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为什么“跟丢”了斯诺登?

斯诺登事件对大众传媒来说是一件天赐的礼物，这个事件还在不断地发展。他的个人遭遇和其产生的国际性复杂影响相互交织，提供了大量的新闻话题。这其中包括：为什么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防务雇员会泄密？他去了哪里？接下来又回到什么地方？这件事对他本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国际关系，例如美俄中之间以及任何为其提供避难的国家又会有什么影响？

“棱镜计划”争议

尽管新闻专题报道越来越多，但媒体似乎已经跟丢了故事的本质，它们似乎都忽略了斯诺登揭发的“棱镜计划”的秘密监视这一重要问题。“棱镜计划”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大型监视项目，负责从网络和其他电子设备收集世界各地个人信息，斯诺登认为这是不正当、无根据、无理由的监视行为。其实这种监视项目不单单美国有，例如英国政府通信总局（GCHQ）开展的“颞颥计划”其实是与“棱镜计划”类似的。一个记者说： “美国国家安全局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揭示的大西洋两岸高级秘密监视技术的存在表明，在定义政府侵入性监视的正当性方面，我们还处在一个新的法律真空领域”。

反对声音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危险时期，不管通过监视收集到的信息是否能够预示或者阻止什么事件，负责保护公民的政府都有理由通过监视项目挫败恐怖袭击或追踪犯罪者。但这样的项目为什么没有经过公开讨论并让公民知晓就实施了呢？

斯诺登在美国马里兰长大，曾从大学辍学，之前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私人防务项目的一个数据分析师，工作地点是夏威夷欧胡岛。这项工作使他能够接触到机密情报信息。此前他博客中出现过批评政府监测计划的博文，但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接触过其机构或者美国政府的对泄密者公开的系统，例如联系监察专员或者联系其国会代表。他的最后选择是将机密信息下载，然后与记者会面，之后从夏威夷飞到香港。在香港，他成为了各国新闻的头条。

朱利安・阿桑奇是泄密网站“维基解密”的创始人，现在还因在网上年轻的情报分析师布莱恩・曼宁泄密的军事和外交文件，而困在伦敦的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维基解密”试图建议并支持斯诺登。斯诺登似乎仰慕朱利安・阿桑奇的所作所为。在离开美国期间，斯诺登承诺像“维基解密”一样保持事件的透明性，也承诺对个人隐私的高度重视。

斯诺登泄露了美国政府的监视项目，名为“棱镜计划”，此计划于2007年《保护美国法案》和《外国情报监听法案》通过后开始实施。2013年6月，包括《卫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各大报纸公开了斯诺登泄密的信息，另附一则对其的采访。斯诺登在采访中称，这项监视计划侵犯了美国公民的隐私权。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项目其实是以前国际交流中监视项目的继续，这之前的监视项目使电信运营商和美国国家安全局之间有了联系。然而，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得监视远远超越了只追踪国际电话的范畴，现在的监视可以追踪电子邮件、网络信息和其他电子通信网络，可以辨清是谁正在和谁沟通和交流。这个项目真的像奥巴马总统说的那样，是合理平衡了国家安全需要和美国公民隐私保护吗？还是它仅仅只是没有理由的监视？这是一个爱国泄密者的英雄行为，还是一个背叛了祖国的空想者的鲁莽非法行为？斯诺登是一个英雄的泄密者，还是一个懦夫，或一个受人指使的小兵？要解决这些问题，研究“棱镜计划”和各国类似监视项目的本质是很重要的。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对个人来说，何种来源收集的什么信息，进行怎样的分析后会侵犯或保护公民的隐私？监视到底是只限于元数据、单个信息内容等，还是很多信息内容都包括？政府收集的信息，与私人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或社会媒介公司收集的信息，有什么区别？它们会产生什么不同影响？我们没有这个层面的信息用以分析与讨论。我们有的只是让公众不再注意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即一个民主国家的隐私权问题，进而也错失了一个通过媒体报道实现公众教育的绝佳机会。

媒体为什么“跟丢了”斯诺登？

媒体也不是故意要分散公众注意力的。相反，媒体似乎只是简单地想迎合大众的胃口，大众对事件之外的个人或国际复杂阴谋更感兴趣。媒体报道包括以下讨论：斯诺登在哪里？他将会去哪里避难？机场过渡中的乘客受什么法律保护？斯诺登之前是否受外国政府影响？哪些国家已经或者将为斯诺登提供政治避难？斯诺登为什么在中美网络间谍讨论敏感时期来到香港？他在别国的行径会对美国与中、俄以及厄瓜多尔等国外交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其他国家政府是否不满美国国家安全局窥探其公民隐私的行为？为斯诺登提供避难的国家在贸易或国际协约中是否会存在风险？美国将会对其他国家如何施压来保证其遣返斯诺登？各大航班是否会改道来阻止斯诺登出行？斯诺登言语中是如何描述美国政府及其总统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否能够保证情报操作安全进行？甚至还有报道描述，斯诺登的“前女友”是如何看待其行为的？

斯诺登事件能够挖掘的故事还有很多，上文所述只是一小部分。从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但其实，新闻行业可以利用此事的公众吸引力来发起一场深入讨论，讨论数字时代的隐私和监视，还有隐私和监视对个人和国家网络安全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新闻行业不能抓住，它就会流失。

媒体人没有用很大篇幅来讨论“棱镜计划”有很多原因。这个话题在九一一之后的世界可能不是很受欢迎。尤其是最近发生的几起恐怖袭击事件后，例如波斯顿马拉松赛上的爆炸以及英国的李・里格比（Lee Rigby）遭到砍杀事件等。长期以来，公众在意隐私，但他们也会为了一些利益，例如健康、安全或个人便利，而放弃自己的隐私。很多人愿意支持机场安检系统，因为他们认为乘客的安全高于其个人隐私。同时，很多人也会加入会员卡系统，例如超市的会员卡系统，这样他们放弃了个人隐私，而选择了在买东西时获得折扣。

由于数以十亿计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要用到数字媒体，一些人认为情报机关潜在关注或观察人们的网上行为是不可行的，而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大数据”分析背后的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得大众监测十分可行，但这些分析性技术很复杂。大数据监测这项技术，不像某些事物一样很致命也很不容易被掌握，比方说军用无人攻击机。这个技术的复杂性，是记者们放弃提及“棱镜计划”的技术及其相关系统的另一个原因。

斯诺登事件引发的公共兴趣，本来为解释新兴数字监视技术以及该技术从政府到公众的推广提供绝佳机会，但目前，有关此事的报道没有涉及这一方面。所以，新闻报道中的斯诺登是很不幸的。公众还可以在哪些领域做出自己的坚定判断？新闻行业并没有使事件透明化，且承担起更重大的公共责任。他们报道此事件中的人情趣味以及外交影响，却没有报道公共利益中最核心的监视问题。当然也有些不走寻常路的记者，例如《独立报》的詹姆斯・库斯科，尝试去描述和解释“棱镜计划”，但这些记者与围绕着斯诺登的猫捉老鼠的游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不管斯诺登在哪里都是如此！

（作者为前英国信息与通信科技研究项目主席，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中国经济报告》实习生栗盼盼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