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经济圈整合的路依然漫长?

毫无疑问，在京津冀经济圈的整合过程中，北京经济类型的特殊性，是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首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职能或者便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特权”。京津两地都因不肯放弃既有利益进行产业协同上的尝试，已经形成“同构化”竞争。而在京津冀合作中，实力差距悬殊，不能造就平等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河北无疑是京津冀的一块“短板”――与北京间触目惊心的“产业悬崖”、被远远拉下一大截的经济总量、尚嫌参差不齐的草根经济……，尽管目前京津冀三地已经对促进和加强联合形成一致看法，但还有一些实质性问题需要达成共识。

京津，争做“龙头老大”？

华北经济圈的整合之所以行动迟缓，发展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类似上海和广州这样的龙头，双子星座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其中，谁将成为“龙头老大”的争论直接制约着双方的合作，合则双赢，分则双失。许多天津人认为，天津作为首都北京的门户，与北京竞争多于合作。这是长期制约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

解放前，天津与北京的分工很清楚，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工商业中心。北京和天津之间没有矛盾发生；解放后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北京由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了生产型城市。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转变，无形中对天津形成了不小的压力。也因如此，天津由历史上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渐渐变得“平庸而无为”了。更出乎人们想象的是，这几年，两个城市之间有了“门户之见”，北京、天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是“齐心协力”的合力效应，而是“谁也不服谁”的竞争态势。

尽管当前北京市明确确定的四个中心是：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这种定位主要强调首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四种功能。但是，北京在建设这“四个中心”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带动着首都经济的发展。比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北京的贡献最大，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直接带动着北京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和天津更需要合作协调，双方的优势才能互补。

在王一鸣看来，北京经济总量最大，但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又不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事实上北京又在承担着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的职能。

天津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季任钧教授则从着眼于未来格局作出判断，从长远发展来看，北京市作为首都，它的辐射影响应该是文化和政治方面，经济发展主要应该是在服务和高新技术领域。从工商业角度，还是应该以天津为中心。

薛维君研究员针锋相对，北京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主动承担起“龙头老大”的作用和职能，这也是京津冀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孙久文教授则更中性化，他认为北京和天津都能够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辐射和带动的地域范围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最好的办法是由北京和天津共同组成一个经济辐射中心，带动本区域经济的发展。

王一鸣提出，不要去讨论谁是老大老二的定位。天津的物流，北京的金融，今后河北的制造业，三方各有千秋，都会形成中心地位。王一鸣透露，“只要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中央政府也会有一定的投资。”

学者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心态，谋求合作时仍然受到本位主义的影响，不放弃固有的利益，始终维持着“大而全、小而全”的想法，都想成为一个综合的中心，合作就无从谈起。

许多关心天津发展的人士不由自主地把天津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京津合并组成“大北京”的构想。作为天津，与同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天津要改变落后的局面，最好的选择就是与北京展开合作。“加快京津两市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京津部分产业向周边地区扩散，是首都圈各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实现”。孙久文向记者表达了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如果能够促使两地的交通更快速、便捷，就可以形成很好的分工与合作态势，促进两地共同发展。日本东京与横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好好借鉴。”

京津间的分工与合作是首都圈分工与合作的重点。如果从京津两地的商贸、信息、咨询、文化产业、交通、物流等行业分析，两地各有优势，也都有需要加强的地方，而形成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交通设施。2003年12月1日，经国家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同意，天津、北京两市决定，增建京津高速公路南、北两个通道。这是京津两市加强合作，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京津南、北高速公路的增建，无疑对京津地区的合作打开了一盏“绿灯”。

京津对决北方金融中心

2004年2月16日，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在天津正式开业。这是中国首家按国际通行运作模式建立的住房储蓄银行。与此同时，渤海银行获准在天津筹建，这将是总部设在天津的第一家全国性银行。东北亚银行也基本成定局。于是，天津非常明确地宣称，正在争取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要打造中国的北方金融中心。中外金融界认为，这是天津重建北方金融中心的标志性的一步。

20世纪40年代的天津解放北路，是典型的金融街，这条街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功能完备的证券交易所。天津作为全国直辖城市之一，曾与北京、上海齐名，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内，天津却一直像个老人，行走迟缓，没有什么生气。

但不容忽略和严峻的事实是，天津的金融基础与第一阵营城市相比，差距非常大。从金融业规模看，2002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分别达到484.9亿、584.7亿、186.5亿，占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5%、10.8%、6.2%。而天津市总量仅为70.6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2003年底，北京、上海、广州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分别是天津的3.7倍、4.2倍和2.1倍。

戴相龙在天津就任市长后，引起海内外关注的就是提出要把天津打造成北方的金融中心。在他到天津后做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把金融和物流、商贸会展、房地产一起作为四个主导行业，并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争取开办离岸银行业务，筹建滨海发展银行，组建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拓展金融市场，善于资本运作，创新服务手段，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目前，渤海银行已经获批在建，金融市长威力初显。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提出，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渤海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筹建和开业工作。用好金融机构提供的市政基础建设中长期开发性贷款，健全贷款使用和偿还责任制。支持各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办好津投期货公司。

还在就任北京市市长之前，北京就已经喊出要打造金融中心的口号，提出大力发展“首都经济金融”，当天津要努力建设北方重要的金融中心时，两者如何协调？从硬件环境上看，基础设施和网络化程度不高。近两年来，总部原本在北京的一些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迁往了同时正在打造金融中心的上海。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金融决策平台和信息中心，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总部所在地；北京金融业所贡献的GDP接近达15%，在国内属最高水平。

京津对北方产权市场的争夺，同样表现出两地政府对成为北方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的渴望。据权威人士估计，到2010年，天津复兴计划可能耗资在1万亿元到1.5万亿元之间。这一笔巨量的资金从哪里来？“通过银行的直接融资显然是戴相龙倚重的重要通道，但是如果只依靠这单一的渠道，效率与风险都是问题。”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戴相龙显然已经将产权交易市场的组建和完善看作其筹集资金的另一个重要通道，1994年成立的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已有相当规模和基础。

但北方产权交易中心的意义远不止在此。

首先，这是一块现成的蛋糕。国资委所建立的产权交易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凡经认可的国有资产交易，必须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目前中央直属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有6.9万亿元，净资产有2.5万亿元，这样推算，1/3的资产至少也有2.3万亿元。以2.3万亿元中央直属国有资产进场交易，按照目前通行的2‰的标准计提交易佣金，仅此一项就有40多亿元的收入，更不用说相关的进场费用。

其次，产权交易中心是构造金融中心的基础性结构。资本市场是金字塔型的，证券市场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塔尖部分，二板市场则属于塔身部分，最后的产权交易市场应当是塔基部分。产权交易市场为塔尖和塔身源源不断地提供入市资源，并接受这两个市场的退市选择。产权交易中心实现国有产权的跨区域性流动，从而带动资本在当地的聚集，成为资本的聚散中心。这些都是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

国资委当初准备只建立南北两个产权交易市场，而在北方产权交易市场的争夺中，不仅是天津要利用其较好的基础条件，寻求支持，目的是“花”落天津，而北京同样不肯放过这一“肥肉”，也是志在必得。最终结果是两市的产权交易中心同时挂牌。这是否也预示着双方的合作，京津冀的整合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一帆风顺。

河北各地并未形成共识

河北如何定位，尤其是与北京、天津更近的廊坊、唐山、保定、秦皇岛等地，在好的政策下容易纳入版块，而河北南部，包括省会石家庄很难特立独行，这不能不为河北省所担忧。工业上如何布局，农业上成为京津的米袋子、菜篮子的策略是什么？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存在着巨大的市场和极强的消费能力，这些需求又不是北京一个地方能满足的。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带动河北的周边地区，北京必须更加开放市场，给予河北周边地区以平等竞争的机会，以市场来带动河北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据悉，河北省的“两环开放带动战略”是河北省的主体战略之一，也是最具河北省特色的战略。这个主体战略，在九五初期就提出来了，但目前基本上还停留在战略概念层面，在具体合作的内涵、方式等方面，仍没有实质性推进。

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河北省受到北京的辐射和影响要远远高于天津对河北的辐射和影响，无论是与北京的物流市场交易、频率和深度，以及北京的人才、技术信息向河北的扩散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在北京周边地区，受益比较大的有廊坊市、三河市等城市。这些城市都把打“北京牌”作为城市发展的主体战略。北京与河北周边县市的合作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可以设想，不远的将来，如果北京要在周边地区规划大的交通网和大都市圈，以半小时路途计算，河北省有很多县市都可以纳入北京的交通体系中。到那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核心层就能呈现在我们面前。

几年前，廊坊提出了“依托京津，服务京津”的新发展思路后，这座新兴年轻城市的经济得以高速增长。1998年以来，廊坊市GDP年均增长幅度达到了11.4%，财政收入增幅则达到了20%，2002年全市GDP达到460亿元，财政收入比上年猛增了48%。“到2010年全国的计划是翻两番，我们的目标是翻三番。”张桂苓表示。

“现在，我们完全有资格有条件提出融入首都经济圈的目标。”廊坊市发改委副主任王振生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也指出：当北京和天津开始大规模的郊区城市化时，廊坊市必将成为这两个城市难得的共同的卫星城。

2003年12月29日，廊坊市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学习借鉴80年代东莞借助港澳而崛起、90年代昆山依托上海而腾飞的经验，探索21世纪之初如何使廊坊在首都经济圈中迅速崛起，全力打造继“珠三角之东莞、长三角之昆山”后的“首都圈之廊坊”。

几年来，廊坊市6个与北京接壤的县(市、区)已实现了农业结构与北京接轨，建了23个万亩以上种植基地、11个年产值亿元以上养殖基地。在廊坊通往北京的公路上，每天都有1.12万吨的30多个品种蔬菜,10多个品种肉类,运往北京160多家超市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廊坊每年供应北京市场高档绿色果菜4.3亿公斤，猪、牛、羊、鸡等畜产品3.45万吨。“北京80%的牛肉都来自廊坊。”廊坊市发改委的官员说。

但是，也应当承认，河北省自身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薛维君总结：主要是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河北省目前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与河北现在所处的沿海区域优势和环京津的区位优势不相适应，非但没有达到区位优势的要求，也从客观上妨碍了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在“北三县”人的意识里，早已没有行政区划的隔阂，自己与京津已经融为一体，这种融入不仅仅体现在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上，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现在，“北三县”许多居民家中都安装上了北京区号电话，仅在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就有一万多部。

三河市政府提出要打造好“三条线”：北京绿色食品供给线、北京高新技术产品接受线、北京旅游延伸线。大厂回族自治县提出，发挥自身优势，变围绕京津发展为融入京津发展。香河县提出，面向京津市场，打造五大特色产业，即沙发家具业、机械钣金业、包装印刷业、工艺美术业、电子产业。

北京申奥成功后，为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陆续将一批制造企业迁出。“北三县”政府了解情况后，积极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和企业磋商，热情欢迎这些企业迁入。据介绍，目前已有数十家北京企业迁入“北三县”，为“北三县”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人们担心的是，当河北省的北部在纳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过程，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