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白侍郎诗与白居易通俗诗风的民间影响

[摘 要]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反观这种托名创作，可以看出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

[关键词] 白侍郎；白居易；民间；俗体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47-05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学界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那么，这种托名行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具体动机又是什么？白居易的称谓不止“白侍郎”一个，民间托其名时缘何特别青睐“白侍郎”这个称号呢？换言之，诸作以“白侍郎”托名白居易之称号，是否另有隐情？本文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一

在敦煌遗书中，与“白侍郎”有关的作品共有四处：一是《字宝》所附《赞〈碎金〉》及《寄卢协律》诗；二是《崔氏夫人训女文》所附白侍郎赞及诗；三是《白侍郎作十二时行孝文》；四是《白侍郎蒲桃架诗》。其中，《十二时行孝文》为民间俗曲唱词，《白侍郎蒲桃架诗》已被证明是诗人姚合的作品[1]。在此主要讨论《字宝》及《训女文》所附“白侍郎”诗。

在敦煌写卷中，《字宝》一书又名《碎金》，是唐代民间的通俗字书。《字宝》共存五个写卷：斯619卷、斯6204卷、伯2058卷、伯2717卷、伯3906卷。完整的《字宝》写本由三部分组成，即序文、正文和附诗。斯6204卷、伯3906卷附诗四首，其中有两首题为“白侍郎”作，如下所示：

白侍郎 赞碎金

獡头讠爾趠人难识，瀎氵戊矢卑矢面恼家心。写向箧中甚敬重，要来一字一碎金。

白侍郎 寄卢协律

满卷玲珑实碎金，展开无不称人心。晓眉歌得白居易，兀貌兀卓卢郎更敢寻[2]。

值得注意的是，《字宝》写卷所附的四首诗，在编号为斯6204、伯3906的两份写卷中，题名及抄写顺序完全一致。斯619卷唯缺白侍郎《赞碎金》一首，其余三首顺序也同。据此可以推测，这些诗歌即使并非《字宝》作者在编撰该书时亲笔题写，也早已在流传过程中与该书融为一体了。这些俗语诗附着于《字宝》流传，俨然已是《字宝》的固定附属之物。从内容上看，诗作特意赞美该书对于人们识记“人间要字”的重要性，称赞此书价值胜似珍珠，字字堪比黄金。诗歌被置于卷首，正是为了推介和宣传该书，扩大其影响。这些类似广告语的诗歌的宣传效果如何，当然与代言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字宝》写卷中，“白侍郎”出现频率最高，不仅有两首赞诗，竟然还有直接将书名题作“白居易千金字图”或“白家碎金”者，无疑是与当时白居易之声名最著有关。

再看《崔氏夫人训女文》所附白侍郎赞及诗。《崔氏夫人训女文》是一篇用于嫁女仪式的七言体训导诗，白侍郎赞及诗仅见于伯2633写卷，录如下：

白侍郎赞

崔氏善女，万古传名。细而察之，宝（实）亦周备。养育之法，方拟事人，若乏礼仪，过在父母。

诗一首

亭亭独步[一]枝花，红脸青娥不是夸。作将喜貌为愁貌，未惯离家往婿家。

又诗一首

拜别高堂日欲斜，红巾拭泪贵新花。从来生处却为客，今日随夫始是家[3]。

据陈祚龙考证，此“崔氏夫人”当是依托会昌年间与白居易同享盛名而以“孝行”闻名的崔氏家族中的某位唐姓夫人[4]。具体而言，此崔家实为具“崔氏八龙”之称的崔珙家族。《新唐书·崔珙传》曰：“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颋，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拟汉荀氏‘八龙’。……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籓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指崔珙弟崔玙之孙崔远）曾王母长孙春秋高，无齿，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长幼言：‘吾无以报妇，愿后子孙皆若尔孝。’世谓崔氏昌大有所本云。”[5]“有所本”即指“唐氏之孝行”。从这段文字可知，“崔氏八龙”的荣盛期主要在开成年间、历会昌至大中前期。而唐氏为“八龙”中某一位的夫人，因“事姑孝”被树为家族表率。依常理推断，其孝行得以彰显，得到社会更广泛认同，当稍晚于此。故而笔者以为，将“崔氏夫人训女”故事产生时间的上限定在大中后期或咸通初更合适。

关于“白侍郎”其人，学界一般认为指中唐诗人白居易。上述《寄卢协律》诗云“晓眉歌得白居易”，以及伯2058卷首题“大唐进士白居易千金字图”，皆为内证。同时覆按白居易履历，确于大和二年（828）担任刑部侍郎。诗人自己及其友人也曾以之相称。如白居易《尝黄醅新酎忆微之》诗：“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6]《晚桃花》诗：“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7]刘禹锡《答乐天戏赠》诗亦云：“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8]但“白侍郎”指白居易并不能证明这些作品确出白居易之手。因为敦煌遗书中屡见题为白侍郎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并不见于白氏文集。针对这一现象，王重民、陈祚龙、朱凤玉、徐俊等学者皆认为：包括《赞〈碎金〉诗》在内的题为“白侍郎”作的诗文，皆为民间诗人假借名士的伪作。朱凤玉更从白居易《岁除夜对酒》、《山石榴寄元九》两诗中借别字以注俗字字音的现象加以佐证，《碎金》其书非出白居易手[9]。既然斯619卷书题“白家碎金一卷”及伯2058卷书题“大唐进士白居易千金字图”皆非其实，所附诗作当也出于托名了。徐俊对于伯3597卷所抄具有游戏文字性质的《白侍郎蒲桃架诗》实为姚合诗的确认进一步表明，一些流于民间而体非雅正的作品，在作者署名不清的情况下，也会托以“白侍郎”的名义流传。

二

不过，与伯3597卷《白侍郎蒲桃架诗》的误传性质不同，《字宝》、《崔氏夫人训女文》所附白侍郎赞及诗皆为蓄意托伪。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其现实背景，也有人为因素。

虽然《字宝》的作者无考，但序文清楚地交待了编撰此书的意图。内中提及：“今天下士庶同流，庸贤杂处，语论相接，十之七八，皆以协俗，既俗字而不识，则言话之讹讠他矣。”[10]其中透露出的有关九世纪前期唐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文字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至为珍贵。为了“切现实之用”，作者于士大夫、转学之家疏忽不顾之时奋笔为之，“援引众书”“辑成一卷”，鲜明地体现了其不因雅废俗、重视俗间语汇的可贵思想，而这种观念的出现又与其时“天下士庶同流”、文化下移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无独有偶，敦煌遗书中的《俗务要名林》，成书也在九世纪，虽是一本依事物分类的字书，然所收大抵为俚词、俗语，同是应日常生活之需编撰。这提示我们，时至中唐，俗语词的发展和应用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足当引起为文者关注。《字宝》便以“应时之所需”的面目出现了。

那么，《字宝》写卷上用来赞美和宣传其书的那些俗体诗，其作者究系何人？同出敦煌遗书的《崔氏夫人训女文》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线索，即托伪现象的产生与其时的书肆经营者或有关联。伯2633卷《崔氏夫人训女文》于白侍郎“拜别高堂日欲斜”诗末有一则题记：“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一本。”[11]“上都”指唐政府的西都长安。“李家印”表明这是李家书籍铺刻印的产品，性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某某出版社。虽然遗书所见三个写卷都是抄本，但据“李家印”及“崔氏夫人一本”的题记，可以判断抄者所依据的原本当为刻印本。此外，在敦煌伯2675卷背《新集备急灸经一卷》书题下又有一则“京中李家于东市印”[12]的落款。陈祚龙据之判断：“就当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之间，西京的刻印图籍‘工商’业，实际极为兴旺。”[13]其时的图籍刻印行业经营情况如何，我们无法详细考得，但这两则同为处于长安的“李家印”足使我们相信，在九世纪中期的前后一段时间，长安的东市确有一家李姓图籍刻印铺，该书铺不仅刊刻带有训导性质的通俗读本《崔氏夫人训女文》，也刻印具有实用功能的医学书，如《新集备急灸经》。此外，敦煌遗书中又有一片历日印纸残片（斯8101卷），经鉴定也是九世纪的产物，上面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一行字样[14]，看来长安东市的李家刻印铺至少还有一个“大刁家”为竞争对手。那么，《崔氏夫人训女文》所附白侍郎赞及诗极有可能就是图籍刻印铺的经营者出于扩大图书销售的目的而采取的“借名闻士”行为。

白居易的作品当时即有托伪现象，元稹写于长庆末年的《白氏长庆集序》曾道其情：

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15]。

元稹提到白居易的诗被“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还特别注明“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的情形，可见当时的书籍营销市场十分活跃，元白的诗歌尤其受到民间文化市场的关注。书籍营销商对于元白诗集的模勒抄写，以及形成的热销局面，无疑皆是基于市场需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些投机者便盗用元白之名，自售其书，那些“盗窃名姓，苟求自售”的行为常常令作者本人也无可奈何。有鉴于此，白居易在会昌五年为其文集再写后记时特别强调：“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16]依照白居易这一声明，上述白侍郎《赞〈碎金〉诗》及《寄卢协律》诗既不见于白氏文集，又不见载《全唐诗》及其他传世典籍，理应列入白氏所谓“假名流传者”之属。

元稹的“被托名”现象也很严重，其于《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元诗驳杂真难辨”句下注云：“后辈好伪作予诗，传流诸处。自到会稽已有人写《宫词》百篇，及《杂诗》两卷，皆云是予所撰，及手勘验，无一篇是者。”[17]在敦煌遗书中，托名元稹“元相公”的《廿四节气诗》就是一组流行于敦煌地区的咏节气诗。据此可知，著名文士在民间的俗体诗文创作中“被托名”，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民间无名诗人借其声名，在本人作品中附以名士题赞，以广其传。二是书肆经营者为扩大销路，盗取名士之名，制作图书。进入九世纪以后，诗歌文化下移，某些大都市的民间文化市场正在成为商业营销的新兴点。从这一角度看，民间诗人的托名创作客观上也推动了民间文化市场的发展。

杜牧撰《李戡墓志铭》引李戡语：

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18]。

李戡的愤怒明言是针对元白等的艳情诗而发，斥之为“纤艳不逞”、“淫言媟语”，但其中“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数句，也透露出民间对于元白诗的实际接受，不仅仅是艳情诗，因为“子父女母，交口教授”的内容不可能是艳情诗。个人以为，用于“子父女母，交口教授”的最有可能的是元白诗中那些通俗易懂、晓喻日常事理的讽谕诗、杂律诗等。前述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言“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多半也是“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中有一联云：“众推贾谊为才子，帝喜相如作侍臣。”句下注曰：“乐天先有《秦中吟》及《百节判》，皆为书肆市贾题其卷云：‘白才子文章。’”[19]书肆商贾的这种作法显然迎合了市民的文化趣味。

元白诗在民间有两个需要关注的接受群体：一为村塾学校里的学生郎，一为文化水平较有限的普通市民。书籍刻印商当然不会不关注这一现象。这样看来，他们在以劝学识字为用的《字宝》书上附署白侍郎的赞诗（或径题《字宝》为白居易所为），在以训示教导为用的《崔氏夫人训女文》后附署白居易的赞、诗，用以提高图书的知名度，是再巧妙不过的手段了。与一般作品相比，这些托伪俗体诗多了一层来自名士前期造就的社会影响力。作为诗坛的风云人物，元白等人在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依托他们来推荐或直接发行的通俗文学作品，必将更有效地激活民众接受群体的记忆兴奋点，从而助益于作品意义功能的发挥。白居易不仅以通俗诗体闻名于世，更在新乐府、讽谕诗一类作品中体现了白诗的训俗化下意识，因此，在《字宝》、《行孝文》、《训女文》等具有劝导教化性能的作品制作、流传过程中，更易成为被依托的对象。

三

白居易一生担任官职数种，所得称谓不止“白侍郎”一个。如白居易《赠卢绩》诗云：“馀杭县里卢明府，虚白亭中白舍人。”[20]顾德章《唐诗类选后序》云：“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翕，号‘元和诗’。”[21]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八记载：“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22]可见，“白舍人”、“白尚书”也是常用称号。白居易任刑部侍郎的时间为大和二年二月至大和三年春，因何任刑部侍郎仅一年的白居易所获“白侍郎”称号却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个问题似还无人提出过。笔者以为，或许我们可以从白居易任刑部侍郎的时间及其任期内的行为找到答案。

刑部侍郎是白居易在上都长安最后的为官经历。唐人自称官职，或举他人官职以代名谓，若非作古之人，皆用其人其时所有之官衔。大和元年（827）前，白居易任苏、杭两州刺史，大和元年文宗即位，召白居易回京。大和元年三月，徵拜秘书监。二年（828）二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三年（829）春，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离开长安到了洛阳。会昌二年（842），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此间一直寓居洛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卒，葬于洛阳龙门。可见，刑部侍郎之任是他在上都长安最后的为官经历。

在长安任京官的两年内，白居易的寓所在东城的新昌坊，距离繁华的商业区东市不远。我们已经知道，“李家”、“大刁家”等图籍刻印铺就设在东市。可以想象，当久负盛名的白居易回到长安后，长安的图籍刻印行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近水楼台”的机会。某些托名“白侍郎”的俗体诗文或许就产生在此时。此后，即使白居易不再任刑部侍郎，离开了长安，然而，时间、空间的转移对于“托伪”这一特殊行为来说，是毫无约束力的。

大和元年十月，身处长安的白居易还接受过一项特殊委命，即唐文宗诏令白居易与安国寺沙门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于麟德殿论儒、释、道三教教义。白居易有《三教论衡》一文专记其事。白居易作为儒家的代表，宣释儒家教义，解答释、道两家的责难，所论涉及《论语》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诗》六义、孝行等方面。这件事再度大大提升了白居易在民间的声望和知名度，其本人作为儒家教义的形象代表得到确立。在此情况下，当图籍刻印商拟发行一批针对市场在训化教导类图书（如《崔氏夫人训女文》、《十二时行孝文》等）方面有所需求的书籍时，“白侍郎”白居易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坊间相传，白居易写诗力求“老妪能解”，我们大可不必考究其事之虚实，这则文坛佳话的意义在于，它突出强调了白氏主张通俗的风格导向与俗间接受群体在审美需求上的高度契合。对于视文学创作为“不朽盛事”的传统文人来说，托名现象必然引起传世的作品真伪难辨，大多比较苦恼，但也有引以为荣的，如元稹就以之为元白诗在民间广为传诵的例证。托伪现象还反映出民众接受视野下的文人形象及其创作风格。由于对于闻人达士的借名纯粹出于民间诗人或民众接受群体的单方意愿，必然以民众的接受兴趣和欣赏能力对所要托名之作家及其创作风格加以检选。如此检选的结果，体现的恰是大众批评意识中的作家作品的风貌。一旦检选之后，诗人的这种风格便被强化、进一步得到普及，在民间文化中发展、定型。如白居易的创作风格本是多样性的，然民众最感兴趣和热烈追捧的却是其中风格流易浅切的那一部分。在当时，元白诸人自觉地引领了中唐乐府的通俗化趋向，又处于俗文学在民间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更易被民间诗坛举为头目。晚唐诗人张为《诗人主客图》封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白居易在中晚唐时期的民间社会形象，以及通过他自己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理念所留下的最深刻的时代印象。

综上所述，从敦煌遗书中“白侍郎”诗的生成背景及流传方式看，世人蓄意伪造其诗，或出于保存己作的目的，或出于商业营销的意图，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唐代中期以后的都市、民间文化市场的热点与需求。同时，从民间无名诗人托名“白侍郎”的现象，还能进一步感知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民间文学作品对于“白侍郎”、“元相公”、“王建郎中”等的托名，也是这批诗人追求通俗教化的创作意识及其创作实绩被民间社会认可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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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2]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3册）[M].汉城：骊江出版社，1989.p50，p50，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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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唐]元稹.元稹集（第22卷）[M].冀勤，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2.p248，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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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外集卷上）[M].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p1515.

[21][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71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6.p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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