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写实小说的得与失

内容摘要：新写实是80年代后期崛起于文坛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小说创作潮流。它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将日常生活叙事提到较高的位置，显示出对底层人民生存困境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但受社会转型期务实文化心态影响, 新写实小说又不免其局限性。这就决定了新写实小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方式，还是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都具有“过渡性”性质，很难维持较长的发展期。

关键词：新写实 社会转型 还原生活 零度情感 局限

一.新写实产生的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变革处于波谷时期，改革的深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人们变得更加“务实”，急功近利的实惠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风充斥着社会，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混乱和失落。此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面对变化显得无所适从，生存的困境面前他们无力逃脱处处碰壁，为了“活着”只能妥协忍让。平静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使他们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生活的困境。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是必然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诉求的。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政治干预生活，曲解了生活的本真，使文学创作的关注对象与现实生活构成了疏离，与社会大众的阅读期待相割裂了。“由于泛政治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的紧密结合从价值观念到话语构型两个方面都有力地抑制了作家们‘写实’的能力，甚至阻碍着他们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解。因此，新时期的文学变革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话语构型方面都存在着一个走出泛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让文学艺术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情感及其话语形态摆脱单一的政治视野的制约，以充分展现出生活和艺术的多样性。”[1]在这种呼吁下“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新写实小说便顺应历史变化和人们的诉求，成为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潮。

二.新写实之“得”——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挑战与突破

新写实之“新”在于新时期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在题材内容、价值取向、叙述方式、叙述视点等方面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挑战与突破，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正体现于此。

从题材内容的选择看，还原生活本相，在作品中表现生活的“纯态事实”是新写实最基本的创作特征，也是消解泛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创作策略。新写实代表作家池莉说过“我就是要看看人生中是哪些生活细节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命轨迹和精神。”因此，新写实作家排斥政治对生活的干预，强调生活的原汁原味，使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现象成为文学创作的本体。如《一地鸡毛》中小林的全部生活都是围绕孩子、蜂窝煤和大白菜展开，他的眼里没有热闹的外部世界，没有曾经的理想和抱负，只有实实在在的生活，生活的幸福感体现在 “如果收拾完大白菜, 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 让他喝瓶啤酒,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从价值取向上看，新写实追求世俗化和平民化的价值观，不谈“主义”只谈“日子”。它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理想化”“英雄化”的“伪真实”“伪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将理想和崇高彻底撕裂，文学作品不再刻意追究生活的本质及意义，而是将叙述视角下移，将更多的将目光投向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和小人物理想的破灭。在《一地鸡毛》中小林和大学同学“小李白”的相遇“你还写诗吗?”“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在写诗,不得饿死!你结婚了吗?”小林说:“孩子都三岁了!”“小李白”拍了一下巴掌:“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 不要异想天开, 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 就在人堆里混, 什么都不想, 最舒服, 你说呢?”小林深有同感,于是点点头。“小李白”的变化让我们看到理想被嘲弄，人们不再把目光放在未来，更加务实更加注重物质性和享受性的生活方式。

从叙述方式上看，“零度情感”是新写实的主要话语方式。强调作家在作品中淡化主观情感介入，不对所描写的生活现象进行主观评价，而是把评价的权力交给了读者。排斥传统现实主义中政治干预生活的创作方式，摒弃作者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弱化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作家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客观的作小人物的最佳代言人，帮助他们直面生活直面人生。叙述过程中热衷于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描写，淡化情节和逻辑关系，呈现随机性、偶然性、琐碎的真实生活。

三.新写实之“失”——先天的局限性

在社会务实文化心态的影响下，新写实作家通过“零度情感”“终止判断”的创作方式还原世俗化、市民化生活的本来面目，帮助底层人民直面生活直面人生。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等琐碎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作家关注的重点。“只有在新写实的作品中，日常生活才真正由神圣化走向了生活化，生活才还原了其本来面目。”[2]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是因为其关注琐碎的烦恼人生和生存的困境，却又无法超越而不得不妥协退让的尴尬情境，造就了其自身的局限性。

从还原生活本相的角度看，初读新写实小说会感觉亲切，产生“生活就是如此”的强烈认同感。但读多了之后，不免感觉压抑，甚至质疑“生活就是这样吗？生活只能这样吗？”新写实小说不遗余力的展示生活的琐碎和困境，环境具有不可超越性甚至能左右人物命运。这种夸大外因的创作方法，加剧了读者对现实生活的迷茫无助，理想和信仰被撕裂，生活只有说不出道不尽的悲观。“苟活”便是此时人们的生活态度。如《活着》中写到“人是为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池莉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笔下的何汉晴劝慰自己“想不开的事情太多，要养成想不开也得想得开的习惯”“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这一场累，可能人就是得把他这一生该受的累受完，才能去死。”

造成这样的尴尬是因为“新写实小说无意完成任何观念的升华，无意给时代提供某种文化镜像，它们仅仅是纯粹的生活事实。”[3]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认清“真实是作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它的全部价值”。作家的艺术创作不仅仅要做到“恤民”即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真实的刻画人民的生存现状，反映时代精神和诉求，更重要的是做到“问天”即拷问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承担起文学的社会责任，帮助人们意识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突破口。而这一点恰恰是新写实所缺失的。

“零度情感”的话语方式，陈思和以“消极”一词来概括其后果。主体情感支配力的丧失表现于“作品中对平庸无奈的生存状况逐渐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所有改变现实的理想因素都被消解，最后存留下来的潜在态度无非就是迁就、认同于这种本来极需改变的现状。”的确零度情感的创作方式对于还原生活本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叙述过程中“终止判断”把评价权力完全交给读者则必然会导致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失，使文学作品丧失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精神的引导作用。没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是难以长存难以经典化的。

四.新写实的文学史意义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性、世俗性、物质性和享受性为内在质地的文化，是为大众而生产的文化，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而新写实与大众意识对接，极力消解崇高，以一种无意义、无必然、反严肃、反英雄等后现代主义语码为自己的鲜明标记，体现了一种新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是对“五四”以来游离大众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补正。

但是，新写实其自身的局限性也让我们认识到“写实是在打球，是一个迂回。凭直观感受，没有强大的力量把握世界，所以产生不了大作品，未来文学应打破一切格局，融入作者强大的理性和情感力量”。[4]

参考文献：

[1]王又平：《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第20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张永清：《新时期文学思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程云莉：《下沉视点 反抗虚构——论“新写实”的创作特点》[J]，西北大学学报，2003（3）.

[4]丁永强整理：《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5]王、尹华斌：《大众文化视野下的新写实主义文学特质》，孝感学院学报，2003（3）.

[6]林漫宙、郭宝亮：《尴尬中的超越——新写实小说现状思考》，海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7]王晖：《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写实》，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5月第3期.

[8]王炜：《零度情感：新写实的话语方式而非话语目的》，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3月.

郑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