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价值创造方式探析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从认定域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两家案例企业进行结构性对比分析，探索认定域内容及企业总部价值创造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不同认定域的企业其总部价值创造方式侧重点亦有所不同，并且同一个企业总部对其对认定域以外的业务单元与认定域以内的业务单元采取不同的价值影响方式，区别对待。

关键词：总部价值创造 方式 认定域 案例研究

问题的提出

转型期制度因素的客观要求和企业成长的天然需要促使中国大部分企业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企业总部，企业总部在资源配置、资本经营、财务控制、业绩管理等方面担当着其他业务单元所无法比拟的重要角色，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时，总部的设立增加了企业管理成本，当总部价值创造不足以弥补这种管理成本时，企业的整体价值将会备受损毁。因此，企业总部均面临着创造更高整体价值的严峻挑战，但企业总部单纯依靠自身所能创造价值是有限的，总部必须通过影响下属业务单位以及企业的发展活动实现价值创造。而企业总部通过业务影响和活动发展来创造价值又会面临一系列根本性、不可回避性的困难：企业总部必须对其业务具有一种“感觉”，它是总部判断业务单元发展方向和实施何种业务影响的关键因素（Goold M et al，1994）。Livengood（2010）所提出的认定域（Identity Domains）概念充分概括了这一种“感觉”：企业对自身“作为一个企业，我们是谁”的认识，即企业高管对其自身核心领域的最为本质的认定，这种“感觉”必然对企业的业务单元组合、资源配置和能力构建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要制定者，企业高层团队的主观价值判断无疑会对企业总部价值创造方式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然而，现有理论虽然不乏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主要侧重基于客观因素分析企业总部价值创造方式，主观因素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发掘。因此，以结构性案例研究为研究方法，研究典型企业的认定域内容及其与总部价值创造方式的匹配，对指导中国企业实践和丰富价值创造理论具有一定的价值。

文献回顾

（一）认定域的内涵

Albert & Whetten首先提出组织认定的概念，认为组织认定是组织中独特、持久、集中的认识，是组织成员对“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一致理解。其后，Ashforth & Mael、Scott、Miller、Corley、Brickson（2005）分别从社会认定角度、关系主义角度、组织刚性角度、个体因素角度和集体主义角度对组织认定的起源和演进进行了总结。

Peteraf & Shanley（1997）从战略群组认定的角度进行研究，指出强烈的认定意识会影响战略群组的绩效；Ferrier（2001）的研究表明高层团队的异质性、以往绩效等涉及感性因素的方面影响了企业战略行为；Chen（1996）在竞争对手分析和企业间的竞争对抗的统一性框架别指出，竞争行为的驱动力包括知觉、动机和能力（AMC模型）三个方面。Livengood（2010）在AMC模型基础上，结合组织认定和战略群组认定的研究，首创性提出了认定域概念，将组织认定理论应用于动态竞争中，将认定域定义为企业所认知的最重要的竞争空间，这种领域蕴含着企业高层管理者最重要的心理价值。Livengood指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所有价值理念并不是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企业会在其认定的重要竞争领域（即企业的认定域）内参与竞争，而放弃其他更具经济潜力的领域，并在认定域内构建核心能力，同时放弃在认定域之外的能力构建。

（二）总部价值创造方式类型

有关于总部价值创造方式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愿景驱动方式。作为企业内部单元的核心，总部需要承担企业愿景塑造的重要角色，并由此领导下属各事业部门为实现企业愿景而不断创造价值。二是政府关联方式。从功能视角看，母公司不同于子公司直接通过要素组合与交易的方式来直接创造价值，而是借助频繁的企业组织交易来完成企业整体边界的优化，创造规模经济、范围效应和协同效应（王昶，2008），而在此过程中，政府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三是核心能力转移方式。该方式情况下，总部主要是将核心能力应用于其下属的各个业务单元，或者将核心能力在下属各业务单元之间进行转移（叶广宇等，2010）。四是协同效应管理方式。Ansoff（1965）提出了协同战略的理念，认为协同战略可以把公司多元化的业务纽带式联结起来，实现一种类似报酬递增的协同效应。但协同效应的实现仍然需要总部介入，为其提供有效的业务组合规划和合适的管理机制作为支撑，继而创造价值。五是网络控制方式。子公司内嵌于母子公司的网络中，子公司间的联合价值创造也有赖于总部对下属业务单元的关系安排（Dyer J H， Singh H，1998），母公司可以通过母子公司的网络制约关系对下属业务单元实行管控（Bartlett C A， Ghoshal S，1989）。六是母合方式。Campbell & Goold（1994）提出了分析多元化战略的母合框架，认为总部是否创造价值取决于母公司与业务单元之间的匹配程度，战略管理者可以通过改变母合方式或者改变业务组合来提高匹配度。

上述文献研究显示：认定理论逐渐从企业内部组织层面发展到企业层面，从认定域的视角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非理性因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但是认定域的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其内容是否如组织认定一样存在不同类型仍然有待深入；总部价值创造方式一方面是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结果，另一方面与高层管理者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作为公司级战略的制定者，高管团队的认定域差异是否会直接造成总部价值创造方式的差异目前尚不明确。因此，本文基于认定域视角研究总部价值创造方式，以求探索认定域与总部价值创造方式之间的联系，明确高管价值观和企业非理性因素如何影响总部价值创造。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案例的研究方法，选取天龙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油墨）和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广州市市政设计院）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两家企业在深度访谈的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认定域内容，深入研究有利于发掘认定域内容的差异；两家企业总部在各自的行业或地区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其总部价值创造方式较具效益性；两家企业分别为上市公司和省属企业，信息比较公开，有利于研究者收集和分析数据。

（一）资料收集

本文通过三角验证法保证研究的效度，包括不同证据来源验证、不同的评估人员验证、同一资料的不同维度验证，具体数据来源及收集过程如表1所示。

（二）案例简介

天龙油墨：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1993年，现在主要从事研发、生产、销售“天龙牌”水性油墨、“天龙牌”溶剂油墨和“天龙牌”胶印油墨三大系列产品。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七个子公司，均统一使用“天龙油墨”商标，在全国设有五十多个销售网点。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和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天龙集团在国内同行中率先建立了产品技术研发中心，并与湘潭大学、中山大学等七家化工院校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联盟。

广州市市政设计院：全称为广州市市政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市政设计行业，具有市政公用行业乙级设计资质及测绘资质，承担桥梁、道路、给水、排水等工程勘察测量、设计及相关技术咨询业务。其下设综合部、市场拓展部、生产技术部等6个管理部门及设计一所-设计六所、技术经济所等八个专业设计所，道桥给排水工程中心、土木检测中心、公共交通研究中心三个中心。并在全国设有多家分院。

（三）数据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三级编码的编码系统，编码资料来源于研究模型、访谈提纲以及对访谈企业资料的分类归纳。编码系统第一个层次是企业分类，一是天龙油墨（T），二是广州市市政设计院（S）。第二个层次在企业分类基础上分为企业认定域（R）与总部价值创造方式（M）。第三个层次是在企业认定域的基础上，根据访谈中两家企业认定域内容的不同，划分为地域认定（d）与行业认定（h）；在企业总部价值创造方式基础上，划分为愿景驱动方式（a）、政府关联方式（b）、核心能力转移（c）、协同效应管理（d）、网络控制（e）、母合作用（f）。

在编码时，研究人员对相似的编码条目进行合并，对差异较大的编码条目展开细致的讨论，争取在客观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对个别差异较大的编码条目进行剔除。为保证编码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研究人员将最终合并的编码体系提交到两个案例企业的负责人处进行比对核实，对存在偏差的编码条目进行进一步修正，最终，得到一个含74个编码条目的编码体系。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认定域

由表2所示两个案例企业的特点可以看出，由于企业管理者其看待事物的思维模式、处理事情的动机（Dutton J E， Dukerich J M，1991）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Brickson S L，2007）会影响其感知范围及其认定域内容，造成认定域内容的差异。天龙油墨以水性油墨行业作为认定域，企业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水性油墨行业；广州市市政设计院具有明显的地域认定特点，以广州市作为自己的领地，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企业所处的市政设计行业，而是企业在广州以及广东省的领地。由此，可以得到本文第一个命题：

命题1：认定域并不局限于单一内容，它包含行业认定与地域认定两种类型。并且企业的战略决策及行为将更多的优势资源、核心能力集中在所认定的地域。

（二）行业认定与总部价值创造方式

表3归纳总结了天龙油墨总部价值创造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由表3可以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命题：

命题2：具有行业认定域的企业，其行业认定意识促使其通过政治关联、愿景驱动、核心能力转移、协同效应管理方式为下属业务单元创造价值，并对下属业务单元实施业务影响和公司发展影响。

（三）地域认定与总部价值创造方式

由表4可以看出，广州市市政设计院地域认定意识驱使其采取了以下的总部价值创造方式：对认定地域的业务单元通过核心能力转移、协同效应管理、业务影响、联接影响方式谋求总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对于认定域以外的业务单元，总部更多的是实施直接的业务影响，使其不过分偏离所认定的地域范围，并严格控制其对外网络范围，使其不过分偏离所认定的地域范围。由此，可以得到本文的第三个命题：

命题3：与具有行业认定域的企业相比，具有地域认定域的企业总部在认定地域外通过愿景驱动方式或者政治关联方式来创造价值的可能性更小，并且其对认定地域以外的业务单元与认定地域以内的业务单元采取不同的价值影响方式。

结论

本研究从认定域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认定域内容的差异对总部价值创造方式的影响。通过对两家案例企业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认定域内容存在行业认定和地域认定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不同直接导致了两家企业总部价值创造方式的差异。本研究在Livengood认定域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分析后发现，中国企业的认定域具有行业认定域和地域认定域两种类型。同时，与Goold重点关注于母子公司客观特征相匹配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尤其关注非理性认知因素如何影响企业总部的价值创造方式，特别是不同认定域内容所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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