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怪象

喧闹的文学奖与寂寞的文学

近些年，围绕文学奖的质疑与争议不断，这不得不引起反思，但更应该警惕与反思的是另一种怪象 ：争议的喧嚣只是一场无关文学的愤怒宣泄，热闹的背后更显示了社会公众对传统文学的疏离。

文学奖，逃不脱争议的魔咒

也许，换个角度而言，人们应该“感谢”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奖者周啸天，他“接力”被质疑“跑奖”的诗人柳忠秧、“羊羔体”创造者车延高等等，让原本严肃的文学奖颇具娱乐气质，成为了可以被人任意评说的谈资。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新华社”，人人争当发言人，但是对于文学，人们不敢随意评头论足，毕竟无暇阅读文学书，多嘴只会显得自身浅薄。不料，大教授周啸天主动“接地气”，写出了人人都读得懂的诗，引发全民“共赏”――写邓稼先的：“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写杨振宁翁帆订婚的：“二八翁娘八二翁，怜才重色此心同。女萝久有缠绵意，枯木始无浸润功。……”；写《超级女声》的：“……另类推陈易出新，歌坛况复见清纯。珠圆荷洁呈靓影，笔畅墨酣赋宇春。”

人们甚至还翻出鲁迅和郭沫若的诗作――

先看鲁迅的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再来看郭沫若的诗，《宇宙充盈歌颂声》：“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在比对中，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周啸天，你真的没有领错奖吗？”“鲁迅文学奖是如何变成郭沫若文学奖的？”

对于周啸天的获奖，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表示，没看到他的得奖诗集是什么，看的是另一个微博里说的。“但是如果曝出的这些作品就是得奖的作品，那他肯定是不如柳忠秧的。”柳忠秧，这位湖北省诗人，在今年5月被方方公开质疑为参评鲁奖“跑奖”后，成为作家、网友嘲讽的对象。不过，很快，周啸天以古诗词《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 “脱颖而出”， “取代”柳忠秧成为众矢之的的诗人，不禁让人们群呼：“方方啊方方，挡住了柳忠秧，没挡住周啸天！”

“该挡的是周啸天，冤枉的是柳忠秧。”“憋屈”了许久的柳忠秧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大家现在都很同情我。方方主席干了‘优者痛，劣者快’的事。”柳忠秧把周啸天的诗歌称为“老干体加打油诗”，认为自己的诗比周啸天“好出一大截”。

8月11日鲁迅文学奖发榜当天，曾得到前辈妙赞的周啸天的“新闻打油诗”获奖，引发了民众的集体“吐槽”。但争议并不止步于此。8月13日，作品参评报告文学类别得了零票的小说家阿来公开表达愤怒；8月14日，作家梁衡发表《关于鲁奖落马的告白》一文，爆料自己的文集《洗尘》中的一篇文章涉及“”敏感问题，差点也遭遇零票。“落选者”的公开“抗议”也激发了人们的愤怒，替鲁迅先生投出犀利的追问的匕首。

事实上，近年来，鲁迅文学奖一直风波不断。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的赵丽华，因“梨花体”的诗歌风格引发大量争议；2007年，数名当届评委成为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者，被质疑有黑幕；2010年，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凭借“羊羔体”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备受质疑；该届文学理论评论类得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旭东的作品《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被指抄袭，引发争议不断。

同样，与鲁迅文学奖一样以“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自命的茅奖文学奖也难逃争议的魔咒。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81部入围作品名单刚公布，争议立马铺天盖地，单子上排名前10的入围作品的作者，竟有8位是各地作协主席或副主席，茅奖被质疑是“主席文学奖”；网络文学作品几乎已全军覆没，仅剩《遍地狼烟》一根独苗入围，排名还非常靠后，有人据此质疑：“茅奖接纳网络文学，只是故作姿态而已。”最终结果公布后，获奖作品中排名第一的张炜的长篇《你在高原》，因为有 450万字之巨，引起了全民共问：“评委你们读完了吗？”

后起之秀“路遥文学奖”，自公布创办伊始，外界对它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2013年1月8日，《收藏界》杂志社社长高玉涛和收藏家高为华等发起设立“路遥文学奖”。随后路遥的唯一继承人、独女路茗茗公开表示反对。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曾明确表示，怀疑路遥文学奖是在借机圈钱。

曾被人们仰视的文学奖，如今闹剧不断，深陷争议的泥潭，不禁让人发问：文学奖何以至此呢？

文学奖争议――无关文学的愤怒宣泄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后两个奖项虽不像茅奖和鲁奖那样争议缠身，但也不见得顺利。

曹禺戏剧文学奖是中国戏剧文学领域一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艺术评奖活动，然而，随着原本比翼双飞的戏剧与文学日渐疏离、各奔东西，曹禺奖也似乎变成了戏剧界的事儿，与文学圈无关。

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今年本应是第五届老舍文学奖，但名称却被模糊处理成了“2014年老舍文学奖”。近日，老舍之子舒乙在“2014年老舍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情绪激动地透露，老舍文学奖遇到了非常大的波折，几乎断了命。“这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我听说以后，觉得太不象话了，就连续地写信，说北京的这块牌子、这个名片绝对不能丢，一定还要把它立起来。这是一块已经创下牌子的东西，怎么可以轻易就不要了呢？”在舒乙的据理力争之下，老舍文学奖终于保下来了。不过 “以往的老舍文学奖得主都有奖金，但今年的没有了。”至于“老舍文学奖”究竟遭遇什么困境，舒乙并不愿意多说。

然而，即便是发生一场生死攸关的风波，老舍文学奖也只是溅起了一些小水花而已，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更别论其他以著名作家命名的重要文学奖，比如冰心文学奖、艾青诗歌奖、萧红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施耐庵文学奖等等，关注者寥寥。

如此看来，茅奖、鲁奖还算幸运？他们以被非议的方式，为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奖，赢回一个短暂的轰动，使文学奖成为了热门网站的头条，成为让全民沸腾的热点。然而，拨开喧闹的表层，会发现依然寂寞的文学。除了被质疑的“神作”， 其他获奖人及获奖作品，并未被大众关注。人们同样没有兴趣的还有，文学奖的评选是否代表了近几年间中国文学的最重要收获。在强烈非议与完全无视之间，后者更加真实地代表了人们对文学奖、对文学的态度。

“公众中真正懂文学的不多。但要是有人把那些写得很差的打油诗摘录出来，他们是会有强烈反应的，这种反应叫做‘鲁奖效应’，也就是经过互联网棍子的搅动，比较轻浮和劣质的鲁奖作品就会迅速浮上水面，形成丑陋的传播泡沫，这是公众唯一能触摸到的部分，而它的低劣性足以引发强烈的生理反应。但那些沉于水底的佳作，却基本无人问津，因为这跟民众无关。”著名评论家朱大可坦率指出。

“有争议很正常，这个年代，人们都爱争议，都想有动静，都想对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在传媒时代，媒体提拱了这种空间、这种机会。过去有看法最多是朋友间发发牢骚，现在这些变成新闻空间的传播的声音，形成新闻的聚集的效应，这是今天以传媒为中介的社会的一个特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通过时代特征来解释人们的“热情参与”，同时也指出令人遗憾的地方，“人们对于正常的评奖的反应寥寥，媒体也只是发一点消息，而一有一些令人不满意的事件出现，反倒引起多方的关注，大家发表了很多的议论，这说明今天的文化还是有些问题的。”

文学奖的设立，除了鼓励作家、推动文学的创作外，也希望能让文学进一步走进大众，丰富公众的精神生活，然而事实却是，如今“最高荣誉”的文学奖几乎无一达到被普遍认可的效果，公众甚至把评选体系变成了取乐的对象，可谓形象解释了什么叫事与愿违。

“公众对纯文学的冷落与这个社会生活的变化也有关系。”陈晓明指出，“人们越来越趋向于追求娱乐、、游戏、欲望，而对那些严肃的、沉重的、带有思想启蒙的内容不太关注。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就提出了‘怨恨说’，用怨恨去理解现代性。在消费时代的怨恨，就是始终不满，现代人始终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中。他们对一些不平的事情发表议论，这里面当然有人的一种正义感，但并不意味着是对纯文学关注，今天人们更愿意表达的是自己的不满，这本身构成了某种娱乐、宣泄。”

“目前鲁迅文学奖的危机当然首先是公信力问题。如同中国作协正在沦为中国足协一样，鲁奖正在沿着鲁迅所鄙夷的道路一路狂奔。鲁迅和鲁奖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失调。另一方面，被饱受限制的公众唾沫，也需要寻找一个安全出口。这两种因素叠加起来，就构成了鲁奖的舆论危机。应当感谢鲁奖提供的佐料，让大众唾沫有了最好和最安全的容器。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危机，不如说是一场哄客的狂欢，它看起来更像是某种‘愤怒的娱乐’”。朱大可一针见血地指出。

代表“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引起争议，定然有评奖标准、评价体制等的个中问题，然而当它成为丑闻不断滋生的是非地，引起一场又一场超越文学的大众的愤怒狂欢时，关于原因的追寻恐怕要投向更广阔的文化、社会领域。

文学奖阵痛背后的社会顽疾

为了显示公正，鲁奖、茅奖也一直在努力修正，却依然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为何？朱大可一语道破玄机：“‘鲁奖效应’不是否定文学自身，而是要表达对作协体系的不信任。但这不过是整体性诚信危机的局部症状而已。”

文学评奖的“圈子化”与根深蒂固的“关系学”

今年5月25日，作家方方的一条微博引发猜疑：“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所有评委搞定。评委多是高校教授，教授们重人情而轻文学。无奈。我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不久，通过方方贴出的一些诗句，人们找到了一位名为柳忠秧的湖北籍诗人，虽然他矢口否认，但此后，人们对“跑奖”和“暗箱操作”的猜疑却为本届鲁迅文学奖拉开了“荒诞序曲”。

“‘跑奖’这种事其实不新鲜。”参与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推选工作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坦率地说，他公开承认自己投了柳忠秧一票，且指出，“文学圈原本算不上大，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关系更是交织，作家们无论跑不跑奖，都常常难逃‘关系’二字。”

中国是个人情大国，很多中国人认为，一个人要成功，除了自身的实力，还需要各种各样的的关系。因此，每个人都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但一旦遇到问题，就会习惯性的找关系。

虽说文人相轻，但在公开场合，作家与作家间相互捧场站台，评论家们的力捧助阵，人们并不少见。因此，面对一些知名作家――如杨牧和王蒙，对周啸天诗歌的超越人们理解的赞誉――杨牧认为周啸天的《洗脚歌》让他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王蒙则认为《将进茶》“亦属绝唱，已属绝伦”，读者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中国式关系美学下诞生的荒谬之蛋，这些赞誉与作品的艺术成就无关，而是对作家人际关系的认可。

在这样的环境下，柳忠秧自然为自己的庞大“朋友圈”、超强“号召力” 引以为豪。他可以在广州，上午临时起意开研讨会，一圈电话下来，下午就开成了个五六十人规模的大会。有朋友评价他：“学界、商界、政界，都吃得开。”柳忠秧粗略估算过为自己写评论文章者的人数：“大概有一两百个教授，字数五六十万。”

对于自己的“交友”，柳忠秧表述了一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回避不了。以前我做生意，不拉关系根本接不到单。跟官方博弈，我只能给自己拉条红线。”“文坛就那么个乱圈子，睁眼就是是非。”

当然，深谙此道的远不止柳忠秧一人，比他“神通广大”的大有人在，柳忠秧只不过“跑跑”国家奖 ，人家可是“跑”向了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就曾公开揭露：每月都收到一些来自中国的信，信的内容当然与诺奖有关。“一位出版过不少诗集的香港女诗人，给我寄过一张5000港币的支票。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每封信中都有书画作品赠我。我当然把这些退还。”马悦然给这位山东作者回信，请他不要再来打扰，甚至让瑞典学院管理邮件的人员将此人的信件退回，后来对方果然不再寄信了，因为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在国外，评论家与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人们发现一位书评家与作家坐在一起喝咖啡，将会成为一件“丑闻”，直接影响到这位书评家的声誉。但在国内，评论家与作家岂止在一起喝咖啡，甚至把酒换盏乃至称兄道弟。当然评论家到了写评论文章时，也可以立马转换角色，铁面无情；但在历来讲究人情、仗义的中国社会，要建立这样一种高境界的朋友关系，难度极高。文学界并不大，汇聚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评委的文学奖圈更小，文学奖的是是非非也不由得让人质疑文学评奖的“圈子化”与根深蒂固的“关系学”。

被各级利益“绑架”的文学奖

文学奖的奖金不算高，奖十万算是阔绰的，跟那些歌手一场演出出场费二三十万，一个影视演员演部电影片酬几百万相比，那是太寒碜了。

柳忠秧，这位朋友们眼中的“社会活动家”，给政府、给景区、给企业写诗，一首好几万。还有报道称，他在多个企业兼职文学顾问，一年收入近百万。

那么，为何还要“跑奖”呢？

“作为文学的最高奖，无论是鲁奖还是茅奖，奖金都不算高，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意义重大。”文学期刊《当代》副主编周昌义指出，在中国作协体制内，获得茅奖和鲁奖，都意味着在职称评比等一系列晋升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对于出版社来说，书籍出版以后的好评度，在许多时候也远不如获奖来得重要。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阿来也曾直言：“国内有的文学奖项到后来都不是在评作品了，有点像是在评先进……一次得奖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大家就可以拿着证书去评职称、调工资了。这样的文学奖对个人有好处，对文学却是一种伤害。”

“政府介入太深。无数个人利益，皆以获不获奖为标准，使获奖后的个人实惠太大。大到很多人宁要实惠而不要其它。所以评奖在某种程度上很伤害文学。”方方点出了作家们挤破头参评鲁奖的另一大原因。

各级地方政府对鲁迅文学奖均有不同比例的“奖励”。《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1年12月6日）中明确指出：“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个人，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据悉，2010年，东莞的打工作家王十月凭借作品《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包括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在内的三级地方政府，共奖励了王十月人民币约60万元。还有一位四川诗人因获奖得到了一套价值百万元的房子。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地方上的作家获得部级大奖，也可以作为政绩的一部分。某些省市甚至会倾大量资源派团队公关，推动本省的作家作品得奖。

“过去一个文学奖才奖励300块奖金，太低了，当地政府觉得作家好不容易为我们省争了光，再多给点奖励，这个时候是好心，但是现在给的奖励太多了，也会使得文学奖变味。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奖金才50法郎，但这个奖的标杆在这里，自有他的权威，人家从来不会嫌50法郎奖金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叶辛说道。

在人们心目中，文学是关乎灵魂的，是神圣的，是现实生活中一块难得的净土，一旦这块净土沾染了世俗的铜臭味，变成了权力寻租的名利场，就会让人们更加的愤怒。

群众们的廉政诉求从足球界转向了文学界

2010年，车延高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网友们很快找出获奖者的两篇旧作《徐帆》及《刘亦菲》，并将其诗称为“羊羔体”。人们对“羊羔体”的质疑，潜藏了对前七十年传统新诗美学的不满足，但是很快热议的话题因其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身份，从诗歌审美范畴延展到其他领域。网上四处流传关于车延高的一句获奖评语――“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如果真是评委所写，这样的评语实在太不专业；若是网友编造的，也说明在各种官场腐败被曝光的“耳濡目染”下，人们对“官员获奖”有着天生的敏感。某种程度上讲，这也反映了广大群众继为足球界成功打黑而欢呼后，进一步把廉政诉求投向文学界的美好愿景。

2011年，茅盾文学奖因入围者以及最终的获奖者大多是各级作协的官员，遭到广泛质疑。“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写得好，才当上主席，不是说，他们先当的主席，然后大家就认为他们写得好了。”王蒙为之鸣不平。的确，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大多有着各式各样的头衔，这也是中国文学圈的特色，如果因此就指责文学奖是自娱自乐的精英游戏，就断定其中有着私相授受的玄机，对于这些获奖作家来说，也不太公平。事实上，落选的作家中，也不乏“主席”“委员”，譬如阿来是四川省作协主席，本届鲁奖还遭遇了一点情面都不给的“零票”。

虽然作家有作家的无奈，但一个更普遍的中国国情是，民众对于官场腐败的深恶痛绝。像茅奖、鲁奖这样的文学大奖，毕竟不是以茅盾、鲁迅命名的“公务员写作奖”，在人们心目中，文学奖只能是奖给作家的，因此一旦出现了高级别的官员作家获奖，本着“维护文学评奖单纯性”的善良初衷，人们出现的担心也是必然反应。

在国外，为了避免误会，官员基本不参加专业文学奖的评选，譬如爱写小说的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美国前总统卡特十几岁写诗，直到卸任总统才出了第一本诗集。在国外的重要文学奖评选中，也极少出现评委得奖的情况。关于诺奖评选，历来有“政治选择”的质疑和争议，但没有一次瑞典作家获奖被质疑和批评是“自评自奖”。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是享誉世界的瑞典诗人，但因被瑞典学院长期“避嫌”而至年届八旬才“实至名归”。还有一位瑞典作家卡尔费尔特，他的作品享有巨大声誉，却因为自己是诺奖评委，主动避嫌，数次谢绝了该奖。直至他因病去世，评委会感于他生前的文学成就以及高风亮节，破例追授给了他诺奖。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当时媒体的质疑。

茅奖曾经因为评委是获奖作品的总策划、出版单位的负责人而遭到质疑，鲁奖也曾经因为评委获奖备受争议，文学奖要获得公信力，必须正视这些非议，不能凭着作品优秀的借口，就无视“避嫌”的原则。

评委：权力的“操控者”还是体制的“替罪羊”？

一旦获奖作品被质疑，评委自然成为众矢之的，然而让人们更加愤怒的是大多数评委的集体噤声，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幸而，还是有一些评委勇敢站出来解析“离奇事件”，并表述对评选制度的一些不满……

离奇的“零票”事件

“这个结果简直荒诞离奇。我不是对所有评委都不信任，但至少报告文学这一块，这些人的眼睛都瞎了。”面对自己耗时8年、抚今追昔写成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竟然以零票出局，阿来难以掩饰自己的愤慨。

阿来透露，在鲁奖评奖期间，他正在川藏线西段寻访，一开始在得知《瞻对》以零票落选时只是迟钝的漠然，但心中的愤懑还是被接踵而至的记者的电话唤醒。当又一个记者的电话打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站在尼洋河边的堤岸上，对着暮色渐浓的空荡荡的河谷说出了三个字：“我抗议！”

事实上，在“零票事件”上，阿来还有不少“难兄难弟”。今年鲁奖，在7个评选题材和门类的70部候选作品中出现了18部“零票作品”。报告文学奖的作品中，有四部作品获得了全票，而作家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与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均获零票。阿来这部作品在去年年底还获得了2013年人民文学长篇纪实文学奖，岳南的《南渡北归》出版后深受业内外好评，畅销不衰。这个结果也让许多读者直呼“搞不懂”。

岳南称对这一结果感到困惑，但表示不会公开回应，“怕被人家说是没吃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但阿来并不愿意做“沉默的大多数”，他指出：“如果这不是鲁迅文学奖，是一个随便什么奖，圈子奖项，那他颁发给阿猫阿狗我根本无所谓，但这个奖项是国家公器，某种程度上花的是国家的钱，政府的钱，纳税人的钱，那我也作为一个纳税人的话，姑且不说我是不是入围落选，我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阿来所质疑的评委们并没有给予让他满意的回应，但其他组的评委在谈及评选程序时，透露了一些玄机。

陈晓明是本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项的评委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本届鲁奖规定，投票以不少于三分之二票数产生获奖作品。“这也意味着，如果大家不讨论，不达成共识，都各投各的，票不集中，就无法产生有效的获奖名额。所以作为评委，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做出一些让步。如果这个作品大多数人认为好的，差个一票两票，大家来讨论，你愿意，就选择加入，不愿意还可以坚持，决不强求，我们组的评委沟通还是比较好的，投票都是负责任的。”

据了解，即使是公开投票，在投票前评委们会多次开会进行充分讨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才会进行投票。为了“顾全大局”满足三分之二的投票，一些评委不得不改变初衷。对于一些原本票数少的作品，一些评委觉得投一票过去也没有意义，这也是有些作品出现0票的原因。

本届鲁奖中篇小说奖评委之一、评论家白烨解释道：“零票并不是说写的不好，而是有很多因素的权衡，比如获奖作品题材要多样、作者的地域要尽量多样、刊载的杂志要尽量平均，综合起来很复杂的。”

然而，个中复杂的因素，评委们受制于机制的妥协，参评者、大众并不了解。大家眼见为实的是在投票结果公布的网页上，耀眼的满星（全票）和同样令人注目的无星（无票）。面对着无丁点解释的投票结果名单，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无票意味着无评委认可。这也是为何阿来会如此愤怒地发问：“《瞻对》和他们投下了庄严一票的那些作品相较，艺术水准太差？语言？结构？在哪一方面有贻笑大方的败笔？以至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入哪怕一个评委大人的法眼，以至要得零票？”同时，他也对“实名制”提出质疑：“评委实名投票，是实名给谁看？读者？文学？社会？还是谁？”

实名制能抵挡住来势凶猛的人情进攻吗？

为增加评选透明度，本届鲁迅文学奖首次采用评委实名投票制度，并将投票结果首次对外公布。其实2011年举行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已开始实行实名制。在中国作协网站“中国作家网”上的茅盾文学奖专题，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每一轮票选结果；从第三轮票选也就是剩下30部作品开始，更在每轮之后详细公布实名投票情况。62位评委里谁投了哪些作品的票，全都赫然在目。刘震云形容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五轮六次投票“像过山车”，“过去文学评奖是文学事件，现在是社会事件。五轮六次投票，连在河南乡下的我妈也关注。”

“实名制的好处是投票大白于天下，实名就要经得起考验；但也有不利的地方，比如现在实名制了，没被投上票的作家可能会有抱怨，‘凭这么多年我跟你的交情，都不投我一票，我的作品也不差’。”陈晓明说道，他认为公开评奖考验的不仅仅是评委们的抗压能力，更是提名作者们的心胸。

平时创作界和评论界就走得近，很多评委和参评的作家都很熟，今年鲁迅文学奖的投票过程，要从最初的二百多部作品初评出80部，然后筛选出40部，再到20部，再到10部，最后评出来5部获奖，这一路下来，很多好友的作品不得不被pass掉，为此不少评委都开玩笑称之为“杀友游戏”。

相比于用物质开道的“跑奖”，生活中的人情关系，是评委们面对的更大的难题。在2010年《当代》杂志举办的“中国长篇小说年度奖”评选现场，评论家必须当着经过一轮轮选出来的两位作家的面，做出二选一的选择，以评出最后的获奖者，某评论家坚持要“一票两投”，被拒绝之后，因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选择弃权。

“在现在的状况下，文学评奖公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肖鹰直率地指出，“评委在公开情况下投票，更要考虑人情因素，只会让圈子化更加影响到评奖结果。”

白烨也表示并不欣赏这种公开评选，认为在评委公正的情况下，不公开评选能够让评委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考虑作品之外的因素。“公开评选，评委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比如作者的名气、在文坛的地位、人际关系等等。公开是手段，公正才是目的，如果因为公开而影响了公正，就不是最好的办法。世界上没有哪个重大文学奖是公开投票结果的，选择了评委就要相信评委，这样做就等于将评委置于公众压力之下，让评委去承受争议。”

实名制投票能增加评选透明度，但也不能忽视它的弊端，它不仅会伤害评委的自尊心和表决自由，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会伤害文学，一些评委在公众的注视下，投的票明显随大流，这也让一些新人新作难以出头。

要给予评委信任与独立性

在专栏作家韩浩月看来，文学奖项的评奖关键在于评委，想要评出干净的奖项，就先要选出干净的评委。“对于大众读者而言，看到的是获奖名单，少有人去关心评委究竟是谁。在公布获奖结果的同时，也应公开全部评委的投票详单，每个评委的详细投票情况会暴露他们的文学审美水平，相信有了这个约束，有点儿自尊心的评委，都不会违心把票投给低劣的作品。”

樊星透露，湖北省作协有个专家库，每到评奖时，便从专家库中抽出七八个专家，直到评奖前两三天才会告知评委本人，因此作品看不完是常有的事，这时专家们就只能挑重点篇章翻翻。“评委们去评奖，相当于义务帮忙，只拿一两百元‘车马费’。以前评完还会有顿晚宴，八项规定后，饭都没得吃了。”

“义务帮忙”也透露了一部分评委的心态，从初选评委再到终选评委，涉及的评委人数众多，分摊下来的责任当然也少了。不像诺贝尔文学奖，就18个终身评委，承受着全世界的目光，每次的评选自然要慎之又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也有一个固定的委员会，永远是10个人。几十年来，评奖那两天，他们就在一个固定的咖啡馆里评奖，每张椅子背后都贴着评委的名字。“这样就维持了一个奖的声誉，持续性。”陈晓明比较赞赏诺奖、龚古尔文学奖的委员会方式，“个人一旦没有独立性、权威性，就很成问题，有人会觉得他不真诚，那我也可以不真诚，因为最后承担责任的是中国作协。”由此，陈晓明建议，评奖可以用招标制，“比如说鲁奖，不要组织那么多评委，让专家团队自己来投标，胜出了，作协就不要去干预它，要信任它，相信这个团队的公正与眼光，让这个团队显示出本身的独立。那这个团队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用信誉来担保，对作协负责，也对人民负责。”

本届鲁奖的“抗议声”中，梁衡的《关于鲁奖落马的告白》是一个鲜明标志。对于最后落选鲁奖，梁衡在《告白》一文中称，“是书中的一篇文章《：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惹的祸……这是一篇批‘’的文章。”梁衡在文中说，“为什么三天过去了还是要说句话，就是我必须公开对那四位在（被）打招呼后，仍然勇敢地坚持投我一票的评委表达我的尊敬和感谢。”

“打招呼”三字透露了无限玄机，也某种程度印证了人们所猜测的文学奖的狭隘评价标准和被权力“绑架”的现实。

“任何一个奖项都要公正，所谓的公正，你请什么样的评委很重要，一旦你请定了评委，就由评委来操作，主办单位不能来操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道，他是国内外不少文学奖的评委，“一些有影响力的奖都是专家自己来判断的，比如香港的红楼梦奖是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该文学院院长是从不参与的。马来西亚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也是，投资方从不管，充分尊重专家的意见。”

叶辛也严肃指出：“评奖中，要防止长官意志，长官意志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长官个人的文学观念，但是做了长官，就要尽可能针对具体的作者、作品少表态，要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

当然，给予评委信任与独立性的同时，评委们也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与能力。陈思和表示，一个有信服力的奖项要善于与群众沟通。每个评委都各有其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作者认为自己的作品很好，评委认为不好，可以不解释为何不投票，因为艺术上的好坏是很难讲清楚的，但是如果一个作品，群众都认为很差，评委给他颁奖，就应该给群众一个交代，为何你要投他的票？“前几天王蒙在报纸上发表了对周啸天诗作的评析文章，一句句分析，这是个榜样，不论这个分析是否有说服力，但至少评委应该像王蒙一样出来解释，或者比王蒙更坦诚一些，也许你的分析能让大家信服。这样就可以增加评奖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日前，鲁奖诗歌奖评委褚水敖在媒体上回应了“周啸天”争议，正是个进步的信号。

世界上，没有一种评奖手段是绝对公正的，绝对无空子可钻的。瑞典学院的18个终身院士“秘室操作”着全球注目、奖金逾百万美金的诺贝尔文学奖，却无一次丑闻发生，其廉正不仅凭严谨的评奖制度，还需要全体评委对文学的诚意、敬畏。正如韩浩月所言，“文学评奖最好的自净行动，除了遵守自定的评选规则外，更要对文学有敬畏之心，这才是推出公正奖项的根本所在。”

如何挽救文学奖的“荣耀”

文学奖深陷争议的沼泽，非但没有成为精神的风向标，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娱乐的笑话，它如何对得起头上“冠名”的前辈们呢？文学奖该何去何从？它如何恢复以往的荣耀呢？

以名人冠名的文学奖要名副其实

“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是默默无闻的，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清高的一群。”路遥曾这样说过。然而让这位给大众带来《平凡的世界》的作家无法想到的是，在他过世二十多年后，一个文学奖引起了“不平凡的风波”。

今年1月8日，路遥文学奖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正式开评仪式。两天后，路遥女儿路茗茗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出律师函，要求高玉涛、高为华即刻停止路遥文学奖的设立及后续行为，立即停止所有以“路遥”名义或肖像进行的活动，并向公众澄清、向当事人道歉。其实，从路遥文学奖创办伊始，路茗茗就明确表示了反对，并多次向外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她认为设立一个文学奖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应该在各个方面都比较严谨一些。“如果出现了状况，不仅影响我父亲的声誉，也会辜负了发起者良好的初衷。”

“多年来，国内文坛很怪诞的现象是，‘文学不兴办奖兴’，许多实业界的大佬都纷纷举资办文学奖。在市场效益压倒一切的当下国内文化生态中，‘办奖’实在是一个‘名利皆收’的高回报经济活动。而据悉，高玉涛及其延揽的‘路遥文学奖’现有投资人，均是收藏界人士。”肖鹰尖锐地指出。

面对外界的质疑以及路茗茗的坚决反对，路遥文学奖创办人高玉涛则表示，既然决定要搞，那么“谁也挡不住”，并且他并不认为路遥是属于路遥家人的私产，而是应该属于所有读者共同的精神财富。

情感上，大家觉得设奖应该征得家属同意，但事实是，法律上的相关界定并不明晰。“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得不到解决的中国名人之痛。”鲁迅长孙周令飞已是深有体会。在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刚颁布结果时，鲁迅基金会之友的微信群就“炸开了锅”，友人们议论纷纷――“这次文学奖对鲁迅声誉有影响”“可以将五届文学奖获奖作品做一梳理，看看它们和鲁迅精神和鲁迅艺术，尤其是和时代、社会关怀的距离，鲁迅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岂容如此涂抹……”“为不让鲁迅之名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建议不许该奖盗用鲁迅名义，还原它‘全国文学奖’的本来面目。”“鲁迅基金会应该提出申述，要求法院裁定鲁迅文学奖侵权。”

“我国民法对于公民去世之后的人身权之姓名权、肖像权没有明文保障，仅有因营利行为造成家属精神痛苦的可以的司法解释。鲁迅文学奖的设立，和现存的所有以鲁迅冠名的公家机构都未知会家属征求意见。”周令飞无奈地说道。

虽然法律、家属无能为力，但群众们依然要表达出自己的愤慨。在网络上，有人认为，鲁迅文学奖不仅透支了鲁迅的剩余价值，还透支了文学残存的信用；还有人回忆起之前围绕在中国文学奖项头上的疑云，说“别逼鲁迅写《论鲁迅文学奖的倒掉》”……

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个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项，就应与鲁迅的精神特质契合。因此，不变成借鲁迅之名沽名钓誉的工具只是对鲁奖的最基本的要求 ，继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精神，才是人们对鲁奖的更大期待。

文学奖是该做“加法”还是“减法”

“虱子多了不痒，奖多了不甜。”针对当下文学奖项的泛滥，作家肖复兴如此评价道。

当前，国内文学奖遍地开花，然而普遍存在公信力不强、影响力不广、持续性不足的问题。

除了奖多，子奖项也多。作家刘震云曾打趣道：“国外的文学奖项，往往奖一个人；但中国的文学奖项，往往奖一个班、一个排。这样，其实是让奖自身贬值了。”对此，朱大可建议减少子奖项的份额，“鲁奖目前有7个子项，每个子项5人，一次至少有35人获奖，正是这种大数量名额，给跑奖和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另一个‘冰心散文奖’更加夸张，参评作品一千多，而获奖作品竟然多达96部（篇），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那么，文学奖是否也该到了做“减法”的时候？

“不能因噎废食，不要随随便便把奖废掉，应该往前走，任何一个奖都是需要时间的，十年、二十年可能就有影响了，到了一百年就可能变成权威奖了。最不好的情况是，一下子搞了很多钱举办奖，然后随意取消，那么之前的投入都白费了。”陈思和认为不能简单地看待文学奖多与少的问题。

“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都可以存在，能经营下来就经营下来，只要尽可能做到公正，对文学界，对社会都有好处。”叶辛说道。同时他认为，文学与其他门类还不太一样，“文学有它的多样性，所有评奖也要尽可能体现多种风格、艺术特色，不能所有兼顾一体。”

“总体上，中国地方太大，作品太多，人也太多，肯定有不同的趣味、标准，用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这样全国性的官方奖涵盖是涵盖不了的。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无名的多元状态，如果有多元的、多层面的奖的话，大家也就理解鲁奖和茅奖不过是其中一种，并不代表最好，这也就冲淡了大家对茅奖、鲁奖的一种过高期待。这里得不到认同，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认同。评奖标准也不要大一统，鲁奖、茅奖可以按照自己标准，若你评得不好，别的奖评得好，别人就对你的奖失去信任。若你一直有权威，那也有参照性，你比别的奖要更好。”陈思和说道。

要保持整个文学生态的相对平衡和客观，需要多种不同的文学奖互相制衡。在陈思和看来，相对部级奖，他更赞成鼓励建立由民间资助的多种多样的奖项。“民间文学奖的优势在于，不太受外界干预，请专家来判断，而且可以提出并张扬一种理念，比如民间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就提出，散文必须关注当下；由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政府设立，企业赞助的‘施耐庵文学奖’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陈思和还认为茅奖、鲁奖不应被当作国家奖，应该只是中国作协的一个奖励，“中国有官本位思想，评奖的时候，一个奖被提到国家高度，不正之风就这样来了，给文学一个不恰当的地位就会变味。”

朱大可甚至建议，官办的中国作协应当终止文学奖颁发并把这个权力让渡给独立的民间组织，也就是所谓“第三方”组织，而评委最好不是中国作协会员，否则无法摆脱官方化、圈子化和利益化的恶弊。

不过，陈晓明也指出了民间奖面临的困境：缺乏稳定性，经常难以为继，“中国的企业不像美国、欧洲的企业有赞助文化的传统，机制也缺失，只要企业遇到危机了，比如领导换了，生产经营遇到问题了，受资助的文学奖就会难以为继。”陈晓明参加过很多文学奖，能够维持三年以上的极少。“在国外，龚古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都是通过基金会来支持的，基金会会委托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经营。因此前几年哪怕遇到了金融风暴，文学奖都不会受到影响。”

对此，陈思和认为，任何一个奖设立了，一定要坚持，出钱的人可以换，但是奖的名字不要变，十年二十年坚持下来，就有权威性。

遍地开花的奖项让人眼花缭乱，这并不能说明文学的繁荣。文学奖的根本问题在于，数量众多但标准单一，没有办法适应多元价值共存的现状。文学奖若要做“加减法”，应该增加多元品种，多元标准，减少同质化以及官本位思想。

期待公平公正且有时间积淀的文学奖

叶辛认为设立文学奖的意义，在于倡导优秀的文学，激励文学，同时，对广大读者来说，要起到一个标杆作用。“文学界外还有哲学界、科技界等，其他领域的人不见得都读文学作品，很可能是业余爱好，有空时可能会看看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如果作品不好，人家就会议论，获奖的尚且如此，那没获奖的不是更差吗？会造成这样的误区。所以文学奖更需要公平公正，选出大家心目中认为好的作品。”

韩浩月说，“每一部获奖作品都能名副其实，都能传遍天下为读者所信服，这才是一个文学奖项应该有的荣耀。”然而如今的文学大奖被诟病的一点是，没有再评出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古华的《芙蓉镇》、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获得广泛认可的经典作品。

也有人认为，文学奖之所以被忽视，在于中国文学在创作力和影响力两方面都日趋衰微。

“对文学不满，觉得质量变低了，退步了，这样的说法不恰当。”陈晓明反驳道，“中国作家的创作力是极其旺盛的，我参加中篇小说评选，从200多篇选出5篇，其中有几十篇非常精彩，跟过去的小说相比并不逊色。当然，传统经典那么多，人们的文学品味也越来越高，对当代作家的期待也更高，这很正常，但不能动不动就说作家没有人文情怀，把问题总投射到作家作品上。国外有一种理论叫‘接受美学’，谈到了读者接受的问题。”

“每次鲁奖之后人们总是一窝蜂地评论诗歌的艺术水准，谁该上，谁该下。因为，诗歌通俗一些，也重形式美，好评说。但我倒是希望读者、评论家多关注一下作品的内容，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也不必管入选的还是落选的作品，去作一点研究，为了文学。毕竟鲁迅还是思想家，这奖还顶着他的名呢。”梁衡如此期待。

每次文学奖争议的浪潮中，人们注意的往往只是争议的作品和作者，这跟读者心态有关，也跟媒体所特有的信息抹擦与放大功能有关，信息爆炸时代，媒体总是更多地去捕捉那些吸引眼球的因素。“媒体也应该多关注、多宣传没有争议的文学奖和文学作品。”叶辛建议道。

“所有的奖百分之百让人家满意是不可能的。任何奖都可以有争议，有争议才说明群众对这个奖有期待，群众在监督这个奖，说明这个奖在群众的生活中还真的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不要忌讳由奖引起的争吵，不要一有争论，就认为这个奖站不住了。”陈思和认为要冷静地看待争议。叶辛也有类似的观点：“评奖评奖本身就是评评讲讲，如果一个奖评出来以后，大家不讲也不评，那反而也没有评奖的效果了。对具体的作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很正常；若意见相差得很远，甚至发生很激烈的争论，可以商榷。”

文学奖的评奖想彻底告别争议，很难，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也都有着各自的负面性争议。关键是，怎样把争议的可能性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起码是限定在针对文学作品的层面，靠树立正面影响而非负面影响去吸引人们的关注，同时不断用让人信服的评选结果来提高奖项的公信力。

叶辛希望，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中国会树立起自己权威的文学奖项，它不仅是公平、公正、有信誉的，而且还是久远的，不会因为政治或经济的动荡而受影响。叶辛还指出，无论评奖者、被评者对于评奖也应该看得更开一点。因为最终衡量一部优秀作品的，无非是六个字：读者，时间，历史。“一本书刚面世，要经受的检验，第一是读者，第二是时间，但是最终历史会做出很公正的评判，我们民族任何的经典作品都是这么出来的，并不由当时的领导、评委说了算。”

对文学而言，文学奖只是标尺之一，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标尺，历史才是终极裁决者。因此文学奖也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非评先进，不讲妥协，而是评出继承前辈的文学气质、标示这个时代精神价值的优秀作品，并逐渐把大众吸引回文学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