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作人和沈从文的人性论

内容摘要：周作人和沈从文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家和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人性”的追求，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各异的风采。两人在“人性”的旗帜下的不同的言说，主要是因为彼此的人生经历及所受思想影响不一样，此外，作为首举“人性”大旗的周作人对沈从文在“人性”追求上有着一些的影响。

关键词：周作人 沈从文 “人性” 区别 影响

一

文学是超越“世俗的心和眼”的，发挥人性作用的，潜移默化地改善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里镌刻着：认识你自己。因而，在文学的自我认识中我们应该立足人性，观察人性，表现人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活跃着一批强调人性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大多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李健吾。虽然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他们和现代主流文学阵营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甚至因此而受到主流文学阵营的批判，但是，他们的这种文学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股自由主义文艺思潮。毋庸置疑，周作人与沈从文是旗帜最鲜明的“人性”论者。

二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跨入了现代阶段。五四新文学在高扬“人的解放”的大旗下摧毁旧的文学观念，开始了新的文学历程。

1918年12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新文学理论主张，正式举起了“人的文学”的大旗。而后的京派作家沈从文不仅在其写作中着重突出人性，而且视人性为评价和判断文学创作成败的标准。他一直坚持认为：“一个伟大作品， 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①依据这样的价值标准和取舍尺度，沈从文设计和建构着他文学理想的人性神庙。

两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人性”有着某些共同的追求，都强调文学批评中应重视“人性”的表现，但又有各异的风采。

（一）人性内涵

虽然同为人性论的标榜着，但周作人和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有区别。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被作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标在于助长人性的发展，提高人的精神生活”②。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崇尚自然的灵肉一致论。他认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故兽性就是人的自然本能性。所谓神性就是“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其二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所强调的人道主义，就是要以个人为本位，充分肯定人自然本性和自身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以这种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人的文学”也必然是呼唤人的发现和觉醒、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与独立尊严的文学。

而沈从文在笔触中展示出的那种人性是“神性”与“魔性”的统一。“神性”的核心是爱与美，而“魔性”则是人的物性，即生命的自然形式。健全的人应该是魔性与神性的完整统一，是自由世界与自然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一致。他以理性的目光冷静地审视着社会的剧烈动荡，透过现实表象深入到人性的本质，将湘西的原始民性与畸形都市中堕落了的人性加以对照，深刻地揭示出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因素。故而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船夫、军人还是娼妓、土匪大多是与自然相融的人。如在《边城》里，翠翠那满贮着温情的为人品格即是明山丽水日夜熏陶的结果。

（二）人性寄寓

同时，两人对于人性的寄寓也不同。在周作人的“人学”里，关于妇女、儿童的研究，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也成了周作人“人性论”的寄寓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曾经谈到，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就更不必说了，于是周作人便补上了历史的这一课。在他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里，包含着对于整个人性发展的思考。

而沈从文在构筑他自己的湘西人性神庙时，是在湘西青年一代身上寄寓人性的理想和希望，在湘西老年一代身上挖掘人性的内涵和蕴藏，在生活在“别一个国度”的土匪、娼妇身上寻觅人性的因子和底线。那些寄寓了他人性理想的湘西青年男女有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此外沈从文更是将人性丰富内涵和底蕴的挖掘放在了中老年一代人身上。他们身上显示的是人性的稳定，是对万物世相的透彻理解，就像《会明》中的老兵会明，尽管有着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却依然保持有乡下人的纯真和善良。当然作为“另类”的土匪和土娼，沈从文则是在他们身上来探寻人性的底线。这儿的土匪与官相比更像一个“人”，土娼也是卖肉不卖灵魂和良心，整块土地上都将这种行为说成“做生意”。

（三）人性之性

再者，两人对于人性之性的理解有区别。周作人试图从西方性科学中引入新的性道德，他说“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③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力”的发泄，还是“理”的调节，都是出于“人”的本性的自然过程，无须外力的强制性阻塞或压抑，从这种“自然人性”论出发，周作人有条件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热烈的官能的恋爱”，从而对于偏向于“人”的本能欲求这一类“人性”的偏爱，常常持宽容态度，没有都市、乡下之别。

虽同样受弗洛伊德“性本能”思想的影响，沈从文却明显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人性之性。他笔下乡下人的两性之爱是一种自然和谐的人事关系，不受人为的虚假的道德观念及其它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表达他们健康的欲念和行为，表现他们在上的热情、犷悍和勇敢。船上的柏子与楼上的女人，一旦相会，一个月的精力与积蓄，便统统交给了官能的上帝……在这些人的身上有着自然之子所有的强力与情爱的激荡，充分表现出那种生活的真与情爱的真。他们在情爱上的热烈勇敢，足以让那些“文明”的城里人目瞪口呆。

对于现代都市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压制与扭曲，沈从文则是竭力抨击与嘲讽。如在《八骏图》、《一个有学问的人》等都市小说中，他认为都市上流社会人性尽失，“阉人”林立，完全违背了人的自然性，都市人大多都已被异化为精神上的“畸形人”，而这一切“应当由那个拘束人类行为，不许向高尚纯洁发展，制止人类幻想，不许超越实际世界，一个有势力的名辞负点责”。④在这里，沈从文经由都市讽刺寄托了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高远的理想，渗透着作家对民族社会与现代启蒙的现实关怀，以及对人本存在与发展终极精神意义的人文性思考。

三

周作人与沈从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有着供奉人性的追求，但在具体的细节上又各具特色，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人的人生阅历和所受思想影响的差异。

周作人是贵族型文人，对人性的思考更多的是从阅读中西方古今外的经典得来的。西方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使得周作人一开始进行文学批评，就对“人”十分关注。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其文学批评中的具体体现在于强调文学的创作个性。为了用个人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以便使“人”能够在人世间获得自身灵肉的一致，故而强调尊重作者个性的发挥。

沈从文的“湘西人性”的塑造，是沈从文离开湘西、蛰居北京时开始的。而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承受着人生方式、情感表达、价值观念等心灵的巨大震荡。在举目无亲、压抑苦闷的异地，因为寻找精神的依托，自然而然地，沈从文的神思回到了他曾经一心想逃离的湘西。这种回忆如日后他自己所说：“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合了真实和幻想，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⑤可以看出，他的“优美、健康、自然”的“湘西人性”观的形成，断然离不开美学领域里的“回忆”所产生的“乌托邦憧憬”。

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及“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沈从文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功利观，而且主张以“小说代经典”、“美育代宗教”，来实现人生观的再造。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文学的美悦作用实现人的道德完善，进而达到生命的明悟，由此沈从文的文学功利观最终指向的是生命的明悟和人类的进步，致力于营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作人致力于追求自然人性，并且深深影响着沈从文的美学追求；沈从文追求人性的健全，以天才般的才情驾驭文字，传神地展现着他对人生的隐忧和对人性、生命的哲学思考。他们都用了一生的笔墨来构筑人性的神庙，他们那些关于人性思考和审美诉求可谓是人类远景凝眸的永恒。

注释：

①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大公报·文艺》，1936年3月29 日。

②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页。

③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页。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卷11，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⑤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卷12，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参考文献：

[1]康长福，《沈从文 文学理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3]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的神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佃恒，湖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