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经济哲学思想综述

作者：彭飞 杨文斌 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铜陵学院

“价值是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和交换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社会之中，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人们把它叫做产品的价值乃是一种公式，用货币符号来指出该产品在总财富里所占的比例。”［2］85可见，蒲鲁东把价值作为一种先天的公式镶嵌在人们的头脑里的东西，是永恒的，并且要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在交换中蒲鲁东认识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这相对于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但是，他在价值产生的根源上，他的认识又远远地落后了他的前人的认识水平，没有认识到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蒲鲁东是故意抛弃了劳动价值论，目的是想调和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调和的结果产生了价值的新范畴———构成价值作为他的经济学的基础。蒲鲁东认为交换价值起源于分工和交换，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又认为分工和交换是一个生产者向另一个生产者“建议”的结果，这样他就脱离了社会实践走向思辨哲学。蒲鲁东认为，一切产品所具有的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叫使用价值，这些产品所具有的能够互相交换的性能叫交换价值。由于人们对于产品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自己又不能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全部产品，于是并“建议”别人把一部分产品和自己的产品相交换，这样交换就成了建议的结果。这样蒲鲁东就把分工和交换的历史性遮蔽起来了，分工和交换是建议的结果，价值也就成了和劳动没有关系的“建议”。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历史发展，蒲鲁东虽然看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但没有从历史的真实发展中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此时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的基地已经完全建立，从这一基地出发，马克思认为交换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离开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存在交换，因此交换也有自己的历史过程。交换价值是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由劳动和社会分工决定，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关系研究打下基础。

马克思对蒲鲁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法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哲学思想杂乱无章，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完全不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具有经济发展的历史知识，对实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采用思辨的方式来对待，他认为范畴的顺序同“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无关，它只遵循“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这样蒲鲁东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用观念来认识经济范畴，而不是从生产关系的运动中来认识经济范畴。“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对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engrenement）———如果用普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3］42在蒲鲁东的理论视域中，由于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这样一来，当他去研究分工时，就不能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理解分工，看不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分工所具有的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例如：当他研究机器时，他就不可能把握住机器产生及发展的历，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生产方式，他只能从他抽象的“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来把握分工，把它虚构成能够保留分工的好的方面、消除分工的坏的方面。蒲鲁东在解读其经济矛盾体系中的其他范畴时，也都存在着这样的哲学思想。在历史观上，由于蒲鲁东只有“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因而在他的历史观中只有生产力的维度。而现实历史中的经济发展既有生产力的维度，又有社会关系的维度。人们在生产呢子、麻布的同时，也根据其生产力的条件生产出了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麻布的社会关系，手推磨生产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蒸汽机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n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3］42-43“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1］598可是蒲鲁东由于放弃了现实经济关系的线索，在上帝和“无人身的理性”中寻找自己的答案。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要从经济学概念的运动中来认识是经济关系的运动，要从这些“无人身的理性”中来认识现实经济运动的规律。“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国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1］602为此他提出了“构成价值”。他说“构成价值”就是指一切商品都要按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进行交换，只要商品交换严格按照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他们的价值才能够达到“构成状态”，这里蒲鲁东没有分清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在蒲鲁东看来，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时的讨价还价，目的就是在于致力于获得构成价值。正因为如此，蒲鲁东认为，像他这样的社会天才才能设计出政治经济学所要实现的目标，才能阐明构成价值的客观存在及其运行规律。

在他看来，通过这种努力，政治经济学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同时也达到其理论发展的顶峰，并且找到价值规律的公式。社会也会因此进入有交换秩序的理性状态，就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实现平等。这是蒲鲁东为了得到他的“永恒公平”的理论所进行的思辨假设，其实质不过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一种荒谬的解释，如果得到他的“永恒公平”，一切人的交换都变成了同等量的劳动交换，这样的预设是多么的荒谬。按照蒲鲁东的理论预设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应当是相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劳动力的价格无非是工资的最低额，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和工人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并不一致，即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是二个不同的量，其中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大于劳动力价值。如果工人的工资是“构成价值”，那么也就不存在资本家剥削工人了。马克思对构成价值的观点进行深刻的批判，他明确地指出，“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4］104。应该说，这是马克思用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观有力地回击了蒲鲁东所虚构的“公平”、“正义”形而上学的经济观。在历史观的层面，马克思掌握住了基于阶级对抗的历史观，即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的。以构成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社会改良方案不可避免地脱离现实，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而陷于空想。在批判蒲鲁东构成价值的同时，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对蒲鲁东的抽象的“公平”“正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全部人类发展历史的基础，“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因此，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作为抽象其中的经济范畴，不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普遍的理性，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着自己的形式。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的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他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3］47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由生产力的决定地位所决定的。但蒲鲁东却把抽象的“公平”“正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类永恒的理性，把它看作评价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5］306蒲鲁东以公平、正义、平等为衡量历史的尺度，从他制定的原则出发，让历史按照他的原则发展，这只可能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蒲鲁东探讨的不是历史是事实，而是历史的思辨。这样蒲鲁东是找不到历史发展的经济现实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衡量历史进步的根本尺度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核心是看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总之，《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公开阐释，马克思正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才开始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进程,到《资本论》撰写的时候,马克思使唯物主义哲学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达到了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