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经济圈为什么要整合

众所周知，华北地区有发展经济得天独厚的条件，两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作为华北经济圈的核心城市，130公里的超近距离，使二者联系起来极为便利，且河北的一些城市穿插其间，构成了区域特色。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又是全国公路、铁路枢纽，有全国最大的航空港，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达，资金雄厚，人力资源丰富，有中国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天津是老工业基地，轻工业比较发达，并且是国际性现代化港口城市；天津的滨海新区有1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河北省面积18.8万平方公里，在空间地理位置上构成北京、天津的腹地，为其提供充足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是北京、天津产业转移的大后方。

如此大的优势，为什么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因为分散的优势导致了各自为战，合力不足使潜在的生产力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有专家预测，如果实现华北经济圈的整合，这一地区的资源就可以实现有效配置，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可避免，进而实现优势互补。以京津为核心的华北圈，将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许多人看来，京津合作必将是一段天造地设的美满姻缘。

中国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需要实现整合

中国土地面积广阔，但人均土地资源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所需的土地更少。况且，这种用地直接与农业用地产生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卫星图象资料，我国目前共有耕地面积19.88亿亩，约占国土面积的13.8%，在耕地总面积中坡度小于8度的平耕地面积有12.9亿亩，约等于国土面积的9%。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王建的测算，只有占国土面积3%的平原可以用作其他方面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必须借鉴日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城市群为核心，在区域内实现分工，形成若干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以京津为核心的华北经济圈会当仁不让地成为领头羊之一。

根据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了“大都市带”的概念和形成的基本条件，我国目前也只有华北经济圈、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具备形成这种大都市群的雏形。这些条件包括，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区域内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了自己的都市区，而且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地区有密切的社会联系；三是有便利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城市间没有间隔，联系紧密；四是必须有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人以上；五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

一些权威专家的报告也同样显示出这一态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指出，中国经济向三大城市群集聚的趋势非常明显，只是中国目前的三大城市区聚集和创造财富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到全国的38%，中国京津环渤海地区的GDP约占8%，而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达到70%。

更加让人忧虑的是，目前京津环渤海城市群的劳动生产力明显偏低。根据世界劳动组织前段时间的公告计算，美国每一个劳动生产力已经达到6000多美元，欧洲4000多美元，亚洲地区香港已经达4700美元左右，居亚洲之首，而京津环渤海地区2002年每个劳动力只有680美元，因此是美国的11%，欧洲的15%，是香港平均的14%，也就是说美国劳动生产力是京津环渤海地区的8.9倍。从能源消耗上看，工业七国平均每创造一美元消耗的能源是11.7乘10的六次方，但是京津环渤海地区每创造一美元能耗的能源是69乘10的六次方，是美国的4.3倍。

京津冀地区如果在劳动生产率上进一步提高，而能源消耗上进一步降低，通过相应的整合，发展经济的贡献率要由现在的8%提高到未来的15%。也就是说全国GDP的15%应该在京津环渤海地区创造出来。现在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800人，未来将会扩大到1.1亿人。战略的带动能力迅速提高，低方案能带动全国土地面积的5%，中方案带动全国土地面积的10%，高方案能够带动全国土地面积的15%，达到150万平方公里左右。因此，一个大的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目前作为中国新一轮财富聚集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发展程度不一，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已趋向成熟，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基本形成规模，而发展最慢的环渤海地区还只是雏形。要实现更快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城市化整体战略设计中有一套明确的大城市区、大城市群的政策作为支撑。三大城市群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将由现在占全国GDP的38%提升到2010年的50%和2020年的65%。

可见，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布局中，华北经济圈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块“短板”，促进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获得与其区位优势相协调的地位不仅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任务与责任，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布局的战略要求。

城市间畸形竞争扭曲了资源配置

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比肩而立，产业结构非常类似，经济竞争动机强烈，而互补性合作动机却很弱。京津相互掣肘近50年，区域壁垒明显，北京一度大力发展重工业，致力于建设“经济中心和强大的工业基地”，与邻近的传统工业城市天津同构发展，并导致天津的衰退。全国统一划分的工业部门有130个，北京就占120个。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仅次于重工业城市沈阳。事实上，历史上北京是一座传统的消费型城市，而天津则由于交通优势，被定位于开放型的工商业城市。而近些年，北京逐渐加大汽车、钢铁等重大工业项目的投资。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使位于其侧的天津无法得到更多资源。于是很多天津人想着天津如何跳出北京的阴影自谋发展。而如今，更多的天津人已经意识到，天津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开北京的，只有加入到这一区域经济整合中，在这个大经济圈中实现分工合作才是惟一的出路。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虽然京津冀有若干城市，但这一地区缺乏能够统领经济发展的经济中心城市，尤其是缺乏一个能够像上海一样进行资源要素配置枢纽的城市。北京去年GDP总值达3000多亿，天津2000多亿，相差不大，在长江三角洲，上海GDP达6000多亿，比杭州等城市要高出许多，完全具备这种资源配置枢纽的功能。在此情况下，北京要统领天津，或者天津要统领北京，在经济规模和功能上都达不到。显然，传统的以一个大城市为核心，若干个具有专业化产业分工的中小城市，形成状的幅射区域，并不适合这一地区的整合。因为这一地区有两个直辖市，被称之为“双核”。然而，“双核”的GDP加在一起只等于上海一个“核”的GDP，更谈不上是世界级的。所以只有“双核”共同协手，共筹共建华北地区的大城市群，才能争取尽早进入世界竞争的行列。

1+1并不注定等于2，它既可能大于2，也可能小于2。这从三地过多的开发区中可略见一斑，盲目的建设并没有带来产业的集聚效应，反而引发对外来资本的激烈竞争。在142.69公里长的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分布着北京亦庄、永乐，廊坊、安平、燕郊，杨村、天津等1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据廊坊市发改委副主任王振生介绍，三地开发区之间招商引资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客商砍价越来越厉害，招商引资没有一次能敲定的。廊坊开发区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外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制动器的市场份额已占到了60%，其主要客户是一汽大众、奇瑞等厂家。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和中日合资的天津汽车生产基地均近在咫尺，但未能够形成产业联动。

区域合作的经验表明：产业集聚与产业带的形成是大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目前京津冀地区并没有形成能够凝聚本地区大中小各类城市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其中的原因就是“双核”的存在。北京和天津都想成为龙头，但都不具有龙头式的企业或行业，经济幅射力不强。况且，两个“双核”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动机，互补合作的动力不足。虽然环渤海地区围绕京津唐的诸多城市都处于城市开发的热潮中，但是都还没有从区域经济，从大城市群的角度去审视和规划，仍盲目地以能源和重化工为主，形成结构雷同，相互之间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这种内耗式的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不变内耗式的竞争为合作式的竞争，不把单打独斗的厮杀，变为京津冀城市群的真正的“双核”，这一地区的城市群也就带动不起来，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就得不到解决。

区域壁垒掣肘华北经济圈整合

有一些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北京应该有大量和城市功能定位相矛盾的产业向河北省扩散。而事实上，本该发生的事情并未如期而至，个中原因很多。但财政的“分灶吃饭”体制，使北京不愿意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产业。因为每一个企业都代表着当地的GDP和财政收入，如果走掉一个企业，GDP和财政收入就会遭到损失，这是任何一个从政者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GDP就是地区政绩的象征。

当然，在当前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随着北京的城市规模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城市功能庞杂，矛盾频现。由于缺乏合理的协作与分工，大北京地区范围内行政地位或经济实力相当的城市之间畸形竞争，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城市之间利益冲突，无行政隶属关系、经济实力不相当的城市之间不规范竞争。这一方面恶化了北京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北京的城市职能，加剧了首都的资源供给紧张和环境负荷加重的局面。现行的城市方针政策缺少联系在整个区域的城际竞争中，北京处于绝对优势，未能给予其它城市发展的机会，整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相比之下，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较为薄弱，土地荒漠化加剧，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下降，形成了一个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的“大漏斗”。随着奥运计划的实施，北京要举办一届“绿色奥运”，一些产业就不得不转移和调整，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意识、积极地超前谋划，而让这种扩散自发发生，时间会非常长，代价也很高，而且无法尽快形成区域内合理分工的格局，也不利于这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薛维君研究员慷慨陈词。

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解释这一地区实质性的协调还没有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市场力量不充分是主要原因，地区保护主义也是需要克服的障碍。我国各级行政区划划分严格，行政管理以行政区划为限，已经成了一种定式。政府对区划内的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过大。即使在经济改革已经深入的今天，由于京津唐地区国有经济份额较多，国有经济改革难度较大，从而使得行政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难以降低。

京津冀地区的港口建设最为典型，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很多港口“饿着肚子”忙扩建。在河北省、天津市64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从北到南依次分布着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虽然目前这几个港口都“吃不饱”，但各自仍在不断加大投资扩建力度。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十五”以来，秦皇岛港展开了大规模港口设施建设。2001年到2002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亿元，2003年投资14.3亿元。京唐港除了计划投资10多亿元建设第二港池，其深水港区曹妃甸，也在积极开展前期建设规划，计划在这里建设一个20万吨级进口矿石专用泊位及栈桥、引堤、护岸、工作船码头和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12.55亿元。天津港计划至2010年，围绕扩大规模、提升等级、调整结构、改善环境的目标，投资154亿元，完成港内北疆集装箱泊位、南疆散货和原油泊位、深水航道、北大防波堤等十大工程，并且建设港外20大配套工程，以构建起天津港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京津冀港口这种“”式的重复建设，不但已经造成目前吞吐能力的闲置和浪费，将来还有可能导致恶性竞争。在资源的利用上，天津社科院研究员季任钧认为，如果北京、河北抛开天津港，再投资建立新港口，是一种重复浪费。而且，要成为正式的国际性大港口，不只是投资的问题，还需要国际的认可。天津港是国际知名的港口已是事实，从目前看，天津的港口并没有饱和，北京、河北，都可以利用天津大型的国际型港口。而唐山市的有关领导认为，曹妃甸港的建设，可以充分利用国际矿产资源，使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减少；况且，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这一地区的港口并不密集。但无论如何，京津冀的港口布局与业务协调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其实，经济发展跟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由此带来了经济运行跟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这种矛盾在京津两地表现尤为明显。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经济圈所处位置显著，如果再不伸“手”商谈合作方式，这种落后局面还将持续下去。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表明，一个城市是不可能独自发展壮大的，昔日那种一个城市单独作战的发展方式，恐怕是不行了。“和则同兴，分则同衰”，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