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深度干渴

华北平原水资源全面紧张，对地下水普遍的掠夺性超采，形成了30多个“漏斗”区，地面沉降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

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沿西北方前行约30公里，巍巍太行山间，已经建成40年的黄壁庄水库，像一块温润的绿玉跃入眼中。晚春时节，垂柳吐绿，给人以置身江南水乡的错觉。

但在大坝之外的下游方向，滹沱河依旧干涸的河床和的白沙，却在提醒着华北平原长期缺水的残酷现实。

黄壁庄水库位于太行山东麓，设计总库容超过12亿立方米；连同位于其上游、总库容接近16亿立方米的岗南水库，像两道巨大的闸门，控制着作为海河支流的滹沱河超过2.3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它们不仅承担着下游数百万亩农田的灌溉重担，同时也是河北省会石家庄惟一的地表水源地。

在持续十余年的干旱之后，《财经》记者了解到，这两个设计总库容达28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目前蓄水仅在6亿立方米左右；其中的2亿立方米，还将被调至北京，以确保今年奥运会期间的用水安全。

对于河北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去冬今春以来，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统计，包括华北、东北在内的中国广大北方地区，遭遇了过去五年中最为严峻的干旱局面。河北省水利厅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初，全省降水量比历史同期下降了超过一半；其中衡水、邢台两市，更是少了七成以上。

黄壁庄水库管理局水情调度处处长安正刚不无忧虑地告诉《财经》记者，石家庄的饮用水已经预留出来，但下游的秋季灌溉水源还没有着落，“只能听天由命了”。

20世纪80年代初，华北平原遭遇大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恺称之为“京津冀第一次水危机”。20多年过去了，很大程度上依赖地下水的大量透支，这一地区的发展仍得以维系。但是，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为了奥运供水

进入5月，北京天气渐暖，奥运会的气氛也日渐浓烈。位于城市西北部的颐和园团城湖，也虚怀以待300多公里长途跋涉而来的3亿立方米河北水。

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数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仅这些水就足以满足北京市四年的工业用水。那时北京根本无需调用外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刘昌明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当时颐和园周围的农民还种植水稻，北京到处泉水喷涌，“盖房打地基，一挖就出水”。

过去半个世纪中，北京市的人口从200多万激增至现在的逾1700万（含流动人口）。人口总量膨胀的同时，北京市可利用的水资源在不断萎缩。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官厅水库年均入库水量从19.8亿立方米下降到3.1亿立方米，密云水库也从17亿立方米下降到了1999年的不足5亿立方米。

北京水务局的资料则显示，自1999年至今，北京更是遭遇了连续九年干旱。尤其是去年，北京市夏季降雨量仅为284.9毫米，大大低于年均450毫米的水平。永定河、潮白河流域来水量不足，官厅、密云两座水库蓄水量也比前年大幅减少。

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为确保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供水，北京市也在多方筹划。除张坊、怀柔、平谷三大应急水源陆续开始向城区供水，十年前因水质恶化退出饮用水供应的官厅水库，在经过环境整治后，也于去年重新进入对京供水序列。

同时，为保证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水量水质，河北承德、滦平、丰宁以及张家口市赤城等地的10万亩稻田，也正在陆续“退稻还旱”。

今年3月，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曾经表示，奥运会期间一旦地表水源不敷使用，必要时可以超采地下水。但为弥补地表水供应空缺，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水危机爆发以来，北京已连年超采地下水。迄今已累计超采80多亿立方米，而且还在以每年3亿-4亿立方米的规模上升。

目前，北京附近的一些自供水者，已不得不开始使用1000米以下的含水层，即深层地下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这是需要上百年才形成的‘子孙水’，要回补将非常漫长。”

在这种情况下，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工程也被加入“保障大军”。这一起点位于石家庄古运河枢纽的应急调水工程，将联合调度包括黄壁庄、岗南在内的四座水库，向北京输水。目前，整个工程已结构性完工，“冀水济京”的通道被打通。

但拱卫北京、天津这两个特大城市的河北，自身水源已朝不保夕。河北省防汛抗旱办公室顾问、高级工程师魏智敏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河北省年均用水量210亿立方米，但可供用水量仅160亿立方米；每年50亿立方米的亏空，只能靠超采地下水补充。“河北已累计超采地下水1000多亿立方米”，他说。

黄壁庄水库所在的水文站，记载着自1922年建站以来滹沱河流量的最高记录：1956年8月4日，13100立方米/秒。而如今，自大坝以下已完全断流。《财经》记者在现场看到，宽阔壮观的河床中，除了附近村民的麦田，到处都是白沙泛滥。

华北水系曾有着悠久的通航历史，在并不太遥远的上世纪60年代，乘小火轮可以从天津沿南运河直达河南安阳，沿滏阳河可直达邯郸。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华北平原的大部分河流像滹沱河一样干涸，普遍断流。华北的水，只留在老人的记忆里，和一些老水利图纵横遍布的蓝色脉络里。

“如今整个河北，只剩下白洋淀的几个渔村还有渔船往来。白洋淀的水，其实也是从黄河补来的。”魏智敏颇为感慨地对《财经》记者说。

“漏斗”上生存

在位于滹沱河畔的河北正定县曲阳桥镇西叩村，几百斤重的铁钻被吊塔高高吊起，钻进干涸的地表，再吊起来倒出泥土，如此反复。

这是村民安更生请来的打井队，他们要连续工作四个昼夜，才能打出一口90米深的机井。井口的旁边，就是等待灌溉才能拔节的麦地，以及因为太浅而干枯了的旧机井。这些六年前打的40米深的旧机井，早已因为深度不够，无水可抽了。

尽管上溯30余公里就是黄壁庄水库，但村民还是选择用机井浇地，因为购买灌渠的水过于昂贵。当地村民告诉《财经》记者，浇一亩地得五六十元钱，不划算。这个拥有4000多亩地的村庄，就依赖着上百口这样的机井生息。

当然，对于54岁的安更生而言，1980年以前种地的日子是值得怀念的。那时的平原水井，用一根扁担就能提上水来；浇麦子用手摇井，一早晨也能浇一亩地。现在几十米深的机井，抽半天才能浇一亩麦地，电表却转得飞快。

“现在不要交农业税了，种地成本却越来越高，越来越不赚钱。”他抱怨说。

在柏乡县西汪乡寨里西村，一个位于河北平原“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宁柏隆”（河北省宁晋、柏乡、隆尧三县）漏斗区上的普通村庄，情况就更为严峻。

村民魏民乐的新房子刚建到一半，就已经耗费了21车水，折合200多元。在这个地表看不到水的村子，任何用水都需要钱买，包括饮用水，也都是从村里惟一的公用水井里购买，8元钱一车。一车水大约3立方米，一家人省着用，大概可以维持20来天。

即使这样的局面也很难维持太久了。村民杨里峰告诉《财经》记者，这个月内，村里这口200米深的井可能就会没水了。这一带村民浇地的机井普遍深达200米，进一步加剧了地下水位的下降。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专家陈志恺告诉《财经》记者，像这样的机井，在整个华北平原有200多万个，它们在华北平原形成了30多个“漏斗”区，地面沉降面积已达5万平方公里。河北省、天津市、山东德州市的漏斗区，更是已经连成了一片。

这一切不仅抬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并影响着长期的粮食生产潜力。同时，还直接威胁到很多人的生存。

以寨里西村为例，2006年6月一场雨后，人们突然发现一条长八公里、宽数十厘米、最深处达十余米的巨大裂缝，仿佛一道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痕。地裂导致李琴等五户人家的房屋墙体和地面多处开裂，幸运的是未造成直接人身伤亡。

邢台市地震局和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后来的勘查都证实，地裂缝增多与超采地下水形成不规则地陷沉降有关。陈志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由于地下水持续严重超采，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整个海河流域平原已发现200多条地裂缝，而这一切迄今还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

水的争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华北地区就开始出现持续偏旱的趋势。

以河北为例。上世纪60年代以前，河北年均降雨量630毫米，水资源总量335亿立方米，而工农业和生活用水总计才40亿立方米。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随着人口膨胀和经济发展，河北总用水量急剧膨胀到210亿立方米，全省的可用水量却锐减到160亿立方米。

在陈志恺看来，对于水资源短缺的华北地区，一个恶性循环早已形成：水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导致工业和城市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用水又挤占生态环境用水，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

目前，华北地区整个生态退化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不仅地表水，地下水也被污染。根据海河水利委员会的评价结果，浅层地下水劣于国家地下水质量Ⅲ类标准（可饮用的标准）的分布面积达到96318平方公里，占评价总面积的近四分之三。此外，华北还每年引用30余亿立方米污水直接灌溉农作物，导致地下水、土壤和农作物被污染，污水灌溉区农作物中的铅、砷、汞、镉等重金属含量大大超标。

陈志恺对《财经》记者强调，这种严峻格局形成有自然因素，更多的还是人为因素。比如重化工业属于典型的高耗水行业，但在华北平原的工业结构中，重化工所占比重非常高。以严重缺水的河北为例，钢产量更是接近了一亿吨。

在这种失衡的产业结构背后，是地方政府难掩的经济增长冲动。当水资源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瓶颈的时候，对水的争夺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生死攸关。

今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河北省31名人大代表就联名提交议案《关于山西省不应修建吴家庄水库的建议》，强烈反对山西省在漳河干流浊漳河上游修建吴家庄水库。因为位于长治市黎城县的这一水库一旦上马，其3.6亿立方米的设计库容，将导致位于下游的岳城水库补充水量大大下降，邯郸、安阳、邢台等地缺水状况也会雪上加霜。山西省过去半个世纪来一直在推动这一项目，但在下游河南、河北两省的强烈反对下，始终难以获批。

水利部在回复议案中表示，鉴于漳河下游人民的强烈呼吁，原则上立即停止吴家庄水库项目的审批立项工作。但省际之间对于水的争夺，还远没有终点。

除了漳河，山西忻州也在滹沱河上游筹建一个库容为3.11亿立方米的坪上水库。忻州市设想把水库与五台山佛教旅游、驼梁山的自然风光旅游结合起来，把坪上水库建成和浙江类似的千岛湖，从而形成水上旅游“一条龙”。

这一举动也让河北省及其省会石家庄市绷紧神经。因为这个“千岛湖”距离石家庄饮用水源地岗南水库仅80公里，而岗南最近两年来平均库容已经锐减至一亿立方米。

在河北看来，这些争端都颇有“以邻为壑”的意味。但在山西省而言，也有自己的苦衷：源于该省的诸多河流每年为下游河北、河南送去大量水资源，却从来没有获得分文资源补偿费；将部分水量留用发展本省经济，似乎也无不妥。

在这一点上，河北似乎更有理由觉得委屈。即使不提此次奥运会应急供水计划，目前，北京重要的地表水源供应――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均系河北、北京共同修建。最初，河北每年可从这两个水库获得九亿立方米的额度；但到了1981年，随着北京出现水荒，在中央协调下，这些指标被全部无偿给了北京。

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抱怨说，无偿瓜分河北水资源的还有天津市。仅引滦（河）入（天）津工程，加上余桥水库对津的供应，河北每年给天津的水量就超过十亿立方米。虽然天津每月也缴纳了一定的水资源费，但这些都归到了海河水利委员会的名下，并未直接进入河北的“腰包”。

纾缓之道

由于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华北平原各省市之间发生的大小水资源争夺、冲突，或许难以悉数。

河北和河南民间的漳河水争，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冲突不断，90年代更曾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京津冀水权之争亦是历史悠久的老问题。2004年，小小的拒马河就曾触发了惊动中央的京冀水权之争。

“水仗” 从地表水抢到地下水，从田间地头打到中央，打到全国“两会”现场。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告诉《财经》记者，华北各省市区有关水资源争议问题的提案，几乎年年在全国“两会”上燃起硝烟。

如何“和谐同饮一河水”，成为华北干旱衍生的又一个棘手矛盾。

正在紧锣密鼓施工的南水北调工程，被诸多水资源专家认为是解决北方干旱燃眉之急的良方。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刘昌明对《财经》记者说，到2010年，按计划，南水北调中线全线贯通后，95亿立方米汉江水将大大缓解华北干旱。其中，京津将各增加10亿立方米的水供应。届时，北京可利用水资源将达到42亿立方米，有望基本实现供需平衡。河北也将分得34亿立方米水，可以基本弥补用水量缺口，从而减少同等的地下水超采量。

不过，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南水北调对于已经深度“干渴”的华北平原，依旧不是完全解决之道。一期工程所调水资源，至多只能纾缓华北城市的水危机；占到华北地区用水量约七成的农业用水，仍难得到满足，而地下水超采又绝大部分是用于农业灌溉。更何况，如果管理失控，长途跋涉而来的百余亿立方米水资源，亦将裹挟沿途大量的污染物北上。这对本来积疴成疾的华北，无疑是雪上加霜。

刘昌明坦承，从根本上说，干旱的华北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和人口群。但要保障粮食产量，华北的耕地面积就不可能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祈祷多下雨，就只有有效地节水以应对。

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目前华北农业用水还有巨大的节约空间。如果采用喷灌来代替目前的沟溪灌溉，用水量可以下降一半；采用更先进的滴灌技术，则可下降七成。但喷灌和滴灌的设备成本高昂，都不是传统的农业利润可以承受的，“这就需要国家从缓解整个水危机的整体考量出发，对推广这些农业节水措施进行补贴。”

体制上的变革或许也时不我待。1980年4月，水利部正式成立了海河水利委员会，旨在加强海河流域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但此后20余年的现实表明，海委会的综合协调管理效能难以尽如人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夏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解决好华北的水资源矛盾，加强流域水政统一管理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必须对流域内的工业、农业、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以及地表水、地下水，上、中、下游水资源都要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分配。

在夏军看来，海委会作为水利部属事业单位，不仅行政地位不强，法律地位也相当尴尬，在水行政管理事务中自然难以刚性行使权力；不能高效地发挥调配流域水资源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国外的经验看，流域管理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水资源利用保护和分配问题，还涉及到流域内的经济协调发展、产业整体布局、各利益方的协调与沟通等难题。这需要有一部权威的法律来明确各地区的权利和义务，并根据流域协作和损害补偿的原则来协调流域各地区利益。比如对于上游欠发达地区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上游经济发达地区应予以补偿等。

遗憾的是，生态补偿机制这一在国际上已经被成功实践的政策架构，在中国却迟迟难以实质性推广。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对《财经》记者表示，迄今为止，生态补偿机制仍然只能在浙江、山东等省内进行试点。而开展跨省、全流域性的试点，就需要冲破“诸侯经济”的藩篱，其面临的潜在阻力也可想而知。

没有人知道，不改变的代价到底会有多大。事实上，整个干渴的华北平原，已经脆弱到再也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比如另一个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