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胡同串子”

德国人米夏自称自己就是个北京的“胡同串子”。他渴望穿越时空的隧道，感觉仿佛前世就来过北京的胡同。他每来一次北京，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和哀伤，看到一条条胡同和一个个四合院的消失，他说：“我曾经在废墟前流过眼泪。中国人愿意选择更舒适和现代的生活，这无可指摘，只是希望这座城市的古老文明不要消失得太快。”

米夏只是一个中年白领，他将收入中相当一部分都用来收藏中国文物，随着时间积淀的增值，这些文物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价格了，但他从来都是只买进不卖出。他那100多平米的住所已经摆满中国各种文物，但他一张画一片纸都没有卖过。

一对太师椅勾起的中国情结

米夏1960年出生在德国南部的菲林根，这里被德国人称为“黑森林”，绿色植物覆盖率超过65％。在这里生活的人虽然安逸富足，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大城市的人。米夏20岁那年在镇上发现一对要卖的中国太师椅，那时中国刚刚开放，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少之又少。但米夏和他的父亲泰蒂从直觉上感到它实在是太精妙了，那质地坚硬平整光滑的红木、椅子扶手上精雕细刻着昂首威武的龙头使父子俩震撼了。米夏问卖主：“多少钱?”卖主说：“一万八千马克。这是中国明末清初制造的，很珍贵。”“明末清初”这四个字对米夏是一头雾水。

椅子拉到家中，米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得意地对父亲泰蒂和母亲艾伦说：“我也尝尝当中国皇帝的滋味。”父子俩又拿出《大百科全书》，查阅了“明末清初”是1 7世纪中期时，父子俩击掌相庆。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之时，听到外面的敲门声，米夏趴在门上的“猫眼”发现是卖货人，他的心咯噔一下，他父亲警觉地说：“会不会他认为卖得便宜有反悔了?”

卖货人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交易还没有完。”米夏正想反驳，卖货人说：“这套家具还应该有两个配套的红木镜框，很漂亮。”米夏说：“一万八千马克已经很多了，我们不想再买了。”卖货人焦急地说：“一万八千马克里面已经包括红木镜框了，不必再付钱了。现在货还在100多公里以外的弗莱堡，过几天我开车给你们送来。”米夏一家感激不尽，德国商人办事的信誉也可见一斑。时至今日，已经有一位德国商人愿意出三万欧元来购买这套太师椅、茶几和镜框，但一切中国货对米夏来说都是“非卖品”。

他自费来了一趟中国。米夏从中国人的热情，勤劳、纯朴中看到了一种力量，尤其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攫住了他年轻的心。他那时在图宾很大学已经上到三年级。图宾根大学是建于1447年的德国名牌大学，举世闻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就毕业于这个学校，中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30年代也在此就学。米夏不顾老师的惋惜，奔向了北京语言学院。

中国女友是他收藏的助手

80年代作为外国男人总要受到两种骚扰，一是走到哪里总有人追着他换外汇券，还有一种是经常有女青年敲开宿舍门用生硬的英语直奔主题：“我嫁给你，你同意吗？”米夏如今说，牛国同20年前不一样了，甚至他走在路上也不会被人多看上一眼，米夏说从这些小事也透视出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信。

米夏绝不希望用那种方式交女友。相爱是一种缘分。他清楚地记得那是80年代中期的一个中午，他和几位朋友在北京饭店聚会吃饭，一个漂亮文雅、气质颇佳的中国女孩儿顿时让他眼睛为主一亮。从此他们相识了，这位姑娘和他恋爱进入状态很慢，但姑娘越不是很主动，米夏反而感到这位姑娘功利性不强。米夏终于开口邀请景媛在他毕业后同他一起到德国。景媛说：“不能这么简单，因为很多朋友都劝我，和外国人交朋友一定要慎重，因为从很多报刊登出的文章看，涉外婚姻的骗局不少。”米夏听到后焦急地辩解：“不，大多数涉外婚姻是幸福的。尤其德国人比较诚实，骗人的很少。”其实景媛心里对米夏早有了定论。

有了倾心相爱的女友，米夏可以更方便地穿梭于中国的百姓中间，可以走到胡同的深处。由于德国人的收藏热早在几个年前就兴起，米夏在观念上就领先了一步。由于德国也经历过用粮票的时代，而那些粮票在80年代的跳蚤市场要用几马克才能买到一张。米夏就有意收藏中国的粮票、肉票、油票、副食本。有了景媛这样一个助手，他们就到北京刚刚兴起的旧货市场讨价还价。原来可以卖到几毛钱一张的粮票，经过景媛这样一个京腔京味儿的中国人砍价，常常能够压到一毛钱一张。连小贩们都说：“大老米，自从你认识景媛，我们都要赔本了。”米夏幽默地说：“看来你们过去使劲宰我呀!”

米夏又进一步收集了中国的鼻烟壶。80年代中期买才十几元，如今已经百倍地长上去了，而且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现在出售所谓历代的鼻烟壶基本上都是假货，他当初买的基本上是民间交易的最佳时刻了。米夏用很低的价格买了各式各样的像章，买了几十个版本的《语录》。米夏又刻意买下中国解放以来的宣传画，有50年代、抗美援朝、肃反、反右、工农兵学习毛著的，更有当中的宣传画和海报，其中几大艺术学院批斗文艺界走资派的画到今天都成了绝无仅有。为了这些画，景媛动员了一切朋友的关系，他在朋友那里见到的，或是从朋友的朋友那里听到的，她都顺藤摸瓜去寻找购买。当然，米夏带来的一些洋货也会通过景媛转送给这些朋友。

80年代末，一部《末代皇帝》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一下子风靡了西方。米夏又一次求景媛见还活着的溥杰。这可让景媛为难了，因为想见溥杰的人太多了。景媛突然想起她的母亲与溥杰的妹妹金志坚认识，她陪着母亲到了溥杰的妹妹家，终于促成了与溥杰见面。那一天米夏和景媛敲开了溥杰位于护国寺附近的家，米夏非常激动，弯腰90度鞠躬，他仿佛从老人身上遥想到当年溥杰在紫禁城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严。米夏说：“如果您到德国一定会很轰动，一些来中国旅游的德国人说如果能够见到您将是最大的收获。”溥杰老人更正道：“千万别这么说!”溥杰又兴致勃勃地说：“你们俩个就是中德友好的见证。”老人当即写下一幅“友谊桥梁”的墨宝，差点没把米夏乐晕了。

米夏在大学三年级暑期回德国时还应当地的德中友协的邀请举办了“收藏中国”的展览。居然引来了这个小城市的100多人来观看。没想到这个小型展览得到很多德国人的共鸣，他们对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展览会结束，他给景媛打了个国际长途：“景媛，如果你来德国和我一起分享成功该多么好啊……”

愿给妻子的故乡一个惊喜

米夏完成了在中国的学业，他本来想留在中国，可是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不得不回德国工作。此时他与景媛的关系已经进到了实质性阶段，他们在北京举办了婚礼，米夏对景媛说：“我为了父母回德国，可

是你又要离开你的父母，我是不是太残忍了?”景媛说：“好在我有姐姐妹妹，你的父母更需要你。”于是他们一起到了德国。米夏的父母对景媛的关照甚至超过了米夏。景媛头半年怎么也适应不了西餐，急得老俩口说：“把你饿瘦了怎么向你爸爸妈妈交代，”直到半年后景媛适应后两位老人才如释重负。

米夏在德国一家公司担任部门经理，业余时间还兼任这个城市的德中友协会长，他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购买与中国有关的文物上。

米夏买到了100年前德国人在北京、青岛等地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中国人在各个城门下的百态，他们留着清朝的长辫子，有的在剃头，有的在吃饭，有显然是拍摄者让脱下的小脚女人亮出的尖脚，也有被八国联军押着戴上脚镣手铐视死如归的中国人，还有清末青岛的装束与神态。这些黑白画面照得颇有震撼力，如果一旦有机会到中国来展览，让北京人、青岛人看看，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米夏知道作为并非富翁的个人收藏，不能以购买知名文物为主，而要注重从民间购买，有时真能买到稀有的东西。他从八国联军德国军乐队指挥库尼卡的后裔那里买到了他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他乘坐皇家舰艇“威廉号”远涉重洋到中国侵略的过程。日记中还记载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给他们的指示：“照片上的中国人被抓住后都低着头，可是如果把他们放了会继续放火杀人，所以不要关押他们，要杀死他们。”当然，日记中也有自己的悔意：“烧掉圆明园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杰出作品烧掉了，圆明园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很多是我们参与设计的，实在可惜。”米夏作为德国人也感到那时的西方人实在愚蠢，他曾经先后20多次到过圆明园，心中总是有种难言的凄凉感。米夏还买到了八国联军总指挥瓦德西的亲笔信，信中描绘了中南海的优美风景。

米夏的许多收藏还记载了德国人打开中国市场所作的努力，有1901年德国医院的医生给中国人开的死亡证明，有1900年德国在中南海办报的设备清单，有德国在青岛的驻军让当地的德国男公民参军准备对日战争。19世纪80年代，很多大城市甚至廊坊这样的小城市都有了德国的邮局，他收购了500多张在中国发行的盖有德国邮戳的明信片，里面一些通信内容颇有意思，其中有一封德国驻军总司令在1902年给青岛德国驻军赠送50箱雪茄烟的指示。米夏为有这些藏品而其乐无穷，他也愿意有朝一日在中国举办一个展览，给自己妻子故乡的人们一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