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重化工业”神话

我们还能依赖重化工业吗?

对于重化工业是否应该是整个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也就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应该控制在怎样的“度”上，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前对重化工业，是以举国之力发展，还是“举重若轻”，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实际上，是否有利于提高地区或国家的可持续竞争力，而非是否契合短期的经济增长数量目标，才应是对主导产业选择和判断的一个基本标准。选择世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集中资源加以发展，能够在提高国家竞争力方面起到一种高屋建瓴的作用。重化工业在越战结束之前基本上是世界产业的制高点。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直接把苏联推到了与美国数十年两强相争的格局。建国之初中国沿袭苏联的战略，无可厚非。

但不容置疑的是，现在重化工业早已不是世界产业的制高点。几个汽车工业的例子可以昭示这一点。在20世纪末，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被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收购的时候，美国无动于衷。这与当初美国国会拨巨款竭力支持艾科卡重振克莱斯勒的情形构成鲜明对比。去年通用汽车公司因为无力支付养老金，不得不专门发行债券来融资应对窘境。华尔街评论认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出现倒闭现象是迟早的事情。

重化工业不仅不能帮助摆脱经济危机，而且往往是造就现代经济衰退和危机的根源。日本具有强大的重化工业，其强有力的竞争在20世纪70、80年代使美国的重化工业风声鹤唳，底特律所在的五大湖区沦为“锈带”，当时压力之下的里根总统曾专门问未来学家托夫勒等人“美国还能保有制造业吗”?现在，无论是销售数量还是销售金额，日本品牌的汽车都已经超过美国品牌的汽车。但拥有世界顶尖的重化工业，对遏制日本的经济衰退却无济于事。

围绕着重化工业衍生的“土地泡沫”使日本经济深陷衰退的泥淖，至今无力自拔。韩国强大的重化工业，也没有帮助韩国躲过“亚洲金融危机”。相反，20世纪90年代后期，完成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轨的美国，出现了泡沫规模与日本的“土地泡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网络泡沫”。一时间，“美国会重蹈日本持久衰退的覆辙吗”的担忧甚嚣尘上。美国政经界的回答掷地有声：“不会!因为我们有日本根本无法比拟的金融服务业。”几年下来，事实证明，美国这―次经济衰退“异常地温和和短暂”。

从目前国内重化工业发展的一些事实看，重化工业很难支持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北京现代汽车200天就形成了5万辆轿车的产能，但“200天神话”和国家竞争力无论如何是有距离的。广州本田2003年产值达到230．68亿元人民币，员工人数只有4076人，以中专技校生为主，汽车工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应比较有限。业内人士称，在配件自供率基本只要20％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投资6000万人民币就能生产整车，因此资金密集型的说法也可以大打折扣。虽然产业链较长和中间产品多，但运用现代供应链管理已是小菜一碟。

因此，在经济服务化主导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发展重化工业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的世界竞争力，是刻舟求剑。任凭整个中国经济的重心，倾向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领域，以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是饮鸩止渴。面对“中国能避免重蹈日本持久衰退的覆辙吗?”的质疑时，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还能依赖重化工业吗”?

非常规力量推动的“重化工业热”

有人认为，重化工业能够“阶段化”而且可持续，就是因为市场机制开始在这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依据，一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市民需求进入万元级和十万元级的“大额消费阶段”；二是市场主体主要是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民营企业。这种“重化工业热”的“市场选择论”，一方面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必然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脚，另一方面客观上为政府宏观调控贴上了“背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进程”的标签，一些人因此认为政府介入是不必要的，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合理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但是，这种“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市场选择论”是很片面的。应当看到，当前重化工业的很大一部分需求，是由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热潮直接造就的。过去几年中，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共形成了3．2万多亿的国债投资规模，主要投向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讯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直接拉动了钢材、机械、建材和化工等行业的投资。

20世纪90年代末，地方政府首脑因为“国有企业投资一个亏损一个”而将精力转向“经营城市”。应该说，地方政府转向“经营城市”是政企分开的一次突破，也使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状况大大改观。问题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掌握庞大的资源，如土地、国有资产、政策特许经营权以及还可用于举债的政府信用。新城区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经营城市”的主要内容，如此庞大的政府资源被地方政府转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造就的规模可想而知。如果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的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规模还可以掐算，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形成的对重化工业的需求规模完全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已经可从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看出端倪。所以，吴敬琏认为地方政府对重化工业发展起了很坏的推动作用，对中国重化工业阶段的‘市场选择论”也不以为然。

“经营城市”过程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次“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地方市场割据的窠臼。原因是，―方面地方政府“经营城市”需要企业主体的配合，同时为增加当地的GDP产出需要避免“肥水流入外人田”，另一方面企业从降低市场风险的角度也需要锁定一部分当地市场。这次市场割据现象的一个表现是，各地重化工业中间产品价格的巨大差距。北京和云南的钢材价格可以相差一倍。

其次，一部分消费需求是被政策压制扭曲了的需求。“重化工业热”中的住房和汽车消费等部分需求总体上滞后，是中国经济政策长期忽视市场需求培育引导的结果。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是，前者着重配置资源投入，后者着重引导和培育市场需求。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在一个产业需求还是涓涓溪流时，很可能无法成为资源配置的方向，导致需求不断蓄积。即使成了资源配置的方向，由于相关企业被赋予垄断地位，市场定价往往过高，客观上仍旧形成压制需求的结果。

这种被压制的需求，到底规模有多大?什么时候进发?补偿性的市场增长能持续多长时间?市场补偿期结束以后会怎样?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往往使这种需求成为企业的“死亡陷阱”。以汽车市场为例，过去汽车价格高得离谱，居民汽车拥有率严重偏低。在2003年一部分市场需求突然释放，给人以市场规模极大的印象。但2004年汽车市场立即收缩转入持币观望的状态，主要汽车企业随之由供不应求变成库存激增，新成立的汽车销售4S店今年更是普遍亏损。

市场把门人的缺失

在这一轮重化工热中，金融市场发挥投资导向作用非常有限。当一些人断定市场机制已经在产业选择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市场只是产品市场。但是，等到产品上市的时候才意识到产能过剩，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控制和引导产业投资规模的最佳时刻应该是投资决策的环节。金融市场是企业、供应商、投资者、政府以及其他相关利益体等就产业政策进行协商角力的场所。金融市场汇总的信息和投资者的“拷问”是促使企业防微杜渐、更理性地选择投资方向的基础。金融市场的产业投资导向作用不容忽略。

这―轮重化工业热，正好遭遇中国股市连年下滑，股市融资功能大大削弱，金融市场的产业投资导向作用自然无从发挥。重化工业投资的来源，主要以企业所在地区的银行贷款和民间融资为主，使这次重化工业热具有浓郁的“暗箱操作”色彩。再加上重化工业本身产业链条长，信息传导灵敏度低，导致企业投资决策的信息很不充分。因此，这次重化工业热即使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丝毫不足为奇。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中国重化工业产能大过剩的征兆：2004年是中国轿车业的“过剩年”已经铁板钉钉。在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的中国钢铁业转向国际市场，已经引起世界钢铁巨头的恐慌。根据目前的投资规模，电力过剩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重化工业热”并不是市场主导选择的，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引致的。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方面由于一些制度因素发挥了不恰当甚至阻碍的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未到完善“收关”的阶段，市场机制要确立并发挥作用还任重道远。另一个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不能因噎废食地排除宏观调控等政策发挥正确的作用。

重化工业不能自然带动服务业

“中国重化工业”神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填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主导产业“断档期”，保证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除了重化工业，似乎别无选择，而且，重化工业的发展，能够催生生产业的需求，从而带动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

短期之内，中国服务业不可能强有力地支撑经济增长。基本上很少有人会反对这一判断。唯GDP和税收是瞻的地方政府，已经惊人―致地选择了重化工业。吴敬琏呼吁“大力发展服务业”时，实际上也很清楚中国发展服务业的艰巨性。虽然，吴敬琏和他反对的“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观点持有者：实际上都没有能够回答“服务业大规模发展，什么时候可能?”的问题。但是两者的观点取向是不同的，前者认为应将发展服务业立即优先列入中国经济政策的日程表；后者认为没有必要。

相比之下，重化工业发展能否带动服务业大规模发展，对能否减少今后中国经济波动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出现过重化工业急刹车的现象。―旦重化工业发展在中国急刹车，而重化工业的发展又没有为服务业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的话，中国经济就存在大起大落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澄清，重化工业发展，并不能自然地带动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

重化工业发展并不能帮助具备服务业大规模发展所需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并不慢，关键是服务企业形成规模难。服务企业规模化经营需要的专业人才、软件信息技术、流程管理，基于生产线管理的重化工业根本无力提供。例如，在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人员，往往只能找到低层次的服务业职位，收入剧减，可见制造业人才与服务业人才是两码事。

而更关键的是，服务业比制造业更依赖制度性的因素。原因很简单，服务是无形的，不像制造业产品看得见摸得着，更需要法律制度政策的规范。例如，北京是中国服务业GDP比例最高的城市，从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看，北京要远高于香港。但是专业服务人才的数量和素质，北京却远逊于香港。2000年北京有律师事务所345个，职业律师5495人，而香港分别是9140个和11万人。除了根本的制度性因素，这种“鸿沟”实在无从解释。没有法律制度政策的根本调整，中国不可能摆脱对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在所谓“在实际部门工作的人士”当中，吴敬琏“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呼吁没有市场是正常的。

2005年产业政策的突破口

因此，关于“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争议，核心是“继续与重化工业共舞，还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虽然这种非此即彼的问题提法，本身过于简单化，相关的争议也不难归结为“现实的(重化工业)不合理，合理的(服务业)不现实”的悖论。但是放在当前推行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这种现实性和合理性南辕北辙的状况，实在令人扼腕。

而围绕着“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争议中暴露的问题，切实地理顺和解决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等关系，调整和建立政府的指导、规范和监督机制，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转移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形成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多方动态一致性，则完全可以使2005年的新产业政策制订和执行成为加强我党执政能力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