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地讲经济学

“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头发也许开始有点变单薄，身体微微发福”，当70年代出生、90年代读大学的郭凯想为自己文章的主人公起一个名字时，“王二”两个字一跃而出。

郭凯想象中的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于是，在他的系列专栏文章中，面目模糊的王二却渐渐有了几十张面孔：他排队购买火车票、卖粮食、买地皮、盖房子、搞装修、去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王二这个普通人，就这样拥有了生命中的种种琐细平常，和我身边的你、你眼前的他，并没什么不同。

郭凯讲述王二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为的是阐述转型中国必须面对的林林总总的具体经济问题——收入分配与公平、税制、房地产、货币与汇率政策、发展模式、政府信用、民粹主义、知识产权、人口。郭凯并没有像许多经济学普及读物那样重点介绍个人的微观经济决策，而是以小见大，希望能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而且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也都一应俱全。

郭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为的是以王二这个简化了的“代表性主体”为例，抽象化、浓缩化地理解和描述真实世界。另一方面，郭凯也希望通过经济学模型的文字化，“讲一个谁都能听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尽量避开佶屈聱牙的专业术语，简单、明了、直观地展示经济学原理的强大解释力。

实话说，郭凯的这本书并不容易读，因为他剖析的经济问题纷繁芜杂，而且正好发生在大变局、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更因为他力图把背后的经济学说清、说准、说透。郭凯擅长和专注的是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这绝对是初学觉得容易、越深研越觉得高深莫测的领域，但他在谈及相关问题时，总是可以精准地勾勒出理论的精妙与现实的复杂，在“深入”之余，也做到了“浅出”，让人读起来兴致勃勃，欲罢不能。例如，“王二往一桶水里固定兑上半桶酒”和“李四往酒里兑水直到口感合适为止”的区别，就是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的差异。专种水果的王村和相邻专种梨的李村协议把水果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却因为各自收成波动总是不同步，最终让王二这样投机倒把的人把君子协定搅和得失效，恰恰可以说明维持固定汇率的高昂代价。卖粮为生的王二因为公家提高粮食收购价而存款缩水，正好有助于理解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而当王二贪小便宜、舍近求远地去购买邻村便宜两成的低价酱油时，他的套利活动最终也逃脱不开无贸易障碍前提下的价格传递效应，也就是著名的一价定律。

虽然郭凯谦虚地说“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说很外行的话”，但作为同样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同行来说，我却十分赞赏他对“外行”的房地产领域的分析与解说。存粮越存越不值钱，王二必然会选择买地；类似地，如果存款利息还赶不上通货膨胀，哪怕房价再高买房投资也不算亏，所以说，“中国这么多人买房用于投资，其实是对中国投资渠道缺乏和利率管制的一个理性、自然、正常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郭凯构建了一个产权清晰、激励明确、房地产业迅猛健康发展的“样板城市”，抽象掉“任何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垄断、和各种丑恶”，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意外的结论：如此充分竞争完美的市场经济，也未必会带来社会选择意义上完美的分配结果。对勤奋工作的王二们来说，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很可能会一次次地被高涨的地价房价打破，“干得越辛苦，挣得越多，房价也越高，而最后主要得益的反而是政府”。

在郭凯看来，房价问题绝不只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在本质上没有动力调低房价的地方政府”，正是推动房价不断走高的根源所在，期望单纯依赖行政手段去调控房价，最终只能是缘木求鱼、无功而返。

“收入分配问题，也许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郭凯之所以一直反对限购、限价等政策，之所以持续关注春运火车票价、油价、房价等等价格问题，其所有分析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正在于此。当然，郭凯认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局面原因不仅仅是机会不均、权钱交换、垄断收益、利益集团，还包括了经济本身的高速增长，“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但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做的不应是质疑市场机制、加重政府戏份、人为控制再分配，而应是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经济”。

事实上，郭凯最想向读者介绍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常识，还有多角度、全方位的思维方法。他就像刘瑜所说，“既不意图取悦政府，也不意图谄媚民众”，不预设观点，不立场先行，更不会轻易给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鲜明态度。春运火车票价不应涨价、大石油公司垄断并非高油价主因、延长养老保险年龄势在必行，他的这些观点与主张，很可能让自己被批评和攻击。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无论是在理想主义光芒关照下尊崇纯正的计划经济，还是在经验主义信条下视市场为圭臬，其实都应该相信，通过有效率的、有自改进演化机能的、有良知的市场来开展交换活动，可以使参与者获得更好的福利。但这里强调的不应是“市场交换”这一看似绝对的“铁律”，而应是“参与者获得更好的福利”的目的。

一个学科，一种学问，应该是让人的状况得以改进，而不是为缺陷、丑恶、劣等辩护。如果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混淆了目的与手段、应然与或然、惯例与国情，那么他们所主张的“道德中性”无疑只是相对的、虚假的、没有依归的、没有根砥的。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记住那句名言：“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经济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资源的分配，背后更是涉及到规则的确立、制度的设计、秩序的扩展、利益的博弈以及权力的制衡，因此经济学必须成为一门直面现实的、有担当的、有尊严的、有良心的学科，真正的经济学家自然也任重道远，谨言慎行。可惜的是，自从苏格兰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在150多年前给经济学贴上了“沉闷的科学”这一标签，学院派的经济学理论似乎离温度、质感和趣味越来越远。另一方面，有不少所谓的“经济学家”，常常一群群、一堆堆甚至一窝窝地出现在充满了奇迹、神话、传说、超常的国度与时代，令人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