后，“我”极力去寻找时，不经意间与自己的伙伴走失后，挨饿受冻，遇见大熊，丢掉上衣，死里逃生，因为饥饿，“我”与拉吉达相遇，随后成为他的妻子。小说中并没有着力描写，日本人的到来将会带来怎样的恐怖与躁动，只是通过娜杰什卡，这个之前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左岸的女人，带着儿女逃跑，怕连累丈夫伊万的行为来阐述日本人带来的恐慌，以此为序幕，后来，日本侵占东三省，日本人迫使成年男子都要去接受训练。拉吉达第一次返回时，已入冬天，大雪覆盖，驯鹿被困在山上，刚见到“我”，没来得及休息，急忙去解救驯鹿，在返回的途中永远的睡着了。第二任丈夫是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长，名叫瓦罗加。他在初次看见“我”时，“我”眼中流露的真情或许打动了他，后来就决定与“我”在一起，他把自己的部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归并到我们这边，另一部分独立出去。瓦罗加的睿智、英勇、大度带给“我”很长一段安稳舒适的生活，直到瓦罗加被熊戕害。

从拉吉达到瓦罗加，迟子建在《额》中延续着《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悲戚格调，读来有那么一丝丝隐忧，《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勾勒了一位丧夫的女性外出旅行的所见所闻，她见到了同样是丧夫却不敢公布于众的蒋百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到停电，将百嫂就乱吼乱叫如发疯一般，而一旦来电立刻恢复为常人。一道道谜底被主人公找到后，没有过多的阐释，又把这人世间的悲凉留给读者去体味、思考。正如《额》中对于“我”的两任丈夫的离去，没有做过多悲剧成分的渲染，平淡无奇的叙述，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百态，又有何可夸大的呢。

从安道尔到西班

安道尔是“我”和拉吉达第二个儿子，小时候他常被果格力欺负，但他从来不哭，他认为“你把我打倒了，我能看云彩，这是好事，我浑身都是痒痒肉，你踩我不就是让我笑吗？”③安道尔长大后，被瓦霞欺负却不肯解除婚约，因为“她还爱撒谎，我把她放走了，她又会去害别的男人！就像一条狼，我知道它吃人，还要放走它，我就是有罪的！我要留着她，看着她，不让她吃人。”⑤安草儿是安道尔的孩子，作为宿营地最后的留守者，他不明白投票是什么意思，而只关心驯鹿被黄蜂蜇肿的眼睛，所以留在大森林中与“我”为伴。西班是安草儿的孩子，“他一直喜欢讲鄂温克语，当他知道他说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时候，就下决心要造字了。他对我们说，这么好听的话没有文字，是多么可惜呀”⑥西班有两大爱好：造字和制作桦树皮工艺品，他希望自己能为这美妙的话语制造出精美的文字留存下来。

从安道尔到西班，这一脉相承的家人，有着愚痴、憨厚、善良的秉性，喜爱大森林，在大森林中生活的游刃有余，乐在其中，从某个角度也预示着，这种生存状态正是鄂温克人的本真面目。他们从出生到离开，都与这片森林相依为命，现代人逐渐的介入，使他们变得痴愚、癫狂。西班喜欢吃树皮，这一举动一反常规，但是这或许预示着鄂温克人离不开大森林的举动。最后的造字，是在挽留即将逝去的文化，即将逝去民族，即将逝去的历史。“如果有一天拉吉米不在了，西班一定会回来的。”④

《额》中客观的呈现出鄂温克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动改变的事实，与城市的现代文化相比，迟子建并没有给出，哪种文化更先进，哪种文化更适宜人们，只是默默的续写着鄂温克这个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萨满的服饰已经进入了博物馆，原始的捕猎活动已经被禁止，鄂温克的族人正一点一点的接受着城市文化带给他们的改变，森林原始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小，被现代化的伐木工人逐渐变更。法国古典作家、《博物志》的作者朱尔・勒纳尔曾说过这样的话：“神造自然，显示了万能的本领，造人却是失败。”“我觉得他对人类有点过于悲观了。人类既然已经为这世界留下了那么多不朽的艺术，那么也一定能从自然中把身上沾染的世俗的贪婪之气、虚荣之气和浮躁之气，一点一点地洗刷干净。虽然说这个过程是艰难、漫长的。”⑤

参考文献：

[1] [2]李红秀：《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

[3] [4]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5] 迟子建：《心在千山外――在渤海大学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