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总部在重庆

摘要：中国民主同盟从发起到成立都在重庆，经历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3个阶段共6年时间。本文主要叙述了民盟在重庆的成立经过、基本主张和在重庆进行的调解国共矛盾，促进国内和平，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等主要政治活动。

关键词：中国民主同盟；重庆；抗战时期

中图分类号：D6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2-0063-03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三党三派”组成的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的党派。民盟从发起到成立都在重庆，经历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3个阶段共6年时间。该党不仅组织较为完备、纲领较为明确，其号召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中间党派，在调解国共矛盾，促进国内和平，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统一建国同志会

1939年2月―10月，梁漱溟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时，看到国共两党的矛盾极为尖锐，感叹道：“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而第三方面于此，无所逃责。”[1]此观点获得了一部分民主人士的赞同。

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包括三党三派在内的各中间党派的参政员就结束党治、实行等问题提出了6项提案。由于一些右翼参政员的反对，经过两天一夜的争论，终于使参政会作出了“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等决议，从而拉开了抗战时期第一次民主运动的序幕，取得了民主势力对反民主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使各中间党派领导人深深体会到党派联合的力量。

为了自身生存，为了调解国共矛盾，为了推进民主运动，国内各中小党派开始谋求建立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青年会秘密成立。参加会议的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曾琦、李璜、余家菊；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罗文干、胡石青；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以及社会贤达张澜、光升等。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会议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宗旨，主张“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成立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 这是一个以三党三派为基础，包括少数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间势力的联合体，会员差不多都是国民参政员。

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第三方面立场”，请求批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并送上《信约》和名单。当得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是发起人时，表示不满，认定他们是中共“”，最靠近共产党。梁漱溟巧妙回答说，“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还不如约在里面”。最后，以不能正式组党为条件，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一个半公开组织。

1939年12月―1940年3月，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高潮。统一建国同志会曾多次集会，讨论并草拟了一个提案，准备提交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以调解国共两党的纠纷。由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松散，达不成统一意见，只好由草拟者以个人名义提交给国民参政会。4月下旬，日寇对重庆大轰炸，成员疏散下乡后，统一建国同志会活动一度终止，但其成立密切了各中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联系，为以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第一次民主运动不了了之后，加强了和个人独裁的统治。1940年5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污蔑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人密谋要在重庆搞暴乱，密令特务监视他们的行动。12月拘留了批评孔祥熙、宋子文发国难财的马寅初，并将其送往“前线”考察。同月24日，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名额增加了40人，全是党员，且无理取消了章伯钧、张申府、杜重远等中间党派的参政员资格，使中间党派人士感到连“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装点门面的功夫不愿做了”[3]。当天，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4人在张君劢家经过一天密谈，一致同意黄炎培提出的筹建一个以“第三者”的立场和主张为宗旨的“新组织”的建议。

就在各党派筹组新组织的过程中，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原以为发动“皖南事变”打击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其他党派必然会低下头来，跟着他走。但是，这些党派看到，对有着强大力量的中共尚且采取这等横蛮的手段，自己要是再不团结起来，就没法生存了，因此，组建新组织势在必行。诚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所说：“为了旧组织(指统一建国同志会)无所表现，未有预期的作用，才重新建立这个同盟”[2]65。

2月24日，、董必武前往特园看望张澜时，张澜、黄炎培向周、董正式转达了准备酝酿筹组党派联合组织的意愿与进展情况，得到周、董的赞同与支持。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成立大会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到会的中间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3人。他们是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国社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蒋匀田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丘哲；乡建派的梁漱溟；无党派的张澜。救国会的沈钧儒本是发起人之一，怕组织公开时再次发难，只好暂不参加“新组织”。救国会参加民盟，还是在民盟组织公开后的1942年才加入的。出席会议的13人即确定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商推5个党派的代表: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辞职，张澜继任主席直至逝世），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民盟的基本任务、组织原则和机构设置等问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等文件。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时局主张纲领》为12条，后来在香港《光明报》公开发表时改为10条，因而又称为“十大纲领”。这是由于张澜出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后，力排众议，将纲领的第5条“反对一切暴力斗争与破坏行动”以及第6条“渐进于社会主义，消除阶级斗争”等与中共有关的条文删除，缩减为10条，即贯彻抗日主张，加强国内团结，争取国家独立，结束党治，实行，实践民主，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实现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等主要主张[2]8-9。

民盟秘密成立不久，就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惊讶，表示“决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共产党两党之上而自命仲裁的政团成立”。并命令张群督查此事。张群不敢怠慢，急忙询问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幸好几人早有对策，协商一致，统一口径，才勉强对付过去。显然，要想在国统区内公开民盟组织已不可能。民盟于是决定派梁漱溟远赴香港办报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

梁漱溟在去香港前专程赶往曾家岩50号向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和计划，得到的支持。梁漱溟来到香港后，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大力支持下，于1941年9月18日，正式出版了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由于港英当局新闻审查严格，梁漱溟于10月10日才在《光明报》广告位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及民盟成立宣言、“十大纲领”等政治主张，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终于知道了民盟的成立。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热烈称赞民盟的成立，指出“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当局对民盟宣告成立却惶恐不安，一方面严令各级报刊不得发表任何与之相关的消息和评论，另一方面策动港英当局搜查《光明报》社，并发动在港的报纸“围剿”《光明报》，让正在香港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谈话称重庆根本没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组织，梁漱溟不过是在香港招摇撞骗。眼看《光明报》信誉和生存都面临挑战，张澜与民盟中央常委研究，决定借国民参政会召开之机在重庆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1941年11月16日，民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作东在重庆归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招待参政员50余人。张澜等在会上说明了民盟的成立经过和组织状况，强调民盟是一个各党派联合的团体，其宗旨在于促进民主，加强抗战力量，挽救民族的危亡。由于茶会后的第二天就是国民参政会召开的日期，为了支撑民主的面子，只得任由茶会召开。通过这次茶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终于能在国内公开活动了。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即着力推动运动的发展。1943年9月，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抛出“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的许诺。民盟主席张澜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述《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小册子，强烈要求立即“放弃，结束党治，取消党化”，“从速准备实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间阶层对运动的看法和要求，对正在掀起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将此文列为禁书。在中共的支持下，该书得以秘密印刷后，在许多城市广为流传，新一轮运动迅速展开。左舜生创刊并主编《民宪》半月刊，研讨宪草讨论，宣传民主和抗战主张，成为同盟在各地的喉舌。黄炎培创办的《月刊》，成为国统区最有影响的宣传民主的讲坛。《》杂志社还每月组织一次座谈会，坚持长达2年之久，座谈会的规模从几十人、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参加，斗争形式也由座谈、讲演发展到示威游行，使运动成为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巨潮。民盟领导人还组织实施协进会，有力地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

三、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除了张澜等少数无党派盟员外，是由三党三派所组成的。但它并不是由“三党三派”合并而成的，而是由“三党三派”的领袖代表各自政党组成的政治联合体。至于“三党三派”则“还是盟外独立自主的党派”。同盟的决议和行动，“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并不能拘束各党派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反之，各党派的决议和行动，亦不能拘束民盟。”因而，“同盟”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当松散的没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政治团体，“这样一个政党集团的基础是极不稳固的”[4]。

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大批要求民主的无党派人士加入民盟。到1944年各地盟员中无党派的盟员人数已大大超过有党派的盟员人数。据罗隆基回忆，昆明支部“到了1944年，盟内无党派的盟员对有党派的盟员，已超过了20对1的比例”[4]232。但在重庆、成都等地，无党派人士加入民盟却受到青年党的严重干扰。由于青年党是三党三派中实力最强的党，重庆、成都是青年党的根据地，盟中央日常工作又是青年党总部干部代办，由此形成青年党操纵控制民盟的局面。

为了适应民主运动发展的需要，打破青年党控制同盟的局面，应广大盟员的要求，民盟于1944年9月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了同盟的团体会员制，一律以个人名义入盟，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纲领草案》。草案共46条，阐明了民盟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基本主张，强调“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于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属于人民全体”，“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清晰地勾画出民盟所主张的中国民主制度的轮廓，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纲领草案[2]26-30。大会选出了33名中央执行委员，13名常委，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

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即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9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提出“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5]的主张，立即得到各派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民盟领导人张澜、章伯钧等发表声明：“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6]9月24日，各派领袖、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500余人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集会，要求结束，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民盟中央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再次提出“立即结束，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为适应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需要，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七大”，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方案和途径。于同年5月在重庆召开“六大”，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伪装民主，坚持―党。作为国内第三大政党的民盟， 1945年10月，在重庆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称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代表63人，实到48人，代表盟员约3000人。大会批判了青年党把持盟务，排斥异己力量的错误，并采取有力措施限制青年党在盟内的派别活动。在增选的33名中央委员中，青年党只有2名，连同原来的青年党中委在内，仅占全体中央委员的1/6。大会推选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史良等18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推选张澜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张申府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沈钧儒为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陶行知为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黄炎培为工商委员会主任，刘清扬为妇女委员会主任。大会明确提出了“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来完成建国”[2]252的政治主张，通过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是在原《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共49条，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妇女7个部分，是民盟提出的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建国方案，也是民盟在抗战胜利后确定的新的政治任务和奋斗目标。《组织规程》共23条，规定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原则、中央和地方的组织机构、盟员入盟和退盟的具体办法等。

随后，民盟在调解国共矛盾，推动重庆谈判，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维护政协决议，反对的内战、独裁政策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民盟总部迁离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工商企业、文化教育机构纷纷复员。1946年4月，国民政府命令，还都南京。由于政治中心东移，众多政治团体、党派机关也将移向南京、上海、北京等东部大中城市。

民盟主要领导成员多数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又是国共两党尖锐矛盾的调解者。随着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和中央不久将复员南京，民盟总部也准备迁到南京，以更好地开展工作。因此成立了民盟总部迁京委员会，以民盟教育委员会主任陶行知为主任，于1946年4月到南京寻找新的总部办公地址，并安排领导人住处。由于政府不愿意民主领袖入住首都，拖而不办，陶行知最后只好选择了蓝家庄15号和高楼门两处独立别墅楼作为民盟总部办公处。

1946年5月1日，张澜特邀张君劢、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在特园会晤，一致主张民盟应为和平继续努力，决定分批赴南京、上海开展和平运动。民盟主席张澜年事已高，不愿离开四川老家，于5月3日由重庆返回成都。5月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离开重庆飞赴上海，转南京，总理日常事务，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和谈，成为民盟的实际负责人。民盟总部负责人也相继由重庆飞往上海、南京，总部于5月28日迁至南京新选办公地址。从此，南京和上海代替重庆成为民盟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独裁政策斗争的指挥中心。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96.

[2]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2-3.

[3]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G]//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963.

[4] 罗隆基.关于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些回忆[G]//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31.

[5]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748

[6] 张澜.在成都华西坝五大学十二学会主持的国是座谈会上的演说[N].解放日报,1944-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