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美票据法中的确定原则

确定原则，是英美国家票据法中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要求票据上所记载的重要事项，即金额、时间和当事人，应当确定。确定的依据在于票据记载内容的本身，需要借助于票据记载以外的资料或证据加以补充、印证或计算的，不构成票据记载的确定。这项确定，在适用上不求绝对，但求合理。一项记载内容，是否已合理的确定，属于事实问题，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个案原则，分别认定。

票据上记载的金额、时间或当事人不确定，将对票据的基本属性即流通性构成破坏，从而使票据从根本上丧失其法律效力。

一、金额确定

金额确定，这是票据流通的必然要求。金额不确定，收款人无从明白其所享有的权利，付款人无从知晓其付款责任，第三人更不知能否或怎样接受这样的票据背书。

票据金额的确定，首先是标的物的确定，票据是金钱证券，因此，票据上所记载的标的物只能是货币，任何货币以外的标的物如商品、劳务等的记载，都将构成票据金额的不确定，从而使票据无效，即使是在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支付1000元或与之相当的物品”，仍将构成票据金额的不确定。

货币包括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早期法律，通常对货币作窄义定位。美国1896年的“统一流通证券法”对货币的定义，甚至将金币也不包括在内，1926年的纽约州Manhattan Co诉Morgan一案，又将债券排斥在货币之外，但1933年的国会立法，将货币的外延放大，货币中包括了金券、国库券、联邦储备银行本票等。1952年的“统一商法典”第1－201（24）更是将货币覆盖到了“本国或外国政府认可或采用的作为货币组成部分的各类清偿工具〔1〕。”

票据金额的确定，其次是要求记载金额的文字与数字保持一致，票据上的金额记载，在法律上只需要有一次，也就是在票据中进行文字性表达。但习惯上，在文字之后，通常再旁注数字。旁注数字，目的是为了参考，便于操作。二项记载应保持严格的一致，但是，这项要求，在法律效果上并不具有绝对性。二项记载倘若有不一致时，票据并不无效。法律规定，文字与数字不一致，以文字记载为准。不过，在银行实践中，付款银行只有在持票人提示以较小或最小记载金额付款时，才会予以给付。持票人以较大金额或最大金额提示付款，即使这一金额为文字所记载，付款银行也会予以拒付，并在票据上注明金额书写不一致〔2〕。澳大利亚基于普通法国家票据法执行的这一实际，在1986年票据法中，一改过去的传统，规定当票据金额文字与数字不一致时，以最小或较小的记载金额为准。

票据金额的确定，再次是要求每一项记载，无论其为文字抑或还是为数字，都应明确、具体。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支付”500元或1000元“，或者票据上作一定幅度的浮动记载，如支付1000元－2000元”，均构成票据金额记载的不确定。“将我录音机卖掉的钱款付给来人”，这样的委托付款，虽然其结果金额能够确定，但现在仅凭记载本身，根本无法确定支付金额为多少，因而也构成记载金额不确定。英国1818年的Smith诉Nightingale一案，票据上写着“付……65英镑以及其他所有应付款项”，这一概括性的指示，被认为是不确定记载。

然而，票据金额确定的要求，并不排斥一些看似影响金额确定。实际并无妨大局的事项记载。英国1882年票据法第9条规定，票据上记载利率、分娖诟犊詈突懵剩挥跋炱本萁鸲畹娜范ㄐ浴0拇罄牵保梗福赌昶本莘ǖ冢保*条第1项，除重述上一内容外，增记了“银行费用”这一项。美国19世纪中期，十分流行在本金之外，加记利率、汇率、税收、律师费用以及其他收款费用。这些事项的记载，被许多法院认为不影响票据金额的确定，但也有一些法院并不支持这一看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度出现了或否定之，或肯定之的混乱局面。“统一流通证券法”结束了这一混乱局面，明确规定票据上允许加记利率、汇率、律师费用以及其他收款费用，但未就税收问题作出规定。“统一商法典”延续了前一规定，并且同样未就税收问题作出规定。这样，税收加记就成为适用上的问题。按照解释，票据记载税收，构成金额不确定，票据无效。

利率，在票据上是一项相对记载事项，可以记载，也可以不记载，不记载利率的票据，为无息票据。利率记载，从理论上讲，既应表明利息之有无，也要表明利率之多少，但在适用上则作从宽解释，只记“利率”或“利息”字样，而无具体数字记载的，可以以法定利率适用之。在美国，法律允许当事人在票据上记载以违约发生日作为分界点，前后适用二种不同的利率。但是，票据上不允许记载适用现行利率，因为现行利率是个变化着的概念，作这样的记载，为不确定记载。

汇率的记载，并未有如此严格的限制。适用现行汇率是被允许的，即使票据上未记载这样的语句，也是如此。美国有一判例，A签本票给B，票面金额为5万瑞士法郎。A承诺出票后6个月在纽约将票据款项支付给B或B的指定人。出票当时的市场汇率为1美元等于1.75瑞士法郎。B转让票据给C，C到期提示，要求A以美元付款。而此时美元与瑞士法郎的比价已改变为1∶1.5.A拒绝付款，理由有二条，其一，C要求支付的是美元，而不是票载货币瑞士法郎，其二，票据上无汇率记载，票据上所载的金额，其可换算所得的美元数，无论于出票时，还是付款时，都不能通过票据记载本身加以确定。法院逐一驳斥了A的拒付理由。第一，除非当事人在票据上特别约定以瑞士法郎支付，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用美元或瑞士法郎进行支付。第二，票据没有记载汇率，依法可适用现行汇率进行折算，这一适用，不影响票据金额的确定性〔3〕。

分期付款，对金额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分期付款记载，分几期付款，每期什么时间，多少金额，都应具体化、特定化，如记载“分期付款。一期为500元，在6月1日付清。二期为1000元，在12月1日付清”，仅笼统地记载分期付款，而无具体安排的，不但影响票据金额的确定，而且事实上还影响了票据时间的确定，因而，应视为票据无效〔4〕。

二、时间确定

时间确定，是票据权利和责任确定的先在条件，第一序位债务人，如本票出票人、汇票承兑人，需要从票据记载中知道，他什么时候有责任付款。第二序位债务人，如汇票出票人和背书人，也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追索。持票人则需要知道他何时有权请求付款，在遭拒付时，何时可以开始向第二序位债务人进行追索。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权利行使的时效都与之有着息息相关的利益。票据在金融市场的价格，部分是由票据的到期时间所决定，票据适用的利率和贴现率，要根据长期票据还是短期票据而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时间确定成为票据确定原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所谓时间确定，主要是指付款时间的确定，付款时间确定，并非数学意义上的确定，而是商业意义上的确定。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见票后定期付款，固然是时间确定，即期付款，虽然并无特定时间记载，法律仍视之为时间确定。即期付款的时间确定，是一种先在的确定。以即期本票为例，出票人和持票人彼此都事先明了，持票人可以随时提示

付款，而出票人也可选择有利时机进行付款，即期的含义是双向的，既赋予持票人以权利，也赋予出票人以权利。票据上记载某一事件发生后多少时间进行付款，也构成确定。如记载“乔治死后二个星期付款。”但这一所记载的事件，应当是肯定会发生的，只不过发生的时间不定而已，而不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如果是后者，并以此作为付款时间确定的标准，在法律上构成不确定。

在“某日或某日之前”（on or before）付款，如记载“10月10日或10月10日之前付……”，这一记载，是否构成时间确定，认定不一。英国上诉法院在1963年Williamson诉Rider一案中，确认“on or before”之记载，为时间不确定。南非1972年的Weszack Beleggings（Edms）BK诉Venter一案，与英国上诉法院保持同一立场，但加拿大1968年的John Burrows诉suburban Surveys案以及爱尔兰共和国1973年Creative Press诉Harman一案，确认“on or before”的记载，为时间确定。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109条更是明文规定这一记载有效，但是，在对这一记载有效后的法律效果问题上，加拿大、爱尔兰与美国存在着分歧。前者认为，这一记载，付款时间仍相对固定在某一特定时间，只是付款人有权提前付款〔6〕。后者认为，这一记载，使得票据实际成为即期票据，不但付款人有权选择提前付款，就连持票人也可随时提示付款〔7〕。

时间加速条款（accelation clause），不影响时间的确定，票据分期付款，第一期违约，以后各期加速到期，这一约定，为有效约定。在定期付款时，约定如发生某一事件，票据提前到期，这一约定，也被确认为有效。与时间加速条款相同，展期条款（extension clause）也不影响时间的确定。展期条款，一般有三种写法：①由持票人选择，持票人到期可以自由展期；②出票人或承兑人有权选择展期到特定时间；③根据某种特定事项，自动展期到某一时间。后二种展期后的时间都是确定的，第一种展期，时间虽然未定，但在适用上，如无特别约定，展期时间不得超过原来时间的一倍，这一限制，无疑是给票据时间以相对的确认（8〕。

出票时间，并非票据必备。但如果是出票后定期付款的票据，则这一时间必须进行记载，而且必须明晰、具体，否则票据无效。在未记载出票时间的票据中，持票人可以加注真实签发时间于票据之上，这种加注，即使出现错误，也不影响票据的法律效力。

出票时间，可以倒签。倒签有二种，一种是票载出票日早于实际出票日（ante－dated），另一种是实际出票日早于票载出票日（post－dated），前一种倒签，只是缩短了持票人的实际持票时间，无论从何一角度观之，都不失其有效性。但后一种倒签，争议较多。法律禁止持票人在票载日期到来之前提示付款，也禁止付款人对持票人作早于票载日期付款。新西兰1901年的Pollock诉Bank of New Zealand一案，银行在票载日期到来之前付款，付款人不解除其对票据真正所有人的再付款责任。但是，这种票据可以在票载日期到来之前进行背书转让。由于这一票据容易被人用来套取他人资金，故而有学者指出，这样的票据，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陷阱，应从法律上禁止这种票据的签发〔9〕。

三、当事人确定

出票人是通过其签字于票据之上来加以确定的，出票人在票据上签字，有着三重意义。一是使票据生效，二是使签字者承担起票据责任，第三也是转移票据权利的必备条件。出票人签字，形式上允许多样，本名、笔名、假名、手印等，都构成有效签字，即使是用符号签字，在一些无利害关系证人的证实下，也可以构成有效，英国1830年的George诉Surrey一案，一个妇女用符号票据将背书于人，但无利害关系证人证实，这个妇女在其他场合也是用这个符号签字，法官接受这一证据，认定签字有效。

人出票人签字，应当在票据上显示本人的姓名，并表明其权限及与本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人签字，而无本人姓名显示的，由人自负票据责任。虽然本人可以基于基础合同对人甚至第三者负责，但在票据上，他并无任何责任。人签字，并表明，但没有写明本人姓名，允许人以票据以外的证据证明其权，并对票据直接相对当事人进行抗辩。但这一抗辩，不能用来对抗其间接后手。对于后者，人仍应自承其责。*一种情况相同。但本人是公司时，其效果如何，有着二种不同意见。一种否定人的签字是代表公司所为。一种从公司不能自己签字出发，肯定人的签字，在同时有公司名称附记时，构成有效的签字。大多数美国法院持后一种观点〔10〕。

出票人可以有多个，其所负之责，是共同的，还是连带的，视具体记载内容而定。多个出票人时，不允许在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我A，或我B，承诺付……”，这样记载，为无效记载。出票人的名字不一定写在签名处。英国1720年Taylor诉Dobbins一案，票据上记着“我，约翰·史密斯，承诺付款给……”。法院认为，这样的记载，等同于“我承诺付……，约翰·史密斯”，签字有效。

付款人的确定，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持票人而言，他必须弄清楚，他应该向谁去提示付款。这一确定，只要构成合理就可以。英国1936年Ⅱaseldine诉Winstanley一案，票据上并未记载付款人姓名，但在付款人处记载了付款地址，而付款人就住在那里，并且对提示的票据也作了承兑，法院认定，这一票据中的付款人记载，已合理地得到确定。

付款人虚构，不影响票据的确定性。在此情况下，持票人有选择票据种类的自由，或视其所持票据为汇票，或视其所持票据为本票。但如果出票人和付款人均为虚构之人，则第一个于票据上背书之人，为票据签发人〔11〕。澳大利亚1982年Knightbridge Gaming and Centering Serviced Supplies Ltd.诉Aziz一案，被告签了一张面额为20万元的支票给原告，以换取赌筹，支票上记载的付款人为埃及银行。结果证实，这个付款人是虚构的。法院认定，支票有效，由出票人也即是被告负责票款的支付。

付款人可以有多个。英国法律规定，多个付款人时，不能作选择性记载，如记载“由A付或由B付”，更不能作连续性记载，如记载“由A付，A不付，由B付。”美国法律也不准对多个付款人作连续记载，但它允许票据上对多个付款人作选择性记载，美国一些大公司签发支票时，详列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付款银行的名称，以便于客户或消费者提款。

收款人的记载应该合理。来人式票据，虽然收款人姓名空缺，但因当事人事先明了，也不失为合理确定。收款人处写着“来人或其指示”，“A或来人”，“现金或指示”，“工资或来人”，均构成来人式票据。但如收款人处仅写着资金用途，如“工资”，则为无效票据。收款人处所记之人，如果为杜撰之人，或为已死之人，或虽有其人，但与票据根本无关，可视为来人式票据〔12〕。

收款人可记为特定时间内定职位之人。加拿大1833年的Magginson诉Harper一案，票据记载“付给根据W遗嘱管理其财产的受托人”。1871年的Downer诉Read一案，票据上写着“付A、B或C、D的受托人。这些记载，都被法院认定为有效。但如票据上仅写着付给某一时间某一办公室的

秘书这类话，被认为其所记载的收款人没有达到足够合理的确定〔13〕。

收款人有多个时，其记载要求与多个出票人和付款人不同。多个收款人，可以在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付A或付B”。澳大利亚法律甚至进一步规定，多个收款人时，可以作连续性记载，如“付A，A不在，付B.”〔14〕。

注：

〔1〕William D.Hawkland，Commercial Paper，p.ll，8th.ed，1971，philadelphia.

〔2〕Denis V.Cowen ＆ Leonard Gering，The Law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in South Africa，p.75， 4th ed，1966，

〔3〕〔7〕Charles M.Weber ＆ Richard E.Speidel，Commercial Paper，P.62－64、65，1982.

〔4〕James Mcloughlin，Introduction to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P.42，1975，London.

〔5〕William E.Britton，Bills and Notes，P.52－53，2nd ed，1961.

〔6〕〔14〕Brian Conrick，The Law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in Australia，P.27、33， 2nd ed，1989，Sydney.

〔8〕〔10〕William D.Hawkland，Commercial Paper，P.25－26、45，9th ed，1979，Philadelphia.

〔9〕Ian F.G.Baxter，The Law of Banking，P.84，1981，Toronto.

〔11〕David A.L.Smout，Claimers on Bills of Exchange，P.19－20，19th ed，1964，London.

〔12〕T.N.Bright，Banking Law and Practice in New Zealand，P.147，2nd.ed，1969，Wellington.

〔13〕Frederick Read，Maclaren‘s Bills，Notes and Cheques，P.63，6th.ed，1940，Toronto.

宁波大学法律系·郑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