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场的关节与人情

一、科场关节

北宋时京师开封流传着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是称赞包公断案的不徇私情，公正廉明。但在北宋的科举考试中，关节之风却已见端倪。据《宋史·刘师道传》，师道之弟刘几道想举进士，但廷试已糊名，陈尧咨为考官，教几道于试卷中密为记号。擢第后事情泄露，刘几道被黜落，并永远取消了参试资格，陈尧咨也受到降职处分。周密《齐东野语》卷八也记载，南宋“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可见科场关节滥觞于两宋，到明清以后则愈演愈烈。

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九“关节”条说：“盖关节之云，谓竿牍请嘱，如过关之用符节耳。至后世举子所谓关节，则用字眼于卷中以为识别者。”在清代科场，关节又称作“条子”。薛福成《庸庵笔记》对“条子”有具体描述：“条子者，截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之字，以为验记。凡与考官房官熟识者，皆可递呈，或辗转相托而递之。房考官入场，凡意所欲取者，凭条索之，百不失一。盖自条子兴，而糊名易书之法几穷矣！”薛福成还说，咸丰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狡猾的考生往往得逞，朴讷的举子常常失利。有的举子本与考官是旧相识，因没有关节而被黜落，考官出闱后反责怪其不递条子。

清代的科场案频发，几乎都与条子相关。尤其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和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的两次顺天乡试，前后相隔约两百年，但两案中的条子之风均极盛行。丁酉科的同考官中，李振邺、张我朴和蔡元曦等公开接受贿赂和条子，李振邺一人所通关节就有25人，入闱后一时难以遍觅，就用蓝笔抄上关节暗号，派自己的随身书童到各房去寻觅考卷，极其胆大妄为。戊午科的顺天乡试，正主考是大学士柏葰，副主考之一是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前者违规调换试卷，后者大肆收受条子。案发后朝廷派载垣、端华和陈孚恩负责审理，陈孚恩本与程庭桂相善，就向其探询曰：“外间哄传此科中条子甚多，有之乎？”程答曰：“条子之风不始于今日，何足为怪？今科若某某等皆因条子获售者也，某某等皆有条子而落第者也。吾辈衡文取士，文章之力仍居七八，条子不过辅助一二耳。”陈孚恩问道：“那么你也收受条子了？”程笑曰：“不下百余条。”说罢还将条子出示，陈以借观为由袖之而去，后乃按条传讯，遂将作弊者一网打尽。此案中，不但副主考程庭桂收受条子，就连负责审案的陈孚恩，其子也参与条子关节。咸丰帝下令查办，柏葰被杀，程庭桂充军，其余受严惩者甚多。薛福成说：“自戊午严办考官之后，遂无敢明目张胆显以条子相授受者。迄今三十余年，乡会两试规模尚称肃穆，则此举不为无功。”

欧阳兆雄《水窗春呓》卷上记载，在咸丰戊午科场案未发以前，京师关节之风甚炽，凡翰林科道部员中有考差可望分房者，亲友相率送条子，以圈识之，每一圈为百金，有多至三十圈者。亦有京官自送条子与公车者，得隽后如放外官，望纳年例（及第考生每年孝敬房考的礼金），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考官收受条子之后，就装成小折，携带入闱，诸同考甚至到各房相互寻觅，找到对应的考卷即批荐给正副主考，所有房考要等条子中满后才会认真阅卷。即使那些素以衡文著称的帘官，所取中的高水平试卷也极少，因为其精力都全部贯注在条子上了。

欧阳兆雄还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道光庚子年（1840年），欧阳与同乡李君到北京会试，一日同去拜访某侍御，此人是李君的老师，也与欧阳熟识。侍御估计自己要入闱阅卷，就借看病为由把欧阳招入内室，嘱咐其将“也欤圣怀”四字嵌入头三篇的末尾和试帖诗的开头处，欧阳婉言谢绝，后将此关节告知李君，并声言本人已经却之。待会试揭晓，二人双双落榜，又同往某侍御处。侍御对李君叹息道，你的考卷幸亏落在谢方斋的房中，一觅即得，文章甚佳，只因诗中两字欠妥被主考摈落。一番话令二人茫然不解，到礼部一查落卷，李君才呜咽说：“这都是我自作自受，岂非天乎！”原来李君怀有私心，临考前找师母将关节改为三“盖”字，作头三篇的承题开头，师母又派书童入闱，嘱咐侍御专觅此卷，勿顾他人。谁知欧阳无意中也用了三“盖”字，先荐而后黜，而李君的考卷则永沉海底。欧阳事后对李君道：“若命里该中，何必关节？我并非鄙薄进士而不为，只是看破此关而已。”

关节作弊不仅是举子与考官之间的交易，有时买通誊录手，也能起到相当作用。誊录作弊明代即有（见焦竑《玉堂丛语》卷六），清代后期愈发严重。《冷庐杂识》卷八“誊录”条说：“浙人乡试，每以金贻誊录手之善书者，潜递关节，嘱其誊卷朱色鲜明，字画光整，易动阅者之目。亦有已获科名者，贪得厚利，冒应是役，甚至私携笔墨，点窜试文，中隽则可得重酬。此风始自绍兴人，沿及诸郡。道光丙午年（1846年）秋试，士子一万一千余人，其不购誊录者只三千余卷，仅得售三人。盖以字迹潦草，校文者以辨识为苦，辙摒弃不观也。”这固然是誊录人员的素质低劣所致，但考官阅卷缺乏责任心也难辞其咎。

二、科场人情

1.皇帝送人情。科场人情历代都有，即使是科举制度更为严密，防弊措施更加严厉的清代，皇帝在殿试录取中，也难免掺杂一些个人好恶与人情在内。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恩科，在御笔钦点前三名时，将第三名陕西韩城人王杰与第一名江苏常州人赵翼对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因为南通人胡长龄的名字谐音吉利，乾隆帝一高兴，便把胡长龄从进呈的第十卷拔为头名状元，这其中显然有人情因素。不过挑选王杰做状元是出于某种政治考量，并非纯然送人情。晚清的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于1904年举行，殿试卷呈给慈禧决定名次，读卷大臣所拟状元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一见名字就不高兴。朱乃明朝国姓，珍同珍妃封号，此人又与洪杨康梁是同乡，于是慈禧就将第三名刘春霖与朱汝珍互换。虽然刘春霖的名字和籍贯（直隶肃宁）带有吉兆，但能够成为末代状元，多少也有人情在内。

2.权臣送人情。历朝历代都有权贵干预科举录取的事，清朝也不例外。赵翼《檐曝杂记》卷二记载，康熙年间徐乾学当政时期，以笼络人才为名，行操控科举之实。后生凡欲求进者，多在徐宅附近租屋，以便邀其赏鉴，获其延誉。徐当时主持风气，登高而呼，衡文者率皆从而附和。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有位杨翰林是徐乾学的表兄弟，徐问他是否想当顺天乡试主考官，杨曰“幸甚”，徐又说：“有名士数人不可失也。”当晚徐就送来一份名单，原来是预先拟好的录取榜帖。翌日杨翰林主试的圣命下来，入闱后身不由己，就照徐所拟定的名单如数取之。榜发后舆论大哗，徐乾学又用心计打动康熙，使皇帝默许了这次违规操作。还有某名士反复到徐府投刺，且每次都向阍者行贿，但却只通报姓名，不急于求见。徐乾学感到奇怪，就主动约见此人，问他有何所求？其人故作忸怩之态，强问之，乃长跪道：“欲得来科状元耳。”徐答曰：“已有人，可求其次。”这位名士则表示宁愿推迟一科，定要状元及第。对此非分之想，徐乾学竟然许诺。可见他操控科场的能量有多大。

刘体智《异辞录》卷一记载，高心夔曾长期在肃顺家做塾师，肃顺以高为国士，待之甚厚。后高心夔参加咸丰十年（1860年）殿试，肃顺一心想让高心夔当上状元，考前问高曰：“你向来书写很快，何时能将试卷誊写完毕？”高答曰：“大约在申酉间（今下午五时前后）。”到殿试之日，肃顺嘱托监试的王大臣于下午五点钟全部收卷，这样那些书法好但速度慢的考生就来不及誊完试卷，按违例要降至三甲，以保证高心夔能高中榜首。但事出意料之外，因收卷过早，没能完卷的多达百余人，他们一概被列为三甲，而高心夔恰在其中（据中华书局2007年版《清朝进士题名录》，高为二甲第十五名进士）。

又据李伯元《南亭笔记》，年羹尧与和珅都曾干预科考。年镇守西安时，幕府中有位叫蒋衡的举人，年甚爱其才，谓之曰：“下科状头当属君。”因为年声势煊赫，考官皆不敢违抗其意。而蒋举人预测年骄横过甚，灾祸将临，及时借病辞去。萧山汤金钊未第时曾解囊资助过一位同乡，此人之女被和珅买做小妾，此女入京后告知和珅汤的赠银之事。这年汤入浙闱乡试，和珅遂亲笔书写汤之姓名，飞马送给浙江主考。汤金钊本已考中第三，主考见字后拔为解元。第二年汤入京会试，主考劝汤去拜见和珅，则三元可得。汤言道：“和珅在朝，今生不复入都矣。”直到和珅死后，汤才中进士。蒋、汤二位不愿依附权贵而中第，气节实堪嘉许。

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二说：“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论者谓此二官于登第为最利。膺是选者大都工于书法，或当时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风气之先。而殿试读卷诸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赏识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这种科场人情一向难免，操作起来也不难，因为清代殿试卷不誊录，凭字体就能辨认是何人试卷。当然这也要视读卷大臣的人品而定，如遇到刘统勋、刘纶那样不讲人情的正直大臣，关系愈近则愈无鼎甲之望，赵翼当年的殿试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朱彭寿所说的这一现象，直到晚清依然存在，如翁同龢担任殿试读卷官时，先搜拔文廷式卷擢为榜眼，又搜拔门生张謇卷擢为状元（《国闻备乘》卷一）。虽然文、张二位确有才能，但阅卷大臣有意搜拔，对其他考生而言毕竟有失公平。

3.考官送人情。昭梿《啸亭续录》卷二记载，刘凤诰乾隆四十五年（1789年）参加殿试日，天已昏黑，试卷誊录未就，几位监试大臣欲逐其出场，礼部侍郎常青说：“此生书法极秀劲，可给烛，让他把试卷誊抄完毕。”后来刘凤诰高中第三名探花，对常侍郎感激不尽，终身谨执弟子礼。按当时规定，殿试对策以一日为限，不准给烛，凡天黑未能完卷者，列入三甲之末。常侍郎破例给烛属于违规之举，对刘凤诰而言真是天大的人情。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记载，乾隆乙酉科（1765年）浙江乡试，龙泉县令顾梅坡入闱阅卷，九月初四日各房的荐卷已选定，即将出榜公布了，只有一位县令尚未阅完，他手持一份试卷对诸房官说：“此卷可中魁，只可惜第一题已被蓝笔所抹（定为不合格），奈何？”诸同考传阅该卷，皆称善不已。但已经被黜，无法重向主考推荐。顾梅坡说：“诸位如果觉得此卷应该推荐，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洗去痕迹。”于是便以白纸衬托卷底，用干净毛笔蘸水轻轻洗去，尚留微痕，再用硃笔密加圈点，然后呈给主考。主考阅罢击节叹赏，但因解元已定，只得将其列二十名后。揭榜以后，才知道是杭州考生潘庭筠。赴鹿鸣宴时，潘庭筠向其房师叩谢，房师指着顾梅坡说：“这才是你的恩师。”于是将其中曲折告诉潘某，潘向顾梅坡叩头至地，口称门生。

据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潘文勤之好士”条记载，晚清苏州籍大臣潘祖荫好收藏金石，奖掖后进。光绪十五年（1889年）会试前，吴县举人许某入京赴考，其人颇有文名。一日，潘祖荫设宴邀请江苏籍举子聚饮，席间出示一尊眉寿宝鼎，铭文斑驳可辨。潘对座中人曰：“诸位何不将此铭文抄录下来，此中大有佳处也。”众人心领神会，争相传写而归。到会试之际，潘祖荫担任总裁，第二场五经文有“介我眉寿”一题，事先潘已将眉寿鼎文印刷若干，分送给各同考官，嘱凡以铭文入题者一律推荐。各房考奉命唯谨，独有一人与潘祖荫龃龉，他自己房中用铭文者偏要予以摒弃，而其中恰好就有那位潘祖荫最赏识的许某。当会试填榜之日，潘祖荫亲临坐镇，见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可始终不见许某之名，不免深感遗憾。孙静庵评论道：“科举之时，佹得佹失，其流弊有如此者。然文勤（潘祖荫谥号）当时犹有爱才之意，固不可与夤缘关节者比。”然则天下人才众多，何独偏爱同乡？潘祖荫此举难免有徇私嫌疑。

爱才而不免徇私的例证颇多，如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张謇参加光绪甲午科（1894年）殿试时，翰林院修撰黄思永被派充收卷官。黄是光绪六年（1880年）的状元，又与张謇是同乡旧识，当张謇交卷时，黄思永迎而受之，展卷观看，见卷中有一字空白，是挖改错字时忘了填补。黄立即取出怀中笔墨，为之补书。当时收卷诸公通常随身携带笔墨，以备成全修改者。张謇试卷中还有一处格式错误，“恩”字上误作单抬，黄复于“恩”字上补一“圣”字。然后黄思永又将张卷直接送给赏识张謇的翁同龢，于是张謇遂大魁天下。如果不是黄思永的成全，张謇的考卷按例当置三甲之末。

还有考官之间互送人情的。《香祖笔记》卷七记载，王士祯于顺治八年（1651年）18岁时乡试中举，试卷为房考和主考所赏异，本已定为解元。有位70岁的同考官李应轸对王士祯的房师夏人佺说：“某老矣，若使解元出自本房，差慰迟暮。公能相让，则感激不尽。”夏、李本是江南大同乡，李又请求再三，夏乃许之。而李欲荐元者滕某本拟第六，年近六十，主考杜振门起初很为难，经不住李应轸的一再恳求，勉强同意，王士祯则由第一改为第六。揭榜后拜见考官，主考颇后悔，告知其中缘由，并对王说：“子文合作元，此亦命也。”考官之间送人情，这分明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公正，他却以宿命来推脱责任。王士祯虽然表示不介意，但那位李县令难免内心有愧。

科场人情有时也发生在同场较艺的考生之间，宋代欧阳修就曾在礼部试时帮过生病邻座的忙（见《默记》卷中）。《国闻备乘》和《南亭笔记》均记载，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抱病参加会试，入场后头昏脑胀，连题目都难以分辨清楚，幸得同号舍的杨延俊为之照料。头场三题，第一题李备有现成文章，由杨代为抄录，后两题李无法答卷，则是杨代为捉刀（殿试李鸿章中二甲第36名，杨延俊中三甲第70名）。李鸿章虽然擅长八股文，但如果没有杨某相助，恐怕要延迟一二科方能中第，因而李鸿章后来对杨某之子格外关照。又据《冷庐杂识》卷七，杭州举人戴兆元工于诗，嘉庆戊辰科（1808年）参加会试，邻号某友人因病请戴代作试帖诗，结果友人中第而戴却落榜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六安市皖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