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

1961年8月13日至23日，巴西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应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邀请，率领巴西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这是巴西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访的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

1959年1月，古巴革命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极大地鼓舞了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这对巴西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巴西全国民主联盟总统候选人的雅尼奥・达席尔瓦・夸德罗斯，在1960年大选中获胜，组成新政府，巴西工党领袖古拉特出任副总统。新政府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主张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外交和外贸的开放政策。

1961年4月，巴西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席尔瓦率团访华，转达了巴西政府盼望发展与中国贸易关系的良好愿望。代表团还与中方商谈了签订两国贸易协定草案事宜。中国也很重视发展同拉美第一大国――巴西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副总理兼外长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紧接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于同年5月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夸德罗斯总统接见南汉宸时表示：“巴西政府正在推行新的政策，也就是发展同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当然也包括中国。巴西政府同意中国在巴西设立贸易机构，并签订必要的协定。”

1961年7月初，夸德罗斯总统任命副总统兼参议长古拉特为访华代表团团长，“作为总统的观察员”，“进行旨在实现两国间正常交往的接触”。同月20日，总统府发表公报称，夸德罗斯总统已批准巴西贸易代表团有权谈判贸易和支付协定，并同意中巴互派常驻贸易代表团。

早在1960年12月，古拉特访问捷克和苏联时，就表示希望访华，董必武副主席对他及时发出了邀请，后因故推迟，直至1961年8月13日才成行。此次古拉特率领的代表团成员有副团长、外交部代表若奥・奥古斯托・阿劳若、工党参议员安东尼奥・巴罗斯・卡瓦略、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坎尔姆斯和外贸部、银行外汇局、工商企业界代表，以及记者等34人。

当时中巴尚未建交，但我国仍本着热情友好、积极争取、多做工作的方针，给予古拉特代表团建交国副元首级的高规格接待；还尽可能满足其合理要求，给予一定的政治资本，鼓励他们保卫民族资源和发展经济；同时大力宣传我国对外政策，反对“两个中国”；在贸易方面采取积极态度，但要实事求是。

1961年8月13日下午2时25分，古拉特一行所乘班机抵达北京，董必武、和李先念等有关各方领导50余人，以及群众200人到机场欢迎巴西代表团。代表团住在国宾馆钓鱼台4号楼。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我国主要领导人和分别予以会见或会谈。北京市和中拉友协还联合举行一万人参加的群众欢迎大会。

8月13日晚，董必武副主席会见并举行国宴欢迎古拉特一行。14日下午，董必武同古拉特进行了会谈。董必武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古拉特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董必武说，中巴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大国，相同的遭遇和共同的任务把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虽然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不会妨碍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人民永远是巴西人民和拉美人民忠实可靠的朋友。古拉特说，巴西和中国尽管相距遥远，但这并不能阻碍两国的接近，巴中两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好朋友。中国正在进行着一次真正的革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

14日晚，刘少奇主席会见了古拉特，并邀请他出席了欢迎来华访问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国宴。刘少奇对古拉特说，亚洲、非洲、拉美各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很重要，我们已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关系。我们也愿意同拉美各国建立关系，先建立民间关系也好，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中巴都是大国，各方面互相需要的东西很多，前途很大。古拉特也表示完全同意刘主席的意见，巴西政府的方针是打开自己的大门，同世界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

15日上午和晚上，总理同古拉特就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入的会谈。高度赞扬古拉特此次访华对发展双边关系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总理同时提醒古拉特：美国“对你来中国一定不放心，你要有精神准备。”古拉特回答说，他们对此一定不高兴，但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外来干涉。在拉美出现了新的思想和觉悟，而且不只是古巴。我们都希望和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不问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如何。总统和我设想，我们两国可先签订官方的银行支付协定，然后互派常设商务代表机构。但希望总理理解我们在国内所处的困难，这种困难使我们不能建立直接的关系，而互设商务代表团可以保持商品交流，最后达到建立希望的那种关系的目的。当我们的参众两院批准我来中国访问时，台湾当局要求我在旅行中访台。夸德罗斯总统回答台湾当局说，“古拉特副总统是参议长，是代表国家独立机构的，有自己的独立的权力”。其实是我不愿意去，此事告诉总理先生，是想说明实际上代表台湾的是一个更大的力量，因为台湾并不代表什么。巴西把台湾只看成是另一个国家的海军基地。

总理对巴西的处境表示理解，并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巴西的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是集团派去的。我国如同时有一个官方机构在巴西，就正符合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对此，不仅我们反对，也反对。我们曾通过设立商务代表机构逐步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如当时的埃及、柬埔寨。我们采取这一办法是有默契的，双方商定在一年内赶走蒋邦，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做的。但现在巴西的情况还不成熟，因为在南美尚不能赶走的代表同新中国建交。我们太早去，对我们是一个难题，对你们也是一个难题。不是我们承担义务承认“两个中国”，就是你们承担驱走代表的责任。所以不要过早，我们从互相谅解与友好出发，不要出难题，我们愿意等待。因此，现在回答阁下转达的贵国总统的建议，第一步，先签订贸易协定和银行支付协定，再研究第二步、第三步。如果达成贸易、银行协定，也可以达成默契：每年互派贸易代表团来往一次，这样可以避免“两个中国”官方代表的外交难题，因不常驻，但可以解决两国的关系问题。这个办法也可以作为第二步。

古拉特说，原来的想法是：如只签贸易、银行协定，而没有机构，协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现在提出的新办法很好，我个人完全同意，相信夸德罗斯总统完全能理解这一点。说，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对他保留一点希望，就是台湾保留在中国人的手上，不让美国人全拿去，对更容易。也不排除

这种可能，即百分之百被美国人拿去，但我们也要，只是时间长一些。

在交谈中，古拉特还提到日本人民反美情绪很强烈。说，这是在日本反对中国的军国主义还占统治地位。美国利用日本、西德军国主义作为前进的基地，但它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军国主义都知道不可能把军队交给人家指挥。西德、日本懂得，是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背后打了他们一拳，使他们失败了。他们不会忘记，是谁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谁在日本投了两个原子弹。军国主义不会忘记这些教训(当然，美国也不会忘记是谁偷袭了珍珠港)。全世界反对战争的力量，即和平力量，使美国的战争政策很孤立。古拉特表示，中国对人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完全相信，不久中国将成为很强的国家，还要领导世界很大的一部分。对此表示感谢，但指出：第一，中国要成为强国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中国原来很落后；第二，中国强大了，也是站在平等地位，谈不到谁领导谁。国家不论大小贫弱，都应平等相待，都应是和平、合作和互相支援的关系。

主席于8月18日和19日在杭州两次接见古拉特。古拉特首先转达夸德罗斯总统对主席的问候。他说，这次访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拜会，如果访问中国不向伟大的领袖表示最高的敬意，访问就不能算是完全的，我不能空手而回，这是不可想象的。说，我看到巴西领导人和你的同事们，非常高兴。我代表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党欢迎你们。接着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历史和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他说，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如对古巴成立了人民的政府，对中美洲或南美洲人民的反美举动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努力，美国是“不高兴”的。

古拉特说，南美人民也是受美国资本主义压迫很深的。我们在进行斗争。现在南美已形成新的觉悟，最好的证明就是对古巴人民的支援。我们不承认外国有权干涉另一国的内政。古拉特还告诉，他这次到中国来访问，北方的邻居非常担心。席间作陪的副总理插话说，美国担心的事情很多。主席说，它十个指头按的地方太多了，用中国话说，“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英国、法国殖民统治的失败就是证据。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很大，许多国家独立，如印度、中国、亚非许多国家。现在拉美也在变化。这是帝国主义的三个后方：亚、非、拉。

当古拉特介绍“在北京的贸易谈判是在谅解和友好中进行”时，说，从贸易关系开始，可以进一步发展到政治关系。我们两国没有利益冲突，我们不会去损害你们，你们也不会来损害我们。古拉特激动地说，夸德罗斯总统采取了大胆的政策，努力适应人民的愿望。当知道我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总统就大胆派我来商谈同中国初步建立贸易关系的问题。我作为拉美国家第一个政府领导人访华很自豪。今天我很感动，在离巴西很远的地方，旅馆门前飘扬着巴西国旗。说，你们是大国，在西半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你们要发展起来。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是要有一个经济上、文化上强大的巴西。再过一些时间，你们人口可以赶上美国，工业也要赶上美国。你们的地方比美国好。世界就要起根本变化，世界事情发展快一点，我也可以去巴西看望你们。我要去看望你们的总统，向巴西人民问候。现在的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

古拉特访华期间，受到了中方隆重的高规格的接待，还同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广泛的共识。除北京外，古拉特一行还访问了杭州、上海和广州等地，参观了一些工农业项目和文化古迹。通过访问，两国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双方签订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巴西银行支付和贸易协定》，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8月23日，古拉特代表团经深圳出境回国。就在古拉特回国途中，夸德罗斯总统因执行较进步的民族主义政策，遭到国内外右翼势力，其中包括自己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的反对，被迫于8月25日辞职。古拉特按照巴西宪法规定，回国后继任总统。

古拉特1918年3月1日生于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圣博尔雅市的一个牧场主家庭。1939年获阿雷格里港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1945年加入巴西工党，并成为巴西著名总统瓦加斯的亲信。1947年至1950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1952年任里约格朗德州内政和司法秘书。1953年任劳工部长。1955年以工党领袖身份当选副总统。古拉特在夸德罗斯辞职后继任总统期间，基本上继续实行前任的政策，对内采取与议会各政党对话、和解的政策，经济上实行一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如将一些外国公司国有化和限制外资利润的外流，推行土地、金融、财政、行政和选举等方面的改革；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主张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苏联复交，坚持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在他的任内，中国新华社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分社，为增进中巴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扩大民间友好往来开辟了新的渠道。

1962年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率中国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1964年初，中国派员赴巴西洽谈贸易，筹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然而，正如总理所担心的那样，当中国与巴西关系逐步发展之时，巴西政局风云突变。1964年3月31日，巴西军人在美国的策动下，发动了军事，古拉特政府被，中巴关系发生了逆转。巴西当局在美国的授意下，勾结台湾当局，无理逮捕了中国在巴西的新华社记者和赴巴西筹备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工作人员，共9人，这就是闻名中外、轰动一时的“中国九人案”。在中国政府严正交涉和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巴西军政府被迫于1965年4月将9名中国人“驱逐出境”。

古拉特在军事后流亡乌拉圭，1967年曾参加组建反对军政府的“广泛阵线”。1976年12月6日古拉特病逝于阿根廷的梅塞德斯市，时年58岁。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古拉特对发展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本文作者曾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秘鲁和智利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