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重用外部人?

央行总能在恰当的时候让自己出现在舞台的中央。

2014年春节过后，央行的人才战略让这个神秘莫测甚至有意制造“神秘色彩”的机构有了一丝让人们窥探的兴趣。

央行内部公示，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与内部提拔干部不同，马骏将成为央行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外聘人才之一。

就在同一时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将重返央行，出任央行研究局局长的消息也一度传出。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但不是空穴来风，恐也是时间问题而已，履新已成必然。

只是，这些被外界看作央行改革和新气象的举动，不过是旧瓶新酒而已。这两个人看似都是“海归”、都是“体系外、都是市场化”，其实，背后都有着深深的“体制内”烙印和千丝万缕的“体制”关联。央行的变化，从来都是小步向前，固然我们期待央行的一小步将会是市场的一大步，但前景如何，尚难估测。

回归

马骏是个“海归”，但却是一个懂政治的海归，还是一个曾经“体制内”的自己人。

此前，央行研究局也没有常设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这一职位是否有管理职能，是否常设职位，以及是否进入行政级别和序列，现在并不明确。这一职位的性质是聘任制公务员，为某种创新安排。聘任制公务员薪酬较普通公务员会更为市场化，合同期限为1—5年。但从目前来看，这一职位的意义在于加强央行对宏观经济与政策的研究力量。

实际上，央行研究局一直处在比较尴尬的地位，在内部不属于实权部门，于外部又不能尽展金融研究“官方表态”，且伴随多年来一些有实力的研究型官员遭遇“失宠”以及人员质量的“良莠不齐”，地位一直比较低。

马骏出任此职，想必其遭遇的“怀疑”和难题将会不少。不过，比较其他的“海归”报国，马骏作为“海归”的水土不服估计会比较容易克服。

很多人查看履历，只关注到马骏自2000年加入德意志银行以来，主要负责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现为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大陆与香港区首席投资策略师。目前也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其实马骏曾是名副其实的“体制内”成员。

马骏于1988年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即加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研究人员，即使彼时中国全民“商业意识”刚刚开化，国家正在正视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学术研究初遇“冷淡”，但能加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都非“等闲之辈”，而且那一代在国研中心的诸多人物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的领袖式人物，马骏不显山露水，却也“如鱼得水”且积累丰富的人脉和政府资源。

随后马骏于1994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2000年，就职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提供经济政策研究和咨询。事实上，很多毕业于乔治城大学的经济研究人员都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评价和职业发展。譬如，和马骏经历相似的梁红，现已就职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由此考察，马骏是“本土经历、多元培养”，且国际视野一直是央行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马骏的国家“智库”、国际金融机构、国际投行履历要素齐备。

和马骏如出一辙，对于央行来说，陆磊的履新可视作一次“回归”。

1995年起，陆磊就曾先后任职于央行政策研究室经济金融处、研究局国际金融处，以及央行、外汇局人民币账户可兑换专题小组、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专题小组办公室、央行监管体制改革专题小组办公室。

2011年至今，陆磊担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多项社会职务。陆磊还曾求学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平门下，二人曾多次合作撰写学术论文或出版物。

和马骏类似，陆磊的“海归背景”及“学术能力”都符合央行研究局局长的选拔标准。正局级的央行研究局与央行研究所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共同承担“政策建议者”的角色。近年来，围绕着货币政策、民营银行以及互联网金融等话题，陆磊的观点也屡见报端。

缘由

和其他夸夸其谈，愿意尽情释放的外资投行经济学家不同，马骏颇为低调。很多投行的经济学家，虽然是黄皮肤、黑眼睛，但却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了，有些人已经选择成为了“外国人”，甚至有些人看待中国的眼光也“外国化”、“陌生化”、“妖魔化”甚至“仇恨化”。至少在这点上，马骏是足够诚实的。

一直以来，马骏的观点颇受政府层面的好评，在一片看衰中国的外资研究机构中，坚持看多的马骏显得特立独行，而其自2009年起连续4年被《机构投资者》杂志评为亚洲经济学家第一名和中国分析师第一名，为他的研究观点大增可信度。

特别是针对一些敏感问题，深谙中国现实的马骏懂得谨慎为妙。

事实上，国内的政府官员对外资银行的研究报告持更加怀疑的态度，更为审慎地看待外资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意见，外资银行经济学家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环。例如，中国银监会通常会邀请一些外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展开闭门会议，商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关注贷款政策问题。但是自去年以来，这样的会议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以前多有分歧，但还是比较愿意倾听外部不同声音的，但是由于在中国债务的范围和严重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双方的芥蒂不断增大。

而熟悉中国政府运作和外资投行话语的马骏则认为，中国地方债务面临的问题除了债务规模和杠杆率外，还体现在负债的透明度低、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负债期限与项目收益期限可能错配、贷款/债券的风险定价不合理等四大问题。要化解上述风险需把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变得透明。

这显然和政府的表态与期待“高度一致”。

再比如今年以来有一股对中国经济“唱衰”的风潮，马骏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在连月新兴市场动荡之时，中国港股指数跌幅接近阿根廷和土耳其，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相较其他新兴市场更为健康，中国是最不容易受到2014年美国退出量宽政策影响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而马骏的理由是如此的“政治敏感”和“经济理性”。目前市场对2014年中国GDP增长预测平均值在7.5%左右，而马骏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长将达到8.6%，大大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理由是，中国产能过剩行业的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未来会有改善迹象；清洁能源、医疗、铁路、地铁和环保等供给不足行业，准入开放的改革将释放新的增长潜力；中国政府从2013年中开始实行正面预期管理的措施，会提振相关行业和企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