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这个时代的叙事

杨念群：需要更多样的历史叙述方法

《东方历史评论》这次出了一辑杰出青年的合集，我看了下，里面唯一的女性就是沈巍。为什么就一个女性研究者呢？我不知道原因，但猜想肯定不是因为她是个美女（笑）。我看了她的作品之后，我猜测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文笔优美，写历史是用一种不太主流的叙事方式。

这让我想到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篇史学的作品，如果文笔好的话，就成了原罪。近百年来，历史学界所有的历史学叙述和研究书写都受到了社会科学严重的影响。社会科学近百年来像一个大潮，特别在1980年代之后，不断地翻卷，把很多东西都边缘化。

梁启超曾经提出了“新史学”，其最主要的意思是――我们要把史学当成塑造公民身份的工具，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史学的发展就是这样，不断批判重构。在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如果不通过西方概念的洗礼，那就会被定义成没价值。这是作为我们立论的依据――所有的历史学都成了结构演变、规律性表达，活生生的人在里面消失了。个体不过是铁血架构中的规律，湮没无闻。这样的感觉一直到1990年代，还一直垄断着历史学。

19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反叛潮流，反叛历史对人的绑架。第一个潮流就是把历史看成基层社会的动态，而非上层社会动态，皇家史成了民众史、基层史，甚至在社会史里面，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吃喝拉撒了；文化里面也开始关注细节。第二个潮流就是不再只把历史看成客体，客观公正，因为那样，历史就成了无人活动的连续体的状态。历史开始表现人，既然书写人的状态，历史的叙事就变得主观鲜活了。当然，这样也面临着危险――如果历史里到处都是人，怎么区分历史和文学的差别呢？如果从后现代来看，历史和文学本来就模糊不清地暧昧，甚至有人说历史叙事的情节是可以安排的。所以大量用文学介入历史，成了潮流，成了反抗的利器。这个利器出现后，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沈巍的叙事很贴近第二种叙事方式。值得肯定，但受到了质疑。从革命性的角度来说，形式其实就是内容，你写出漂亮的文章，本身就是对丰富历史的最好展现。其实我觉得历史和文学的差别很大很清楚，历史要有根据和史料的支撑，文学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些资料里面的缝隙怎么填充？如果史料之间不足，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怎么办？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想象来填补这些缝隙。这就是区别。

当然，不那么革命的话，形式并不完全是内容。沈巍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民国时代的自杀现象，叫《“自杀”时代的来临》。自杀带个引号，那么这个词语就有了隐喻。自杀时代的来临，这就是建立在严格史料甄别的基础上，对时代特征的归纳和描述。这里面有多少文学成分，还是不是历史？有人就说了，这本书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因为里面并没有关于多少人自杀、自杀人数的统计。我觉得这就是她最高明的地方，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去社会化”的尝试，我觉得是一种我们需要的方法。当然，并不排除其他的方式，比如考证学――历史学的主流。但我希望看到更多样的历史叙述方法。

我今天是替她站台，来支持她的，所以我先说了些好话，接下来再谈两点。

第一，为什么这本书里选录的15个杰出历史学研究青年里，就一个女学者？她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自己当成女汉子，和男性PK。你理性，我就更理性，激烈地竞争。或者，突出自己的不同。性别研究里，有多少东西是可以纳入历史叙事和历史写作中的？女性学者和男性学者的差别，如果有，在什么地方？自己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建立起这样的差别？在主流框架里被承认吗？这样的问题很值得继续思考。女性细腻的敏感度，其实是我个人很想到达的一个状态，也有人说，希望能看到我的思想文风女性一些。据说现在有女性敏感度的男性学者很受欢迎，比如木心。我也在做这样的尝试吧。

从现在的性别研究来看，我感觉还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一种思维，男性就是强势的、女性就是弱势的。现在的女性研究主义者陷入了一个怪圈。比如在很多课上，都强调说现在的女性要先建立起女性的主体性，其实这就是一个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女性的本体性，如果你不是刻意觉得男女有别的话？女性学在这个意义上，本身也成了伪问题，为什么没有男性学呢？男性有的时候也很受挫的。

第二，我们现在的历史写作面临的问题是文学对历史的过多介入。这究竟使得历史更加好读、有趣，还是历史的意义被优美的叙事遮蔽了？比如，《“自杀”时代的来临》里，很多场景呈现很优美，读后很多历史感的画面会翻腾，但会觉得主题不突出，不知道怎么与其他的历史学的主流书进行对话。这也是沈巍和现在这种小众叙述方式所面临的挑战。

现在一说到另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就会提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似乎这本书已经成了“别样历史叙事方式”的代名词了。看上去简单，以一个故事开头，但我常说，历史学家不要刻意模仿黄仁宇和他的创作方式，事实也证明大部分模仿之作通通失败。因为黄仁宇本身对明史的贯通了解和他的才气写作，都是模仿不来的。另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并不是只有语言就够了。

在解读文本的时候，其实是有高下之分的。因为并不是说把历史所有的材料堆积起来就OK了，我们需要你用自己的主观和历史的客观互动，整合起来。这是一个交流互动的过程。因为如果真的是纯粹的客观历史，那个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加入了主观建构，才会有意义，但是主观建构多了，就成了虚构。所以对历史的判断首先有操作技术的问题。同样一个历史对象，怎么介入历史对象？怎样回到历史现场？怎么在那个历史情境下进行互动？这都是问题。但是又得注意，不能用我们形成的标准，用“后来”强行给“历史”扣帽子、贴标签。在进入历史之后，还得同情、理解历史人物在现场的行为，但这又并不代表你要和它合二为一。你得不停地进去、出来，在某一个时刻跃出这个同情心的语境，并给它下定义……这样复杂的过程里，所以我说，这是一门技术，历史在一定的境界下，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活。

我曾经写的一本书，是用历史场景的转换表现以医疗为核心的中国近代史，并折射出其他方面的历史的变化。我还挺得意的，这是我做出的、解构历史刻板的努力。

沈巍：最想写的还没有开始写

今天很高兴请到杨老师来给我“站台”。在我的记忆里，当我的名字高密度出现在一个房间里，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做错了事情被父母批评（笑）。

我发表学术论文一直喜欢用笔名，有点文人恶习的感觉。这篇投给《东方历史评论》的文章是我刚好从台湾回来，当时收集了一批史料，想尝试一种新的写法，所以有了这么一个新的、不太成熟的试笔之作。投给《东方历史评论》后，特别害怕自己的作品很弱，所以还用笔名。没想到编辑部毫不留情地把我的这个恶习给纠正掉了，用了真名发表。

我认为我的博士论文并不是写自杀，写的是时间、衰老、妥协，就有很多人质疑这是不是历史。在学院里，女孩子做历史是要克服自身天生的感性，尽量做得严谨、理性。所以，以前我自己会想刻意变成另一种生物。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如果要脱离自己的想法，那不如放弃，我想尽量用直观的方式感知，这件事情很困难，也是我尽量想要做到的。

清末民初时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医师在中国东北行医，后来将见闻感受写成一部回忆录《奉天三十年》。在这部书中，他大为感叹导致中国人自杀的原因，比如穷人的儿子因为官司输给富人自杀，导致舆论谴责富人。有学者在研究了中国女性自杀后也提出同样观点，认为中国人自杀和许多其他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动、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对于中国人，甚至连自杀都不是一种主体，自杀者对死后效果的期待超过了求生本能，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反而让弱者的生命焕发出特殊的光彩。在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萌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末世观的胜利，它以对未来的构想抚慰人们对现实的感受，砥砺意志，引导行动，与自杀非常相似，“用革命来代替自杀”的说法在历史中可能是非常真诚的。所以我想写写这个话题，想进一步研究自杀和自杀背后的故事。

刚才杨老师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和历史学研究。其实，在我整个读书的期间，并没有特别感觉到性别是一个问题。那个时代相对单纯，我只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直接感觉到女性研究者在同等条件下，是绝对PK不过男性的，这让我受挫。进入到工作空间后，我慢慢感觉到，如果你自己敏感的话，会发现针对女性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暴力无处不在，而且还裹着善意的面纱，你没法反抗。因为披着面纱，所以如果你反抗的话，别人还会说你恶毒。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我的确因为轻狂得罪了很多人，但慢慢长大了，现在就习惯表面上保持淡定微笑，内心里狂吐槽。因为今天讲的是历史，我就展现我淡定的一面，大家要是好奇我吐槽的那一面哪去了，可以看我的散文集，全在那里面。

我的感觉是，男性还是没有形成真正可以和女性平等共事的思路。女性为弱者，这是男性的一厢情愿，所以男性主观把柔弱、敏感等标签加之于女性。女性其实是比男性逻辑性更强、更坚强的一种生物。有的时候我们不发言，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想法。不反抗，不代表就顺从。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历史叙事，我为什么选择这一种历史叙事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历史，和自己是女性是一样的，我没有多想，我完全凭直觉。寡人好色，我曾经是中文系的学生，就是喜欢优美的、漂亮的叙事。对我来说，这不是单纯的形式美。我很少阅读美文、心灵鸡汤这种东西，因为看多了会腻。我觉得历史的叙事和内容是一致的，这样可以构造一种主体性。既然说历史已经过多地被社会科学所入侵，你在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也会感觉，你是PK不过他们的，他们是集约化发展，我们是小作坊，一个人在战斗。但是，这样的战斗值得去打。

想象力和洞察力在现在的学术体制里不被认可、不被加分，产量才是第一位。你需要在一个整体学术作为行政机构的运行过程里有一个位置，这样才重要。因为体制推崇这个东西，研究群体的重点也就不在这个上面了。不光是学者，每个人都这样想――我先满足了外界对我的一切要求和想象，我再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应该也来得及。其实，来不及。当你作为一个学者，你已经能够胜任那种学术论文的时候，你的敏感和常识就改变了，你可能没办法再写那种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诚惶诚恐，当我已经被自己的导师称作“老师”的时候，我自己最想写的东西，居然还没有开始写，而且我还因为可能受到的巨大阻力而不敢说出来。但我坚信，个体研究者在全神贯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是有力量的。外界对你的考量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虽然有落差，但只有做这件事情能让你忘记外界的杂七杂八，全神贯注，全心投入，获得的乐趣足够让你不在乎任何其他评价。所以我感觉只有在游戏里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做很多事情都需要有一种游戏的心态。

（根据演讲人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