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书信》与公安派的性灵说

内容摘要：文学界对知堂老人书信尺牍的研究大多是关于收集整理方面的成果，而在文本研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主要从周作人生前唯一自愿发表的私人信件―《周作人书信》，来比较研究该尺牍中的“真”与公安性灵思想审美旨趣之“真”。

关键词：周作人书信 公安性

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中的“真”主要是指：追求自适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真”是性灵的核心，对“真”的追求贯穿公安派始终。公安派成员雷思霈在《潇碧堂集序》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因此一切从个体自适的“真”出发，反对“理性”（儒家名教义理和礼法纲常等社会理性和规范以及人文知识）和任何非自适的东西，因此留恋山水、狂放不羁，甚至声色犬马便成为公安派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常常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精神的自由与社会现实之间可能的契合点，但面对不理想的社会现实，他们以一种游戏人生，角色行事的态度去面对，给后人留下一种潇洒超脱，逍遥无拘的印象。

周作人在散文创作时喜欢用书信体，他现存的书信也有很多，但大多是后人整理出版的，而《周作人书信》是他生前唯一自愿发表的私人信件。在这本书信集中，除《序言》之外，书共二十一篇，信有七十七篇。该书信多描述琐碎的日常生活，享受自然山水，与友人探讨文学问题，感受人情世故，抑或是深刻地批判时事。周作人享受人生，却不“游戏人生”，更多的是以一种社会人的角色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点与公安派有较大的区别。

不仅在人生态度上，公安派和周作人表现出“真”，“真”贯穿于周作人和公安派的诗文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中，主要体现在创作理念和具体文本两大层面。求内容之真，作文必须冲破理的藩篱，抒发客观自然之情，求形式之真，则必须摆脱模拟蹈袭，师古的陋习隔套。袁宏道认为“以出自性灵者伟真诗”，尽管公安派后期文学思想与前期相比有较多变化，但是对“真”的坚持却是贯穿始终的。当然，袁宏道等人的“真”与传统文学理论不同，其“真”为纯正的生命、情感之真，摆脱了外在礼法规范的束缚，超出了儒家名教义理，重视个体情感的自由抒发。

知堂老人对主观内心世界和主体价值的坚持一直是他的基本立场，尤其在张扬真实的个性，反对因袭和束缚等方面，与公安派精神相通。在他看来，无论是书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①。在选编《周作人书信》时，他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②。这本书信集是在他精心挑选的基础上才得以发表的，从其选择的标准来看，对“真”的文学理念的追求是发表这本书的前提。在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这些都是其日常生活地写照，真实而又富于趣味，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对这些生活琐事的记录和写照，不仅是把真实的生活态度挥洒于纸间，更是其对简单真实的文学内容的要求，本于内心的体现。

周作人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说：“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是寥寥数句，或同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发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③。周作人认为书信尺牍之“真”，是通过简洁的语言形式和独特的结构，表达作者的的“情愫、个性”，可以任意的写出自己的“趣味、风趣”，追求真实。这正如明代公安派的性灵的审美旨趣――“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安派文学创作上追求“真”，因而反对传统的经验知识和“格套”。在语言方面，通过用近俚俗的口语去创作，更以民歌这种民间创作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真情实感。如袁宏道强调：“宏实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绝不肯从脚根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冯琢庵师》）④。主张不蹈袭古人，独抒性灵，抒当今之言当下之情，宁俗勿假。俗语俚语，方言口语的大量使用，使公安派的诗作打破了陈规旧俗，写身边之事，眼前之境。对于形式之俗，袁宏道强调本色独造语，他评价自己“不肖诗文质率，如田家父老语农桑，土音而已”。虽然 后代批评家贬斥公安派为“浅率空疏”，但周作人认为这正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在内容上，公安派关注自己和他人日常生活，关注生活中点点滴滴，包括自己日常的吃喝玩乐，自然也是当时很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于物无所不收，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⑤，具体说来是“人之喜怒哀乐嗜好”。

周作人的书信语言也是崇尚“真”的，他与友人谈书籍，写字，对联、刻印用的雅语言，甚至是文言文，这一类在与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等人的信中谈论到，而在《济南道中》、《苦雨》、《乌篷船》等书中也用了很多方言俚语甚至外来词等。“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永日集・<燕知草）跋》）⑥。因而与公安派的“浅率空疏”不同，他的语言雅俗共赏，更具有张力。

在周作人这本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周作人以一种亲近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与事，用大量的文字笔墨加以记录，如老人、妇女儿童等，以及他们的饮食起居。在《山中杂信》中他写了山里的景、事、人（香山、寺、和尚、雨、苍蝇蚊子等），在文中作者说“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轮回之说，然而对于这普亲观和平等观念的思想，仍然觉得它真且美”⑦，明显的表现周作人在闲居山中时，静观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平常事，体现了其敏锐的观察力，更表达了其仁爱之心，在《济南道中》、《苦雨》、《乌篷船》等篇章中，描写了不同人事风俗，在《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中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中关注性解放问题，《论女》中关于妇女穿衣问题，《条陈四项》中与好友刘半农书谈论办副刊的注意事项等，这些都是有关人类生存的问题。这与他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中提出的观点，“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这与晚明公安派追求自适人生，对情感欲望的强烈追逐，对独立人格生命形式地享受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两者也思想都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敢于展现真实的自我，这也是人性的解放。

然而正如他本人所说“也常常觉得自己有些话是虚空的”，他内心也因此而苦恼，在与朋友书信中，他想做真实的自己，却常常事与愿违，最后只得懒得去谈，这种想保持自己真实人生态度和文学理想而不能得的落差，只能让他在文学中保持自己崇尚“真”的理念，在文学里追逐自己的“性灵”，追求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

注 释

①周作人.止庵（校订）.周作人书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页

②周作人.止庵（校订）.周作人书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页

③周作人.止庵（校订）.周作人书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页

④范嘉晨 段慧冬.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108页

⑤范嘉晨 段慧冬.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107页

⑥周作人（著）.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1），285页

⑦周作人.止庵（校订）.周作人书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1页

（作者介绍：陈瑶，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